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美汇率交锋的分歧在于人民币币值的确定上，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宣称，中国人为地将其货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在低水平，使得出口更廉价并使中国在全球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由于中国拒绝了要求其重估货币的呼声，并宣称任何向其施压的努力都将适得其反，进而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因此，以下将从五个角度剖析中美汇率交锋的根源：

第一，政治选票说。美国的政治从来没像如今两党分歧这么大，新近通过的美国医疗改革投票过程中，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投赞成票，美国的政界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和谐。面对压力，汇率问题成为美国政府唯一可以凝聚共识的话题。具体而言：一方面，美国国内目前失业率仍高达9.7％，一两年内恐怕都难以有大幅度的回落。2010年年底，美国国会又面临改选，奥巴马政府正好可以利用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增加出口为幌子，以中国“罪人”转移国民视线与不满，以期提升民望与民主党的选票；另一方面，为了迫使中国在节能、减排等其他领域让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一直致力于在全球推行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致力于打开新兴市场的大门，为美国的新能源技术铺路，同时又达到遏制新兴市场发展的需要。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抛出千亿美元援助的口头支票，试图迫使中国做出自主减排的承诺，结果受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坚决抵制。美国发现直接交锋无法获利，因而采取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曲线救国”策略。

第二，贸易争端说。美国企图把国内矛盾转嫁到外部，就选择了中国对美贸易长期出现顺差这一借口。尤其是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1月27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再度强调出口的重要性，并提出未来5年使美国出口翻番的时候，就注定了未来中美贸易冲突将会进一步加剧。而事实上，美国现在的贸易赤字并非是简单的双边贸易赤字，而是多边贸易赤字，过去几年美国和全球90多个国家都存在贸易赤字的问题，中国只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是由多个因素造成的，如果仅仅进行汇率双边调整，这种贸易失衡问题不仅根本无法得到解决，而且有可能会使中国的情况更为糟糕。因为根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事实上，中国也并不是有意寻求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造成中国高外汇储备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需要的高科技产品与技术，美国实行封锁、禁售。换言之，中国是有钱，也想花钱，但美国不卖给中国所需要的东西，中国是苦于有钱花不出去，才被迫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形成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美国放宽限制，愿意向中国出口更多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自然可以缓解中美贸易逆差，并相应增加美国的就业。

第三，国家战略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际经济关系从来都不局限于经济视角。美国为了稳固其在全球金融与产业分工领域的霸主地位，继续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经常交替运用金融与贸易手段来打压主要竞争对手的现实挑战。全球对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竞争策略运用到极致的国家，无疑非美国莫属。“五力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力量是不会轻易接受新竞争者与自己平起平坐的（见图5-1）。日美同盟的战略关系层级要远远高于中国，但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其实体经济的发展日益威胁到美国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时，美国也毫不忧虑地对日本实施了“金融战”——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对美元升值，从而使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The Lost Decade）。

图5-1　全球金融业版图的“五力模型”

资料来源：白钦先，刘刚.中美汇率博弈的根源、过程与影响[J].武汉金融，2010（9）：4-8.(www.daowen.com)

就现在的美国而言，日益强大与自信的中国还将持续对美贸易顺差，并坐拥美国第一债权大国地位，而中国似乎也有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势。这对美国而言，由此带来的挑战与威胁相比于当年的日本似乎更大，因此，中美汇率交锋，表面理由是贸易不平衡，实质是两国金融战略的博弈。人民币虽然距资本和金融账户完全自由可兑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锐不可当的人民币国际化势头着实刺痛了美国的神经，美国的战略意图就是要打压这种势头。因此，美国对人民币施压只是其针对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实施的整体攻击的一个侧面。因此，汇率问题根本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压倒“中国制造”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一旦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因为人民币汇率被“绑架”而失去在金融贸易和制造业领域“补课”的机会，不仅无法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支持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更有可能错过追赶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时间窗口”，进而失去成为世界一流经济与金融强国的基础性条件。

第四，债务稀释说。正当人们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苦寻对策之际，另一场“美国制造”的潜在大麻烦——债务危机已成为悬在世界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截至2007年10月1日，美国审计署披露美国政府长期债务达52.7万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全世界的GDP总量！最近40年来，美国政府有35年出现预算赤字。美国老百姓也习惯了寅吃卯粮，以透支度日，2005年和2006年，美国家庭整体上入不敷出，储蓄率是负值。2007年，美国储蓄率在1％左右徘徊，美国个人储蓄水平仅占经济总量的2％。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贸易账户就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事实上，最令人担忧的还是这些数字的未来发展方向。如果算上奥巴马政府这两年为拯救次货危机而推出的数千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及2010年3月23日通过的美国全民医疗保险无疑都使美国债务继续飙升。

然而，负债累累的美国仍然可以自己开动印钞机还债，进而使全世界泛滥着无以计数的美元。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因于美元霸权之下的美元，它是美国的法宝，是超级战略性武器，是合众国财富之源泉。美元霸权事实上就是美国霸权。尼克松的财政部长曾坦承“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却是你们（指世界各国）的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自1971年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便再无任何的担保抵押保证，变成了纯信用货币，美国可以任意滥发美元了。从此美元便“绑架”了全世界，美国以美元霸权为手段实现了其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一战略目标，从此“利益美国独享，风险全球共担”，也才有今天“美国危机，全球买单”这一最大的不公平、不公正。不过，预算赤字、储蓄赤字和贸易赤字不仅正在削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影响其政治稳定，而且也正演变为国际金融格局中最不稳定的“定时炸弹”。中国目前拥有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听任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让美元在“滑梯”上继续下滑，这将稀释美国债务，并成为美国变相赖债的手段之一。

第五，利益集团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汇率进行考察，可以将人民币升值分为两个层次的博弈：在国内层次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围绕汇率问题展开博弈，他们之间相互竞争与妥协；在国际层次上，不同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围绕汇率问题展开博弈，其动机更多是维护、巩固和改变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的结构性安排。从国内层面来看，由于中国已经成为利益多元化的国家，对人民币升值诉求自然不是同一种声音，但必须指出的是：任何局部都不能代表中国的整体利益，某些企业对短期收益的追求是合理的（如一些进口原材料企业希望人民币升值），但决不会自然成为国家制定战略的基础。中国政府必须顾全中国最大的利益。就目前而言，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整体利益仍是弊大于利。从国际层面来看，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其利益也是多元化的。由于现在很多美国跨国大公司都将生产环节设在中国，依赖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如果美国通过议案向中国征收高关税，这些举动都将为中国从美国公司进口飞机和铁路机车等增加新的障碍，进而对美国公司自身造成沉重打击。

从维护美国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来看，充分的证据表明，频频指责别国操纵汇率并不断施压强迫别国改变币值的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这个唯狭隘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至上的霸权国家，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资格对别国的汇率及相关政策进行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因为正是在美联储的操纵下，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美元狂贬逾40％。2001年后，美元相对其他主要储备货币又持续贬值超过30％。相应地，2001年到2006年，美国对外总负债虽然增加3.856万亿美元，但净负债却减少1 990亿美元，即净赚资本收益4.055万亿美元，其中，操纵美元贬值贡献8 920亿美元，压迫别国货币升值、制造资产价格变动净赚3.163万亿美元。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低谷，但美元在全球外汇市场却逆势飞扬，表现出强劲的“升值”态势。美国的汇率政策可谓是“予取予夺，随心所欲”，需要贬值时，就立即操纵贬值；需要升值时，就立即操纵升值，真乃“浮动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