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汇率与FDI关系方面，Cushman（1985）认为东道国货币升值使FDI吸引力下降。Blonigen（1997）认为东道国货币升值会降低投资者利润。Chakrabarti&Scholnick（2002）认为本国货币升值将导致FDI流入减少，且资本流入减少与本币升值是非线性关系，边际影响递增。相反，Campa（1993）认为东道国货币越坚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预期收益越高。Bénassy-Quéré等（2001）认为对于市场导向型FDI，东道国货币升值扩大了其市场的相对规模并使FDI增加。Schmidt&Udo Broll（2009）认为东道国货币升值与FDI大规模的流入正相关。Dees（1998）以1983—1995年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除了FDI和实际工资外，实际汇率也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Xing（2006）也认为汇率是影响中国FDI流入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研究结论也不一致，毛日昇、郑建明（2011）等认为人民币升值会促进我国FDI流入，而张曙光（2005）和崔远淼（2007）等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抑制我国FDI流入；谢罗奇和王双生（2007）用1980—2005年间的数据，研究发现我国的汇率波动与FDI的关系之间存在门槛效应。邱立成和刘文军（2006）从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认为人民币贬值和人民币长期波动的降低都能促进FDI的流入。张谊浩（2003）、于津平（2007）、黄静波（2010）研究了汇率变化对FDI规模影响，结果表明长期汇率波动性增加会导致FDI规模的下降。在研究金融危机对FDI的影响方面，Ucal等（2010）以148个发展中经济体1995—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了金融危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危机后发展中经济体FDI明显减少。马涛（2009）认为，金融危机从三个方面对FDI流入产生消极影响，主要是因为融资紧张、低迷的需求和预期及外商规避风险。金洪飞等（2010）采用1998—2008年的月度序列数据，研究证明金融危机能通过发达国家的流动性、利率及中国的股市交易量和商品出口影响到中国FDI的流入。吕江林和王庆皓（2011）则通过构造一个跨国公司利润最大化模型，实证检验并证明了金融危机可通过影响市场流动性水平、公司经营风险、国际贸易和消费需求等途径影响FDI流入。金洪飞和李向阳（2012）等通过1995—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可以通过FDI输出地之间的相对实际工资、相对实际FDI、FDI输出地的利率水平和实际广义货币、实际进出口额、实际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影响我国的FDI流入。

鉴于以上国内外研究现状，发现有以下两方面尚待确定：第一，金融危机后，汇率波动是否仍影响FDI的流入，若影响，原有的影响大小及方式是否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发生了改变。第二，之前有关汇率波动与FDI关系方面的研究数据皆是2008年危机以前的，且采用的是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利于考察危机后汇率波动与FDI之间的真实关系。(www.daowen.com)

有鉴于此，本小节将采用1994—2013年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利用邹氏检验法和带有金融危机变量的模型，对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FDI流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重点考察这种关系是否因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