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图书馆联盟模式及分馆发展概况

图书馆联盟模式及分馆发展概况

时间:2023-10-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图书馆的分馆模式1.分馆模式的发展概况总分馆制是以业务、经费、人员统一管理与资源共建共享为目的,构建一体化连锁经营式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总馆可以在机关、学校、企业、社区等设立流通服务站或流动服务站,也可以在特定行业建立行业分馆。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总分馆模式,并创建了完善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图书馆联盟模式及分馆发展概况

(一)图书馆的分馆模式

1.分馆模式的发展概况

总分馆制是以业务、经费、人员统一管理与资源共建共享为目的,构建一体化连锁经营式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它是国外通行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也是国内发达地区普遍应用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而基层公共图书馆及其分馆,是公共图书馆面向社区居民服务的深入与拓展。西方发达国家构建了相当完善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其基层公共图书馆的神经末梢往往就是根据法律、法规、政策等设置的图书馆分馆。总馆可以在机关、学校、企业、社区等设立流通服务站或流动服务站,也可以在特定行业建立行业分馆。总分馆制能有效地避免基层图书馆设施的重复建设,统筹馆藏文献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总分馆体系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

图书馆的分馆模式是指将该地的图书馆纳入市、区(县)或街道(乡镇)的公共图书馆体系,由地区中心的总馆统一实施资源分配与业务管理,并构建统一技术支撑的馆藏体系与服务平台。图书馆分馆是指依托上级公共图书馆在特定区域所设置的分馆,通常有一定的规模、藏书丰富、管理人员专业,又有地区中心公共图书馆的财力保证,如沈阳市图书馆建立了20多家分馆。[1]从组织结构形式及其功能来看,社区分馆往往属于总馆的派出机构,主要负责所在社区的文化服务工作。随着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推进,总馆与分馆之间、分馆与分馆之间大多实现了一卡通借通还,读者可以在任何一个馆借阅或归还总分馆体系所拥有的馆藏。2010年5月29日,由合肥市图书馆和芙蓉社区管委会共同筹建的芙蓉社区图书馆正式开馆,该馆为安徽省首家实现自动化管理的社区图书馆,通过同合肥市馆联网实行图书统一编目、统一配置、统一管理、统一服务、通借通还,并向读者提供远程的数字资源服务。其建筑面积为350平方米,设有可同时容纳60人阅览的电子阅览室、成人阅览室、少儿阅览室,馆藏图书2万余册、报纸25种、期刊40种,数字资源包括10万种电子图书、1700余种电子期刊及多个大型全文检索数据库,可提供3000多万篇期刊论文的全文检索、阅读、传递及查阅服务。[2]总分馆制实现了各项业务工作集成化、规范化与协同化,打造了基于馆际合作、互助的一卡通借通还的文献信息资源服务体系。

总分馆体系是以区(县)图书馆为中心、以街道(乡镇)分馆为分支、以社区图书馆(室)与图书流动站为节点的公共图书馆网络,读者通过使用“一卡通”实现图书馆际互借与通借通还,甚至享受馆际代借、送书上门、参考咨询等图书馆服务,从而保证居民充分利用图书馆各种信息资源与参加图书馆各种文化活动。近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有了一定的发展,部分城市总分馆建设颇有成效。大连市沙河口区在全区84个社区建立了图书室,构建以区图书馆为总馆、下设街道分馆和社区图书室的三级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实行统一的管理模式、业务规范、技术标准与运行规划,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新型图书馆联合体。流动型社区图书馆是社区分馆的一种创办形式,主要以“汽车图书馆”为活动形式来开展流动送书服务,将信息服务拓展至偏远地区、新开发区等无馆地区。这种“流动”图书馆以汽车为载体,配备包括笔记本电脑、投影仪、监控器等先进设备在内的自动化管理服务系统,现场提供1000~4000册图书借阅,可连接中心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信息检索与信息下载。当前,许多城市都具备创办汽车图书馆型流动服务站的条件,因而近年来汽车图书馆颇有增多之趋势。汽车图书馆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能够主动开展多样化、个性化服务,诸如随车开设讲座、播放音像资料。

