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竞争关系中，每一个国家都处于某一特定的位置，具有一定的势能，拥有对资源的吸引力和自身的竞争优势。社会资源的流动类似于物质的传导和扩散，同领域中处于不同位势的两个国家在进行竞争时，高位势的国家对资源拥有更强的吸引力，资源会从低位势国家流向高位势国家，被吸引的资源经过整合后形成国家的竞争力，并将国家推向更高的位势。因此，国家位势是一国经济规模、整合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力量，而国家竞争力是国与国在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科技、军事和软实力（Soft Power）等方面综合博弈的表现，是国家位势发挥出来的“战斗力”。由此可见，国家位势是一国竞争力的内在，国家竞争力是一国位势的外化。更进一步而言，国家位势介于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综合资源的中间层面，任何一项资源都不能单独构成国家完整的竞争力，必须经过“组织”在特定的势场，即国家的外部环境中才能形成国家位势，表现为一国竞争力（见图1-9）。

图1-9　国家竞争力与国家位势的内在关系

资料来源：刘刚.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2）：71-80.

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来看，虽然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重心呈现出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态势，但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经济大国，因此，国家位势最高，这从美国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公共治理中颐指气使的态度就可见一斑。日本和德国为八国集团（G8）成员国，制造业发达，二者同以出口“立”国，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作为世界第三大和第四大经济体，国家竞争力仍然不可小觑，国家位势仅次于美国。中国和巴西为金砖五国（BRICS）成员国，分列世界第二大和第八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和出口国，巴西则是近年来新兴工业化国家迅速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两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与日俱增，国家位势也日益提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变动无疑会影响上述大国内部利益集团之间收入再分配，由此带来“赢家”和“输家”，相关利益集团，如进口企业和出口企业的收入受到影响之后，必定会影响到它们的政策偏好及其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的讨价还价能力，然后改变该国政治经济博弈的均衡，并反映到国家经济规模、国家整合资源能力、国家影响力和国家外部环境，进而最终影响该国的国家竞争力。比如，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全球货币体系下，非美元区通过对美国出口商品以经常账户顺差赚取美元，并通过发放本币积累美元外汇储备资源，而非美元区的美元最终又以购买美国证券的形式被美国集聚；与此相反，美国则凭借高位势发行美元证券致使资本账户顺差以弥补经常账户和财政赤字，同时通过发行美元进行对外投资，最终实现美元的环流（见图1-10）。(www.daowen.com)

图1-10　美元的全球环流机制

资料来源：刘刚.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2）：71-80.

事实上，美国之所以能实现美元全球环流就在于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层次最多的金融市场，并依靠其强大的国家位势和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吸引全世界资本来美国进行证券投资。联系当前国际金融现实，美国此次主权债务危机之所以能“绑架”全世界就是因为除了美元资产外，其他外汇储备资产，如欧元、日元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等都无法完全与之相媲美。后危机时代的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面对国内政治经济困局和中国的日益崛起，虽然喊出了“我们决不当老二”的豪言壮语，但这其中既折射了美国对自身国家位势降低的高度忧虑，也间接反映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头号强国这样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