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以血缘为纽带的彝族“哎哺”（原始）社会，在西南地区分别结成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胞族、氏族和部落族群。这个时期的过程十分漫长，又极少有文字记载，我们今天还很难确切地知道这些族群、部落的具体情况，但知道在他们还没有完全定居下来从事比较稳定的农业生产前，他们之间的迁徙交流一直是很频繁的。这些频繁的交流情况，我们从全国彝区包括文山州在内的许多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的遗物中，可以粗略地窥视到西南彝区古代原始人群的大体分布状况，这些情况可从后来逐渐出现的彝文记载和口碑传承中得到验证。文山州发现的不少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以及后来的青铜器时代文化遗存，与彝族聚居中心地区的滇池、洱海及金沙江流域的出土文物有许多相似共通之处，说明文山州在远古时期就与其他地区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为此，完全可以作这样的合理推断：我们虽然不知道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与其他地区猿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但作为自古就生息繁衍在大西南这块土地上的主要土著民族，彝族自然应是“元谋猿人”后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关古代西南彝族先民分布的文字记载，汉文直到秦汉时期才开始出现，之后逐步增多，但古时因为中原中央政权驻地与西南边疆地区相距遥远，加之古代交通十分不便，信息闭塞，封建统治者的史官们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记录中，使用的大都是间接而来的二手、三手以上的材料，甚至还有少数道听途说的信息，加之各地官吏在对少数民族的认识、理解以及民族语言译音上的异同，加上些歧视心理，史实记述不可能做到很准确，因而不可避免出现了一些误解和误记，甚至有的以偏概全，事实完全没有了本来面目。(www.daowen.com)

司马迁是一个很注重客观记实的大史学家，他到过全国很多地方，但没有到过云南，因此他在其《史记》中对“西南夷”的记述，也就只有几个大的部落联盟国家名称，然后“以数十计”而概括之，没有办法全面介绍。因此，春秋战国以前的西南地区彝族社会情况，我们很难从汉文史料中去准确了解和把握。作为自古以来就一直居住在祖国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彝族，包括文山州的彝族，我们可从各种彝文史料、历史传说、考古发掘以及人们一代代的口碑相传中，看到远古时期彝族社会族群的分布情况，以及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物产资源等经济社会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