我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建立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近年来其建设重心逐渐下行到街道(乡镇)以及社区(村)。上海、哈尔滨、东莞、嘉兴等地区的总分馆制取得了很大成效,上海市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城市四级公共图书馆网络体系,哈尔滨市形成了以市馆为总馆、区馆为中心分馆、社区图书分馆为子馆的三级公共图书馆网等。[3]从2004年起,东莞市先后下发《东莞地区图书馆总分馆制实施方案》《东莞市建设图书馆之城实施方案》《关于贯彻落实 〈东莞市建设图书馆之城实施方案〉的意见》等文件,2011年,东莞图书馆通过总馆、分馆、服务站、图书流动车、图书馆ATM等三级网络、五种形态的合理布局,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1个总馆、52个分馆、102个服务站,实现全市32个镇(街)24小时自助借阅服务全覆盖的服务体系,形成了“一馆办证,多馆借书;一馆借书,多馆还书”的服务模式。[4]广州市建立了以市馆为中心馆、区馆为总馆、街道馆为分馆的中心馆/总分馆体系,并设置了智能流动图书馆与自助图书馆。当前,30多个流动图书馆服务点遍及广州各区的居民社区、学校、广场、部队和机关等,实现了以身份证为读者证的免费办证服务,自助借书、还书、办证、查询、数字资源阅览及下载服务,跟市馆、区馆、分馆、自助图书馆的通借通还服务,以及全面运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触屏查阅系统、GPS卫星全球定位系统等的智能管理服务。集数字化、人性化、智能化为一体的新型自助图书馆被称为“第三代图书馆”,直接为当地居民就近提供自助办证、自助借书、自助还书、自助查询、续借、缴滞纳金等图书馆基本服务,可查询在架图书以及触摸阅读电子期刊。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图书馆的服务方式日趋智能化、便利化。

2.分馆模式的利弊分析

图书馆以分馆模式加入区域性总分馆体系,有利于总馆延伸服务与分馆提高服务质量。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总分馆模式,并创建了完善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市、区(县)级总馆或中心馆与街道(乡镇)、社区(村)级分馆共同构建总分馆体系,一方面总馆或中心馆通过建立街道(乡镇)、社区(村)分馆促使服务呈放射状延伸,另一方面街道(乡镇)、社区(村)分馆通过依赖总馆或中心馆的技术指导、经费支持与业务协助而迅速发展壮大。总分馆制避免了各个馆单独建设所造成的重复浪费现象,让群众可以方便、快捷、免费获得公共图书馆“贴身”服务,有利于打破各类型图书馆之间的条块分割,有利于图书馆资源的共建、共享。总馆与分馆具有合作共赢的互补优势,既是基础较弱的图书馆迅速成长最有效的途径,又是规模较大的公共图书馆扩充服务最合理的选择。分馆设施薄弱、馆藏缺乏、经费紧张,难以针对用户提供专业的信息服务,因而需要借助总馆支持来吸引读者与优化服务。地区总馆(中心馆)设施完备、馆藏丰富、经费较多,难以满足非邻近用户的信息需求,因而需要借助分馆(图书流通点)加盟来服务读者与提供资源。总分馆模式通过建立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避免产生重复建设与服务空缺等现象。

分管模式确立了总馆的主导地位与管理责任,有利于促进图书馆采编等业务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总馆开通可以辐射各区(县)、街道(乡镇)和社区(村)等基层图书馆(室)的网上电子图书馆,分馆辖区居民只要通过特定账号与密码就能便捷地在总馆借阅相关的电子图书。一般来说,总分馆体系要求采取统一的资金分配、采购编目、资源配置、业务管理与服务标准,但这种管理机制受到当前公共图书馆分级组织与等级管理的严重制约。我国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分属于居委会、文化站、中心馆、文化主管机构等不同的管理部门,其组织管理、业务规范、服务活动等尚处于混乱状态。在现行管理体制之下,任何不改变行政隶属、人事关系与财政关系的总分馆体系,都只是“具有一定的统一管理能力、服务相对规范、联系相对紧密的图书馆共同体(准总分馆体系)”。区(县)总馆在地方开设分馆,有利于避免多层管理与条块分割。不过尽管总分馆制在国内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它的实施需要有强大的资金来源作保障,还需要先进的网络技术的支撑来对各个馆的资源进行整合,同时还要冲破传统图书馆事业条块分割的体制限制。现行公共图书馆建设体制是分级财政的产物,从而确立了公共图书馆的多元建设主体和多级管理单元,致使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书馆都难以有效共享资源(包括经费、人员、文献、空间等)。图书馆分馆模式必须打破各自为政的不良现象,切实形成赋予并强化总馆特定权力的管理机制。这种模式通常能够推动社区分馆优化管理措施、业务工作与服务活动,但总馆需要拥有相当的人、财、物的决策权与分配权。区(县)政府作为总分馆建设主体,应当整体规划、合理布局各社区分馆,实施设施、馆藏、人员、财务统一管理,并根据业务标准与服务规范统一开展业务工作与服务活动。图书馆建设应当纳入区(县)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规划之中,建立由区(县)文化局统一协调、区(县)财政局统一拨款、基层社区配置基础设施以及由区(县)总馆统一组织的合作机制,从而形成经费、设施、馆藏、人员、服务等统一管理的运行方式,确保共建共享、通借通还与合作协助有条不紊地正常运转。

