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研究汇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方面，根据Goldberg and Knetter（1997）的研究，在美国只有大约60％的汇率变化传递给了进口价格。对这种现象的主要解释就是，当汇率变化时，许多进口商和出口商都仅仅是减少或增加他们的价格加成从而固定他们的价格。这些行为被称为盯市。许多厂商可能会选择暂时损失的利润而不是丢失的市场份额。Mann（1986）讨论了可能影响汇率传递的宏观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汇率的波动性。汇率波动大，可能使得进口商更加谨慎地调整价格，他们更愿意调整边际利润，从而减少汇率传递。因此在汇率波动大的国家汇率传递将要小很多。在总需求（由产出缺口代表，proxied by output gap）变动大的国家汇率传递也将小很多（McCarthy，1999）。此外，如果在汇率向国内价格传递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时滞，汇率贬值对通货膨胀只有有限的影响（Rowland，2003）。

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表明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例如，Frankel（2005）发现20世纪90年代汇率传递效应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他们认为各国之间的套利障碍和Krugman（1987）指出的“依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现象是导致汇率传递效应下降的原因。Gagnon和Ihrig（2004）也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汇率传递效应的下降做出了解释，他们的分析表明低传递效应可以归因于许多中央银行越来越强调通胀的稳定性。Campa和Goldberg（2005）对23个OECD国家1975—2003年的季度数据的分析表明，汇率传递效应表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传递效应的下降趋势在发展中国家也找到了例证。例如，Goldfajn和Werlang（2000）发现，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危机国货币大幅贬值之后并没有出现高通货膨胀局面，据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传递系数出现了结构性的下降。Mihaljek和Klau（2001）观察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传递效应趋于下降。

不过，正如Nogueira（2006）所言，汇率传递效应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汇率传递效应的消失。汇率传递的程度、时间及其决定因素对于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尤其是较高的汇率传递效应对那些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提出了挑战（Fraga，2003）。例如，Corsetti和Pesenti（2005），以及Devereux和Engel（2003）指出最优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汇率传递效应的大小。Choudhri和Hakura（2006）通过对71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汇率传递程度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一国在制定货币政策规则时应该将这种相关关系考虑在内，并且这种相关关系导致一国能够较容易地实现低通货膨胀率的货币政策目标。(www.daowen.com)

最近几年，国内有关汇率传递效应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卜永祥（2001）运用协整和Phillips-Hansen两阶段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显著地影响了零售物价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其中生产者价格指数对汇率变动的弹性要大于零售价格指数对汇率变动的弹性。毕玉江和朱钟棣（2006）利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消费者价格的传递是不完全的，而且传递过程存在时滞，进口价格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弹性远高于消费者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弹性。吕剑（2007）基于1994—2005年的月度数据，运用E-G二步法、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汇率变动对消费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最强，其次是生产价格指数，再次是零售价格指数。

综上所述，有关汇率不完全传递的研究文献最初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前后美元分别经历了大幅度的升值和贬值，但是，美国的进口价格并没有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这导致人们开始关注不完全汇率传递问题的研究。近几年来，有关汇率传递效应的文献进一步涌现和丰富，这一方面归因于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进展为汇率传递效应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另一方面，随着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些国家需要通过实证研究，不断了解汇率变动与国内价格之间关系的最新信息。因此，汇率变动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已经成为当前经济文献中的热门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