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整体回归结果与分析
整体是指由若干对象按照一定结构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其具有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中所没有的整体特性。因此,为了更清晰地刻画影响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全貌,首先以1994—2003年和2004—2013年为样本区间,将制造业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回归分析(见表9-3)。
表9-3 整体回归结果
注:系数下方括号里为p值;∗、∗∗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AR(2)p值为对一阶差分后的残差进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得到的p值,原统计量渐进服从N(0,1)分布,如果p值大于0.05,则二阶序列无序列相关;Sargan p表示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得到的Sargan统计量,渐进服从卡方分布,Sargan p值为对应的p值,如果p值大于0.05,则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第一,从整体回归结果来看,仅1994—2003年期间的国内需求变量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28个制造业部门在此期间就业人员总数减少约45%(见图9-3),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45%,这说明国内总需求不是我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原因,需求方面的不利影响来自国外需求萎缩,系数不显著的估计结果与现实相符。然而,在2004—2013年,对外贸易规模扩大以及国内需求增加推动了我国制造业部门就业平稳较快上升,28个部门从业人员增加了约19%(见图9-3)。从回归结果来看,国内需求每上升1%,就业增加0.144%。
第二,就业的滞后一期对当期就业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说明中国就业存在两年期的惯性,而且作用力较强,两个样本考察期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561和1.053。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就业增长取决于生产商的预期(Expectation),如果前一期经济效益高,生产商则会在当期加大投入,就业机会增加。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快速发展,良好的经济环境成为推动就业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在1994—2003年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弹性为-1.263,这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实际汇率每上升1%,就业降低1.26%。从1994年汇改到2003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了27%,这也是在此期间我国制造业部门就业人数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在2004—2013年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弹性为-0.611,相比于2004年前有大幅下降,这说明随着我国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就业受汇率影响相对要小一些。
第四,随着我国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提高,制造业工资水平有所上升,对就业的影响也比较大。1994—2003年期间,实际工资水平弹性为-0.409。这是因为我国虽然被称为全世界的“制造工厂”,却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导向型企业为主,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中下游,即“微笑曲线”的低端。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加工费,而大部分利润被处于产业价值链上游的企业所挣,工资上涨无疑会增加制造业成本,对其生产造成压力,从而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刘刚,2011)。
2.分类回归结果与分析
下面以1994—2003年和2004—2013年样本区间,对影响我国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回归,具体结果分别如下(见表9-4和表9-5):(www.daowen.com)
表9-4 1994—2003年的回归结果
续表
注:系数下方括号里为p值;∗、∗∗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AR(2)p值为对一阶差分后的残差进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得到的p值,原统计量渐进服从N(0,1)分布,如果p值大于0.05,则二阶序列无序列相关;Sargan p表示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得到的Sargan统计量,渐进服从卡方分布,Sargan p值为对应的p值,如果p值大于0.05,则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表9-5 2004—2013年回归结果
注:系数下方括号里为p值;∗、∗∗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AR(2)p值为对一阶差分后的残差进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得到的p值,原统计量渐进服从N(0,1)分布,如果p值大于0.05,则二阶序列无序列相关;Sargan p表示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得到的Sargan统计量,渐进服从卡方分布,Sargan p值为对应的p值,如果p值大于0.05,则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第一,在国内总需求的就业效应方面,1994—2003年和2004—2013年估计系数都为正,即国内需求对就业有正向拉动作用,但2004—2013年低外向度、高劳动密集度和高外向度、高劳动密集度类型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说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的就业拉动效应不明显,可能是因为近年人口红利减少使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所致。对于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而言,经济增长对就业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这说明产出仍然是影响当前制造业部门就业的一个重要变量,这也是我国政府之所以在金融危机期间仍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1994—2003年,国内总需求对就业有较大影响,除了高外向度、高劳动密集度类型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其他都很显著。最后,将整体回归结果与分类回归结果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国内总需求之所以不是此期间我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原因,是因为国内总需求对高外向度、高劳动密集度类型企业的影响不显著所致,而这类企业在此期间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第二,在1994—2003年和2004—2013年两个阶段,低外向度、低劳动密集度,高外向度、低劳动密集度,低外向度、高劳动密集度,高外向度、高劳动密集度四个产业类型滞后一期就业对当期就业的影响都比较大,且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总体而言,除了高外向度、高劳动密集度型产业,2004—2013年期间比1994—2003年期间滞后效应都要高。在类别上,低外向度、低劳动密集度型企业滞后效应最大。此类企业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等,资本投入比较高,因为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如果上一期效益高,当期投入更多的劳动,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商将加大劳动投入,从而增加就业。而高外向度、低劳动密集度企业滞后效应最小。这类企业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技术含量高,资本投入大,对劳动力的依赖度低,从而呈现出相对较小的滞后效应。
第三,在汇率的就业效应方面,外向度高的制造业部门就业受汇率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我国对外贸易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实证分析所采用的实际有效汇率作为一种贸易产品和非贸易产品相对价格,能够真实地反映一国商品的相对竞争力,人民币汇率上升无疑会导致我国出口下降和企业利润降低,进而导致就业下降。从纵向看,两个时期内就业汇率弹性都为负数,且2004年以前的实际有效汇率弹性要大于2004年。这是因为当本币升值时,由于出口品价格的上涨,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特别是出口占比较大的外向型企业,利润会减少,从而威胁到就业。2004年之前我国制造业企业以外商投资加工企业为主,缺乏自主技术创新和品牌,劳动密集度更大,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2004年后,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和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自主研发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产业升级加快,产品竞争力增强。因此,2004年后较2004年之前,就业对实际有效汇率敏感度更低。
第四,在1994—2003年间,实际工资也会对各类型制造业部门就业构成冲击,所有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都是显著的,且高外向度部门对工资的敏感度更大,原因是外向度制造业部门外贸依存度更高,而且数量众多,这类企业在国际分工中仅仅挣取了低廉的劳务加工费。一旦工资上涨,企业成本将大幅增加,进而使得这些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将难以为继,一些外资企业也会将生产地迁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导致就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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