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500年左右的彝族乾阳运年时期，部分生活在今滇西及川西南一带的古夷人北迁甘青高原，与先前迁徙去那里的轩辕氏部落融合。到大禹时代，这支融合后的部落又分为南北两支，在北的大禹一支北上内蒙，南下中原，和中原地区的其他族群再融合，形成了之后的华夏族，并由此建立起了中国早期的奴隶制王朝——夏朝。西周初年，先前北上的一支古夷人，在其首领希慕遮的带领下，返回了原籍西南地区，但他们仍然归属在中原中央王朝的大统一之中，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所以说彝族和汉族同源共祖，这是彝汉两种文字都同样记载着的历史。而在对上古历史的有关记载中，彝文史料的记载则更早，也相对较多一些。彝文史料和彝族民间传说中都有类似的记录，远古时期的大西南夷族和古蜀国君王族（也是夷族），先是一部分南源北迁，之后在北迁族群中，有一部分又返回大西南和蜀地，他们是“蒙苴眉人黄”（轩辕黄帝）之次房所生长子“苴眉契”（轩孟契，或殷契，或契卢，即昌意）大宗支。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黄帝长子昌意从长江域城南下“降居若水”（今雅砻江，彝语称诺矣，即黑水），娶蜀山氏的姑娘，生了后来的颛顼帝。因此，汉族和彝族都把自己的远祖追溯到轩辕黄帝，这是有史料记录根据的。到如今，包括文山州在内的许多彝族，在举行各种不同形式和规模的祭祀祖先的活动中，或平时各家各户给祖宗祭献食物或贡品时，口念的第一句辞就是“轩轩”或“轩辕”。然后各宗支按各自的历代祖宗名，从古到今依代诵念下去，一直念到新近去世的老人名字为止，这是一支支源源不断的彝族历史分支源流。虽然现在能准确背诵历代祖宗之名的人已经极少了，但念颂“轩轩”或“轩辕”的人还是有一定的数量的。

约在公元前2300年前，苴眉契的后代“仲碧”（仲牟由或仲碧额）在蜀地建立了古蜀国。古蜀国的主体民族汉文记为“叟”，即后来汉文史料中所记的“蜀叟”，也就是汉文史书记载的夷人小种曰叟。

有人认为，“叟”就是“苏”，是“苏”的近音异写字，其实“叟”“苏”都是指西南夷，是一回事。

古蜀国传到十二代王时，蜀地发生大洪难，笃孟（笃慕）率领部分部族从蜀地返回祖籍地滇东北洛尼白，即汉文所记的洛尼山。笃慕在洛尼山娶妻三房，每房各生两子，共六子。六子长大分支后，被分封到其他地方建立各自的部落，发展各自的势力范围，成为彝族历史上著名的“六祖”，这些口碑传说与彝文史料记载都大体相同。

“六祖”分支是彝族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一些彝族学者研究分析认为，今文山州内的彝族，除了少数属“六祖”之前的分支外，大多数都是六祖的后裔，他们进入今文山州的时间有先有后。

在一些史料中有明确的记载，首先是西汉年间的夜郎、漏卧、句町等侯国争斗，以及之后不久爆发的奴隶起义期间，有一部分彝族先民进入了今滇东南、黔西南和桂西地区，这部分彝族后来大都融入其他民族中。其次是蜀汉诸葛亮平定南中时期，这一时期进入今文山州境内的彝族，主要分布在东南部的富宁、广南、麻栗坡和西畴等县，以及相邻的广西西部。后来有一部分又进入了安南（今越南），他们中有不少是孟获部族的后裔。然后是魏晋南北朝爨氏势力大扩张时期，这一时期与上几次不同，不少内地来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在民族融合中大都融入彝族。之后的南诏国强盛时期和东方乌蛮助段氏建大理国时期也有这样的情况。最后是明朝实施“军民屯垦”和“移民就宽乡”政策时期，以及明清两代实施“改土归流”政策时期，进入文山州的彝族也不少，但这一时期进入今文山州境的彝族，大多数进入山区，在坝区的则渐渐融入到汉族和其他民族中。