分馆模式深受分级管理体制的桎梏,它往往导致总分馆体系的管理失范与运行失灵。当前,我国区(县)以上行政区域通常设置了独立的公共图书馆,而街道(乡镇)以下的图书馆(室)往往附设于街道(乡镇)综合文化站或社区居委会(农村行政村)文化室之内。然而,这些附属于文化站(室)的图书馆(室)大多有名无实,经常处于无购书经费、无专职人员、无正常服务的“三无”状态。一般而言,其场地经常为一间狭小的破房,馆藏资源缺乏、陈旧、脏乱,作息时间沿袭政府办公制度,因而基层图书馆(室)陷入了独立开馆困难与开馆读者稀少的恶性循环之中。市/县总馆应当为分馆提供业务指导,提高其采编、管理与服务等业务水平;为分馆配备网络终端,开展查询、预约、咨询、共享等远程服务;为分馆配置文献资源,定期调剂、轮换与更新书刊。只有实现统一经费、统一业务、统一管理、统一服务,才是真正的基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然而,全面克服这些条块分割的管理弊端,尚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不断出台,为图书馆分馆模式构建创造了一定的条件。2017年,文化部印发的《“十三五”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中规定“推进乡镇(街道)、村(社区)图书室建设。推动乡、村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按照相关建设标准和要求设立图书室,配备相应的器材设备,完善管理制度。村级不具备单独设立图书室条件的,可开辟图书阅览区”和“加快推进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落实文化部等部委《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因地制宜地建立以县级图书馆为总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为分馆,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基层服务点,上下联通、资源共享、有效覆盖的总分馆体系。通过总分馆制,整合县域内的公共阅读资源,实现总馆主导下的文献资源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通借通还和人员的统一培训。加强部门协同,推动符合条件的农家书屋成为图书馆分馆。鼓励符合条件、具有资质的上网服务场所成为总分馆的基层服务点。”国家政策明确要求公共图书馆服务向乡村延伸,乡村逐渐建立基层服务点。农村图书馆建设必须坚持地域相近、规模适度、便于服务的原则,采取分级指导与统一管理的总分馆制服务模式,即县级公共图书馆指导乡镇图书馆,乡镇图书馆下辖各村图书馆。不断完善村级图书室、农家书屋、汽车图书馆、图书流通点等服务网点,是加强广大农村地区图书馆服务的重要举措。此外,城乡社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多为兼职或义工,其业务管理水平较低,工作连贯性较差。因此,合理解决图书馆人员编制问题(职员、雇员或聘用等),已经成为地方图书馆建设不容回避的发展瓶颈之一。当前,总分馆制应在不改变原有行政隶属、人事制度和财政关系的情况下,由中心馆负责协调规划全区域内文献资源建设,逐步实现总分馆之间的协同采编、统一检索、统一管理、通借通还。紧密型的总分馆体系由市/县政府出资,市/县图书馆集中采购、分编与配送,甚至直接派人进行管理与开展服务。松散型的总分馆体系因市/县总馆与乡镇/街道/社区分馆相对独立,各参与馆在不改变原来身份和性质的前提下共同组建服务联盟或服务共同体。

3.分馆模式的优化途径

总分馆制是一种普遍应用的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模式,能够充分提升分馆的业务管理能力与信息服务水平。因而有学者认为总分馆制是发展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主体形式,应当成为我国构建基层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的主导思想。总分馆体系统一进行文献资源的采购、加工与管理,有利于实现各馆之间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使用与集群服务。赫里格尔和斯洛坎姆将组织结构分为高度集权制、直线职能制、矩阵组织制、多分部制(事业部制)四种类型,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应当采用矩阵混合模式(见图5-1)。图书馆服务体系通常由县(区)级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牵头,由辖区各职能部门与各单位图书馆等共同组成社区图书馆体系,一般通过协议约束来规范各方行为、协调各方关系并监督各方执行协议。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遵循人文文化的服务理念与多元化的服务方式,注重改善公共文化服务的技术手段、方式方法和设施设备。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可以大力推广总分馆制发展模式,逐步实现文献资源统一采编、统一管理、通借通还。地方政府应当积极推进“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总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图书室等为分馆或者基层服务点的总分馆制”,从而“促进公共图书馆服务向城乡基层延伸”。总分馆体系既拓宽了服务领域,又延伸了服务范围,实际上就是一个共建共享的信息服务网络,通常由“总馆(中心馆)——分馆(高校馆、公共馆)——社区基层网点”三大部分所组成。当然,总分馆体系在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譬如北京、上海等地区的总馆上升到市馆层级,从而变通为四级总分馆体系。

