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博弈行为决定论

该观点认为，汇率是相关利益集团和拥有特定政治经济政策目标的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强调了利益主体偏好的不同和博弈行为对汇率政策决定的影响。由于某一项特定的汇率政策会给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造成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那些有着相同或接近利益的人群结成利益集团，试图游说政府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策结果。

在外汇领域中，有两个基本的利益集团。一个是“出口商”，亦即外汇的供给者，这个概念包括出口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企业以至整个产业以及相关产业、出口贸易企业和外国投资商等；一个是“进口商”，亦即外汇的需求者，这个概念包括外国商品和劳务的企业用户和消费者以及相关的产业和进口贸易企业。在汇率制度的公共选择过程中，这些利益集团都会通过在决策层的代言人争取对于自己利益集团最有力的汇率制度安排，例如汇率贬值将使出口商获得出口的竞争优势而使进口商受到损失，因此出口商将和进口商结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从相反的角度游说政府。现实中这样的利益集团大量存在，而最终的政策结果则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博弈。

在这场利益博弈中，政府或统治者也具有了特定的人格化身，有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例如对选举、党派压力、政治合法性等因素的考虑。他们和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会将利益集团的压力与自身利益相结合，通过不断的讨价还价与相互妥协，最终达成某种均衡。由此得到的一个逻辑推论：在一国内部并不存在某种简单叠加的或统一的“国家利益”，后者往往是各种利益集团较量达成的均衡。换言之，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一国的国家利益只能形成于冲突的集团利益。表面上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政策，通常是一国国内强势压力集团之利益与政策制定者之利益的融合。

2.政策偏好决定论和动态不一致性(www.daowen.com)

政策偏好决定论强调了政策制定者或者说是制度设计者目标偏好的不同对汇率决定的影响。由于政府其实也是有着自己目标函数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利益主体，因而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中也有着自己关注的利益目标，如财政收入状况、国际收支状况、通货膨胀和社会稳定等，因为这些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政绩和在民众心中的威信。政府决策当局一方面要平衡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一方面还要力求实现自己的目标函数。很大程度上，汇率的升降对这些不同政策目标的影响不同，而政府在不同时期、相同时期的不同国家政府的政策目标也不相同。政府需要根据特定时期的政策目标决定汇率。

宏观金融博弈分析表明，政策制定者存在决策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为了加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和提高政策制定者的声誉，政策制定者通常在其决策目标中引入承诺机制（Commitment Mechanism）。通过承诺，增大惩罚成本，更好地向公众传递其保持货币政策动态一致性的信息。提高政策制定者声誉和政策可信度承诺可以有几种信号传递方式，如利率、货币供应量、汇率等。对比国外理论界已达成的共识，认为汇率比其他变量具有更高的透明性，能够更好地为公众直接观察到，有利于引导公众预期的形成，因而汇率制度具有典型的承诺性特征。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目标的偏好可能直接决定汇率制度的选择。例如，如果一国政策制定者把反通货膨胀作为政策的首要目标，其可能利用汇率规则作为反通胀的“名义锚”，并相应地选择钉住汇率制度作为约束性制度承诺，从而提高政策制定者声誉，加强反通胀政策的可信度。这样，本质上作为资产价格的汇率由此发挥了承诺作用，货币总量和利率成为内生变量。

秦启岭和冯聪（2000）通过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汇率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揭示了对于发展中国家汇率决定与政策制定者目标偏好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政策制定者对其目标函数中通货膨胀目标和国际收支平衡关注程度的不同会影响汇率制度的安排。一般而言，对于长期经历严重通货膨胀和存在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并把反通货膨胀计划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选择钉住汇率制度，通过钉住汇率制度承诺，引导公众预期，加强反膨胀计划的可信度；而对于那些注重提高外部竞争力、促进外部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则倾向于选择较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的可信度对反膨胀计划的成功实现具有重要影响。汇率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不利于反膨胀计划的成功实施，并有可能诱发货币危机。消除汇率政策动态不一致性，提高汇率制度可信度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加强承诺。

总之，各利益主体都会尽力争取对自己而言交易成本最小和利益最大化的汇率安排。于是，在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和制衡的过程中形成对汇率制度灵活性的选择。由于各利益集团在博弈和制衡过程中的相对实力和策略是动态变化的，政府也可能发生更迭，或者同一政府内部目标函数也有可能出现调整，汇率安排亦会随之反映这一动态变化趋势，尽管这一阶段经济结构特征可能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这就对经济结构特征相似的国家选择不同的汇率制度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政府在经济结构特征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选择不同的汇率制度的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不过，利益集团在判断何种汇率安排对自己有利时，也须考虑现实经济结构因素，因而研究经济结构因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仍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