彝族拥有一个古老的民族族称，那就是“尼苏”，汉文史料中大都称作“夷”，是针对“持弓狩猎”的生活特点而言的。而彝语中的“尼苏”，“尼”的意思是黑，“苏”的意思是族或人。“尼”在各地、各支系中的发音有所不同（主要是平仄声调上的不同），也因此造成了各地及文译音用字中的许多不同，但大都又是相近或相通的，说的都是黑的意思。新中国建立以前，文山州彝族说自己是彝（夷）族的人并不多，大都以支系名为族名，如仆拉、倮、葛（格、革）、孟武（阿武）、阿细（西、系、喜）、阿扎等。虽然各地、各支系在名称、称谓、时间、方位、地点等方面都有不小的差异，但总体上说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如诺、乃、聂、纳、那等，族称就写成了诺苏、乃苏、纳苏、尼苏、聂苏、聂素等。尼、诺、聂、乃、那、纳等是不同地区和支系间的变音或汉字异写。这些从变音、异写中产生的差异，还与其居住地区的自然特点及社会环境状况相关，如“山苏”；与地区间民族杂居交融情况相关，如将“尼”与“苏”分开，同一地区特点的地方名称相连接，便形成了不同地区的地方名称或支系名称，如此长期不断地分支扩展，使民族的称谓越来越纷繁复杂，往往让人不知所云。尽管如此，我们从古老的源头“尼苏”顺流下寻，仍能大体上看出其分支脉络。这种大体的分支脉络是“苏”不变，诺、乃、纳、聂等则是不同地区的同音或近音异写，都是“黑”的意思，至今全国许多地方彝族仍沿用着这样的自称，文山州也一样。稍后一些出现的“卢”和“罗”，即“罗”和“倮”，则是由古卢部落和古罗部落的部落名称转化而来的。一些带有前置语气词“阿”的支系名称，如阿西（细、系、喜）、阿乌、阿扎、阿苏、阿倮等，“阿”只表示情感语气没有实在意义，后面的西、乌、扎、苏、倮等，则是地区或支系中的历史遗留。而对彝族最古老的汉语统一称谓是“夷”，即持弓弩狩猎的民族。之后又有许多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族称，如“昆明”“夜郎”“哀牢”“蛮”“蜀”“叟”“裔”“焚”“笮”“爨”“倮”等。另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彝族内部各支系的自称和他称还有以崇拜物、住地地域环境，或部落名以及部落首领名，或本支系中的势力强弱及贫富歧视等而发生变化，致使后来的许多人不明其源，不知所云，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混乱状况。但把汉彝两种文字综合起来加以辨析验证，仍然大体上可以看出其源的始起和其流的走向。文山州的彝族也是一样的。

现在彝族称谓用的“彝”字，是从历史上的“夷”演变而来的。“夷”原本无褒贬之意，意思是指持弓的狩猎人。后来则引申为有好有坏，如“夷为平地”，表示破坏，含有贬义；“化险为夷”，则表示从危险中转变为平安，没有贬义。但在中国历史上，当“夷”成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名称时，就带有了一种野蛮、落后的含义了。

所以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下，将“彝”用来代替“夷”，表示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歧视。从字形上理解，“彝”字结构中有粮、有衣、有房，表示丰衣足食。而作为古代的一种祭祀重器，彝又有珍贵、神圣之意。用“彝”作族名，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和关怀，这就是今天使用“彝族”这一族称的来历。

关于彝族的起源问题，史学界有多种说法，其中有北来氐羌说，东来楚人说，南来濮人、越人说，西南土著人说，还有西来的雅利安人说。在这几种说法中，西来的雅利安人说太简单抽象，显得很离谱，没有事实根据。而历史上长期沿袭下来的北来氐羌说的观点，则又把主体和次体搞颠倒了。事实上，所谓的氐羌人南下，主要是先前北上的一部分古夷人南下，返回原祖籍西南夷地区。因此，现今越来越多的相关专家学者认为，历史上，西北地区的氐羌族群虽然进入过西南彝区，并有一部分融入到了西南地区的彝语支民族中，但与西南地区人数众多的彝语支各民族人口相比，氐羌族群只是少数，是他们回迁故里融入彝语支各民族中，特别是融入彝族这一彝语支民族的主体中，而不是彝族融入氐羌族群中，成为氐羌系统的组成部分。东来人说和南来濮人、越人说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各自又都有其片面性，总体上也不完全准确。尤其是其中的濮人，说他们是南来族群更无历史根据。

