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政策之所以被称为“政”策而非“经”策，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全球经济正在从金融危机的余波中逐渐复苏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凸显，体现了全球大国在经济与政治问题上的重复博弈。未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向，也因为政治性因素的掺杂而变得更加复杂化。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时机的判断，也因此变得更加不确定。

美国率先向人民币汇率施压。美国之所以重启人民币汇率争端，有两个深层次原因。第一，在国内失业率高居不下、商业银行普遍惜贷的背景下，私人部门的消费与投资增长乏力。为提振经济增长，最适宜的手段是刺激出口与限制进口，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奥巴马政府提出在五年内将出口翻一番的目标。如果要提高净出口，那么针对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中国开刀就毫不令人意外。第二，奥巴马政府的支持率已经从60％下降至40％，为提振民意支持率，奥巴马政府急需寻找一个外部的替罪羊，从而将民众对政府的愤怒情绪释放出去。宏观经济高速增长、出口迅速复苏的中国，便成为理想中的替罪羊人选。因此，美国国会130位议员的集体请愿，要求美国财政部将中国界定为汇率操纵国，并进而向中国出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也变得顺理成章了。

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近日来连续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批评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复苏，并号召美国主动向中国挑起一场贸易战。他的言论清楚地表明，某些经济学家的“客观”分析是如何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相比于克鲁格曼激烈但缺乏操作意义的政策建议，更为了解中国国情的、在政策制定领域更为老到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可谓更加锋利与可行。他的主要思路是，美国应尽量把中美之间的双边汇率争端多边化，具体策略包括三步：第一步，在财政部报告中将中国界定为汇率操纵国；第二步，在欧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支持下，争取IMF形成一个决议，成立一个专门磋商小组，迫使中国尽快同意纠正当前的汇率政策；第三步，美国应和上述国家一起，要求WTO成立争端解决小组，以决定中国违背了WTO章程第十五条款下应尽义务，并提出纠正措施。伯格斯坦建议对中国制造的压力，远甚于克鲁格曼。

值得指出的是，在本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方面，美国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欧盟也出台了一系列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制裁措施。最近来自欧盟的压力有所减缓，主要原因是欧元区被希腊主权信用危机搞得焦头烂额。一旦希腊问题得到解决，欧元区重新将提振经济增长作为主要任务，那么来自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与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卷土重来。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在间接向人民币汇率施压。诚然，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实质性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但能够实质性改变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因此，那么产业结构与中国相似、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与中国产品相互竞争的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东南亚国家等），将是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受益国。当然，囿于与中国密切的贸易联系，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不愿意直接与中国对抗，而是期望通过与美欧的联合声明，或者在G20会议上联合向中国施压，来实现其既定目标。(www.daowen.com)

来自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直接与间接压力，使得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有着独立主权的大国，如果在美国压力下让人民币升值，难免有屈从于霸权国家压力之嫌；另一方面，中国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试图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袖与代言人，因此，如果对来自主要国家的集体诉求置之不理，也可能会损害中国已经建立起的国际声誉。

在人民币汇率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上，中国政府应当如何回应呢？首先，中国政府应该明确，人民币汇率政策依然是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政府应该本着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来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既不能因为外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就升值，也不能因为外国要求人民币贬值就不升值。人民币汇率如何变动的问题，应该和外部压力强弱问题分离开来。其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弹性化对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而言利大于弊，但一次性大幅升值目前来看其潜在冲击可能较大、可行性较低，因此人民币将回归到小幅、渐进升值，同时扩大日均波动区间的路径上来。既然如此，中国政府应该尽早下定决心，向外界公布既会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弹性，又会将升值幅度控制在可控范围内的承诺。再次，中国政府应努力通过双边与多边渠道，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沟通，以维护全球自由贸易趋势、促进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复苏。全面对抗将导致各国俱损之局，合作协调才是多赢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