图5-1 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

经济发达、人口集中、交通发达地区,适合建立区域性的公共图书馆总分体系。公共图书馆只有将服务范围拓展到社区,才能真正将普遍、均等的信息服务落到实处。一个县(区)创办一所公共图书馆的传统模式,远远不能满足基层居民的阅读需求。每一个地方因地制宜地设置分馆,既可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延伸与拓展,又可保障居民文化信息的获取权利。地方性图书馆是区域性总馆或中心馆的分支组织,中心馆或总馆是辐射图书馆建设的核心组织。“嘉兴模式”是总分馆建设比较成功的典型之一,实现了街道(乡镇)、村(社区)图书馆(室)的全覆盖,也实现了统一进行新增资源的采购、编目与配送,还实现了全市范围内“一卡通”借阅。嘉兴市政府采取三级投入和集中管理的保障措施,即总分馆体系中,乡镇分馆的建设经费与运营经费由市、区、乡镇三级政府共同投入并由作为总馆的市图书馆集中支配使用,每新建一个乡镇分馆所需费用由市、区、乡镇三级财政均摊,乡镇分馆建成运营后市、区、乡镇三级政府财政仍然每年分别投入10万元用于保障分馆的正常运营。[5]总馆应当充分发挥上层公共图书馆的主导与协调作用,在市区、郊区乃至乡下普遍设立社区分馆、图书流通点和汽车服务点等,切实打造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总馆拨出部分图书、人员以及设施建立社区分馆,并将新进书刊定期、定时、定点送到社区分馆。

而经济落后、人口分散、交通不便的地区,缺乏建立区域性的公共图书馆总分体系的办馆绩效。尽管总分馆模式具有很多优点,但仍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人口密度与地理位置的影响。城镇人口密度大且交通发达,具备建立“一卡通”借通还的总分馆体系的基本条件。广大农村地区人口密度小且交通闭塞,强制实施总分馆体制未必能够取得良好成效。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文化基础设施等社会条件各不相同,地方图书馆建设应当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中西部地区的区(县)、街道(乡镇)两级政府可支配经费捉襟见肘,这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了总分馆体系的正常组建。区(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拥有馆藏、人员、技术与管理优势,应当支援基层创办满足居民文化需求的图书馆。总分馆制是一种理想的区域性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也是经济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构建的首选模式。不过,目前总分馆制只在我国经济实力相对比较雄厚、技术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城市实施,而在经费欠发达地区、交通条件恶劣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地区并不适宜大规模推广。在这些落后地区,可以适当地开展合作服务或流动服务,并随着基础条件的不断改善,而逐渐采用总分馆模式。

图书馆分馆模式的逐步推行需要加快传统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总分馆体系内部人财物的统一管理。尽管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在总分馆体系、通借通还、资源共享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其建设过程中的主体不清、体制障碍等问题仍然是难以克服的发展瓶颈。我国公共图书馆分级管理体制严重制约着总分馆制模式发展,有行政管理、文化体制、财政预算与人事制度等诸多障碍,尤其“分级财政”直接导致总分馆制存在统一经费的现实难题。总分馆模式必须解决经费统筹统管问题,才能既符合实际又有可操作性,否则就很难建立真正意义上总分馆体制。倘若以区(县)为基础统一辖区内的财政拨付,就可以构建以区(县)图书馆为总馆、以街道(乡镇)馆为分馆、以社区(村)馆为服务网点的总分馆体系。在总分馆模式中,总馆是图书馆分馆的业务协调部门与管理协同中心,分馆是总馆的有益补充与服务延伸。一般而言,社区提供场地、馆舍、人员与设备,公共图书馆提供文献、技术、管理与指导,共同构成信息资源服务体系。社区分馆必须提供符合要求的馆舍、设施与人员,保证文献流通等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不定期地派遣人员到总馆学习进修,及时反馈社区用户的文献信息需求;总馆为社区分馆办理集体借书证,提供一定数量的文献资源(每月定期按用户需求更换书刊),适时培训分馆的业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定期进行各项业务工作的巡回辅导。有学者提出推广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联合图书馆的经验,有选择性地将一些图书馆建成分馆,克服“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弊端,实现图书馆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不管图书馆属于政府,或企业,或个人,其管理权都统一归属区(县)总馆,总馆统一管理经费、资源、人员与业务,从而构建统筹规划、统采统编、馆际联网、资源共享与通借通还的总分馆体系。