经过对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以及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彝文史料不断的深入考察的研究成果表明，彝族自古是土生土长在西南地区的古老世居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也融合进了部分北来的氐人和羌人，以及东来的楚人，南来的濮人（实际上濮人并非南来）和越人，以及中原来的汉人等。同时，彝族自己也有不少融合到了汉族和其他民族中，这是世界上许多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他们的来源和历史过程情况是很复杂的，都经历了多个族群的融合。彝族的历史来源和形成过程同样也不例外，是从不同的族群相互交汇融合而成的。当然，彝族又无疑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原住民，而孕育这一原住民的中国西南地区，是地球生命演化史上占有特别重要地位的地区，彝族自然是这一地区原住民中最重要的主体民族。这说明一个民族的历史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是语言，二是文字，三是文化。三者统一，脉络清楚，繁富深厚，这个民族的历史必悠久无疑。

现在，彝族是西南土著民族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逐步达成共识。虽然仍有少数的不同意见，这也是很自然的，我们虽然不能认同这些不同的观点，但也不会去否定。我们强调的是史实证据和这种史证的可靠性，用事实说话。

西南地区古时是夷、越、濮三大族群系统聚居区，而夷族是三大族群中最大的族群。这一点，我们从有历史记录以来的史籍记载中可以看到。西汉司马迁写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载的“嶲”和“昆明人”，汉末到晋时所记载的“叟”，其主体就是夷族，即彝族先民。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爨”“乌蛮”，以及元、明、清时期的“罗罗”或“倮倮”等，也主要指的是彝族先民。这些历史，我们从元谋大墩子和大理佛顶，马龙、白云以及滇池东岸等地区古村落遗址中的“半穴居房屋”“平顶房”“草项锥形房”，以及“平地支石为灶”“火塘内又支石块”等一系列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在彝族历史典籍和口碑传说中，所反映的人类起源背景都离不开西南彝族地区，尤其是离不开滇池、洱海、金沙江两岸、四川安宁河、雅砻江流域，以及兹兹蒲武（昭通）地区。在文山州，各地各支系彝族送祖归宗路线的最终目标，基本上都是指向这些地方，其中又以滇池地区最多，最远的到滇西北和川西的雪山分布也区。至今，昆明滇池岸的乌龙铺、石碑村、安江村（古城）、团山村、石寨山、河泊所、渠西里、兴旺村、后村、白塔村、白塔山、老街等地，还有许多彝族先民食螺肉时遗留堆积起来的螺壳，这就是汉文史料记载中的“螺壳城”。文山州的彝族，特别是州境中西部和西北部的不少彝族，都把“螺壳城”称为“谷窝”，把“呈贡”称为“钱戈”，是许多彝族人送祖归宗的目的地。之后，“谷窝”演变成为彝语中昆明的代名词，称昆明为“谷窝”。这些螺壳堆积中有用来做捕鱼工具的网坠，说明这些地方的部落主要从事渔猎。至今，在广南、富宁一带的一些彝族人中，还有用鱼和虾来祭祀祖先的习惯。(www.daowen.com)

秦汉时期，彝族在汉文史籍记载中，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一起被广义地统称为“西南夷”，蜀汉以后又称为“南中”，其中有不少的部落名称，如“昆明”“叟”“内嶲”“罗”“卢”“焚”等，狭义的“夷”指的就是彝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为“爨”或“爨氐泼”，有的把“泼”写作“仆”“扑”“濮”等，都是“人”或“族”的意思。唐宋时期称“乌蛮”（或称“卢鹿”或“落兰”）等。元、明、清直至民国时期，除少数仍沿袭元、明、清以前的称呼外，大都改称为“倮”或“倮倮”，有的写作“罗罗”。“罗倮”和“罗夷”，在彝语中都是“龙、虎”之意，是同音异写字，只有去声和入声的区别。新中国成立后，将统称的“夷”改为“彝”，即统称为彝族。

和其他地区的彝族一样，文山州彝族的他称和自称也比较繁多复杂，汉文中的他称有倮倮（罗罗、卢鹿）、仆喇（仆拉、普腊）；壮语称为濮孟、濮叉或濮毕；苗语称为蛮；瑶语称为娄倮等。自称则更多，如“所都”“罗罗布”“希期麻”“改斯泼”“波罗”“诺苏泼”“尼苏泼”“罗苏泼”“鲁苏泼（鲁兀泼）”“乃苏仆”“倮倮泼（罗罗泼）”“阿扎”“昨科”“阿彝”“嘿”“葛倮”“葛仆（格仆）”“托拉泼”“托拉葩”“阿度”“阿嘎”“阿细（阿西、阿喜或嘎叟）”“撒尼”“阿武”“蒙吉（蒙鸡、母鸡）”等自称下面，还可以细分为“黑彝”“白彝”“花彝”“黑倮”“白倮”“花倮”“黑仆”“白仆”“花仆”“香堂”“普标”等。

