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国国内收入分配影响来说，“贸易中有赢家也有输家”。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与特定要素贸易模型（Jones，1971；Samuelson，1971）都表明，低价外国产品的进口会使本国的消费者受益并增进国家整体福利，但却不可避免地会对国内稀缺要素所有者或进口相竞争的部门及相应的利益集团造成不利影响。尽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多数产品在美国国内已很少生产，但仍有一些美国的国内产业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竞争。这些产业在美国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动中本就已处于弱势，在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进口产品的竞争下，其弱势更为明显。与这些产业相关的利益集团必然会对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和国会对与其竞争的进口产品采取限制措施乃至迫使与其竞争国家的货币升值。

从理论上说，一国消费者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利益远远大于受损的少数利益集团的损失，这似乎使得用受益者所得补偿受损者所失比限制贸易更为合理，且受益的消费者人数要远远大于受损群体人数，如果按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这似乎意味着受益群体必定比受损群体对国会立法和政府政策更具影响力。但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却表明，贸易受益者虽然众多，但不可避免地存在集体行动难题[2]，与受益者相比，贸易受损者则常常是一个更知情、更团结也更有组织的集团，他们的呼声更高，对国会和政府的压力强度更大，国会立法和政府政策制定也必然会更多地反映这些利益集团的要求。因为“政治家虽然不会不顾及社会的整体福利，但是他们愿意牺牲一部分选民福利来换取大笔的竞选基金。结果是组织良好的团体——或者说能够克服集体行动困难的团体——将得到有利于他们但牺牲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的政策”。就美国国会和政府来说，它们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贸易要优于保护贸易，也不可能不知道以国内立法方式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做法，无异于发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错误信号，但是在一些认为因进口中国廉价产品而受损的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也会为体现所谓的社会“公平”而执意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尽管这实际上只是保护了美国早已失去优势的产业和少数群体的利益而从整体上有损于美国的经济福利和经济效率。(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