“苏”“尼”“罗”“倮”是古老的彝族自称留存，“泼”“颇”“仆”“葩”“嘎”“布”“普”等，是不同地区、不同支系中的异写，都是“人”或“族”的意思。“阿”是语气词前置，无其他含义。这些繁多的称呼，有的是旧社会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在名称上的同音异写形成的；有的是彝族地区间、支系间的语言差别形成的；有的则是旧社会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诬称。其实，除了少数因历史、区域等原因难以厘清归系外，大多数彝族支系语言在发音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他，他中有你有我，我中有你有他，相互交叉。只要加以认真分析，就会明白差别并不是很大，因而都可以归系到“苏”“倮”“仆”三大彝族支系中，其中的“仆”则是从“人”或“族”转化而来的。这些繁多的自称或他称，与其他地区的彝族都是一样的。

文山州各地区彝族支系在生活习俗上仍保留着许多本民族的共同特点，但也有差别，特别在服饰上差别较大，即使是同一个支系，在地区间也有很大不同。富宁县、麻栗坡县和广南县东部的部分彝族，除服饰差别外，其生产生活中已融入了许多壮族的特点，语言中也融入了少数壮语。

秦汉以前，即“西南夷”以前的彝（夷）族，各“夷”部落之间，或不同部落及族群之问的迁徙、交流、分化和融合的情况十分频繁。这一时期，汉文史籍对文山州彝族情况的记载基本上是风毛麟角。但彝文史籍记载就不一样了，我们不仅可以从许多的彝文史书中看到如同上面一些段落中所叙述到的秦汉以前，即“西南夷”以前全国彝区彝族的分布和发展变化情况，还知道了在“西南夷”后期的夜郎、漏卧、句町等部落联盟国家相互争斗中，部分彝族已进入了今天的广南、富宁及桂西地区。以彝族先民为主体的漏卧在争斗中灭亡前，其势力范围已扩展到了今丘北县北部和广南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漏卧灭亡后，这些地区自然也就成了夜郎或句町的势力范围。这样的历史记载，在汉文史籍中是看不到的。

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地区，到蜀汉和魏晋南北朝时后被称之为“南中”或宁州，这一时期的“昆明”“嶲”“焚”“叟”等部落或族群，到南北朝后期逐步分化出成“乌蛮”“白蛮”“施蛮”“顺蛮”“和蛮”等，但其主体仍属于彝族系统的“昆明”“叟”“嶲”和汉族融入彝族中产生的“爨蛮”等。这一时期，一部分彝族倮支系人先后进入了文山、西畴、马关、麻栗坡、广南、富宁等县（市），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一时期，今西畴麻栗坡县一带曾出现过“都梦”这一部落名称，后转化为地名和部落名，进而又转化为县名，即汉朝时期的都梦县。富宁县彝族传唱的《铜鼓歌》中也有这样的记述。“都梦”是彝族六祖之父“笃慕”的谐音，是彝族人为记念先祖，而用先祖名作部落之名，之后又转化为部落国家名，进而又转化为县名而留存下来。

南北朝到隋、唐（南诏）、宋（大理）时期，以仆支系人和“爨人”居多的一大批彝族群体又先后进入今文山、砚山、丘北、马关等县（市），以及广南县西部地区，为爨氏（仁哲）统治的归州安南都护府管辖区域，他们和先期进入今文山州的倮支系人一道，先后建立起了王弄部、阿月部、强现三部（牙部、车部、空亭部）、维摩部等，是后来东方三十七部乌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明、清时期，先后有以黑彝尼苏（乃苏、纳苏、聂苏、聂素、波罗、阿扎……）、白彝（阿西、阿细、撒尼……）居多的彝族群体又从临安府（建水）、广西府（泸西）迁入文山州西部地区。

丘北和砚山两县的大多数黑彝各分支人，以及少部分白彝各分支人，他们的历史迁徙路线是：昆明—昭通—罗平—泸西—丘北；昆明—昭通—宜良—通海（有的说建水）—开远—弥勒—砚山。居住在丘北县的撒尼支系人，则是到了清朝中期以后，才从石林（路南）、弥勒等地迁入的，他们是进入今文山州较晚的一支彝族。

到了清朝中期以后，除了少数地区还有部分小范围的流动外，文山州的彝族聚居区的情况已基本稳定下来，不再有大的变动。

所以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贡献，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者。随着社会的进步、考古的发现、研究的深入，中华文化会更加异彩纷呈，闪耀在人类世界文明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