(二)图书馆的民办模式

1.民办模式的发展概况

图书馆的民办模式是指一种由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机构、团体组织、社会个体等社会力量创办公益性或准公益性社区图书馆的办馆模式,其资金来源与管理运营具有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非官方性。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严重制约,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建设经费往往不甚理想,尤其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图书馆经费一直亏欠。因此,为了缓解图书馆经费欠缺问题并保障社区居民平等地享受图书馆权利,地方居委会可以实施地方的图书馆民办模式。社会力量是创办或援助图书馆的生力军,地方文化管理部门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地方居委会充分吸纳驻区机构、企事业单位、社区居民等各方力量,通过资金捐献、资源整合来走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的捐资办馆之路。因此,地方需要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的运作机制,鼓励社会力量积极投资、捐款、赠送、赞助图书馆,形成政府、社会与个人共享图书馆建设的氛围。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是对地方政府与地方组织兴办图书馆有益的必要的补充,譬如个别民营机构或个体家庭积极参与图书馆建设,还形成了融租、借、售为一体的农村图书馆运作模式。民办图书馆建设需要坚持多元化的发展理念,尝试“公益”与“私利”相结合的办馆模式。一些地方物业提供必要的场地,给予公益文化事业的优惠支持;社会人士承包经营图书馆,负责馆藏设备、图书购置并开展有偿的借阅服务。民办图书馆往往跟私立图书馆、自办图书馆、私营图书馆、民营图书馆、民间图书馆等术语纠缠在一起,我们在此将它们视为大同小异的概念。近年来,民办模式的图书馆逐渐兴起,出现了家庭自办图书馆、居民自助图书馆、“捆绑”经营图书馆等。

家庭自办图书馆(室)是指由热心公益事业的家庭或个人创办图书馆并全权运作,集借、租、售于一体的图书馆。譬如,2020年,一位名叫杜德建的乡村教师,已开办家庭式图书馆达39年之久,自1981年1月1日起,图书馆正式对村民开放。

居民自助图书馆是指居民以捐资、捐书、捐刊、捐设施等形式所共同筹建的图书馆,具体有“图书银行”“会员制管理”“环保书架”“漂流书屋”等组织方式。其中,“图书银行”是指地方居民、企事业单位自愿将文献资源捐赠到“银行(图书馆)”,并根据规定享受一定的优惠权利,如“共建读者”比一般读者拥有更多的借书权限。“图书银行”通常采取“存书自愿、取书自由、存书付息、借阅收费”等管理办法保障文献流转,即地方居民自行选择将自家图书以“存款”形式存入图书馆,换取一个相当于“存折”而又可以免费借阅该馆藏书的借阅卡。地方居民存书的数量与时间以及存书被借阅的次数,直接决定着该存书者“书息”的多少——免费借阅图书馆藏书权限的大小。倘若免费借阅藏书的“书息”不够,用户也可以选择通过交纳押金来换取“书息”。“图书银行”的运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购书经费不足的压力,同时培育居民共享闲置书刊和参与社区建设的文化意识。如2011年,新疆乌鲁木齐卫星路社区图书室设立“图书银行”,推出“存书换折”“凭折借书”“多存多借”“借期延长”的活动,短短半个月内书籍由原来的不到100本增加到500本,至2013年7月图书迅速增加到3000余本。2016年11月,安徽合肥蜀山区笔架山街道文博苑社区“图书银行”正式启动,社区居民将闲置书籍存入“银行”就能凭“存折”免费借阅藏书、自愿兑换绿植以及换取免费家政,此外“储户”还能按存书量获取可兑换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家政服务等的“积分”。“图书银行”真正实现了闲置书籍的充分流转,也满足了居民的阅读需求,还赠送了友爱关怀的生活福利。简而言之,“图书银行”是图书馆民办模式的一种新形式,即民众把家里收藏的书籍存入图书馆,并免费借阅图书馆中的文献资源。

会员制图书馆主要是指民众自愿集合创办的图书馆,会员需要交纳一定的会费作为购书经费,而图书馆保障会员自主借阅图书的权利。图书馆采取会员制管理方式,可开展“你点书,我买单”的创新服务,免费向会员提供信息资源服务,并定期举办各类会员活动,从而吸引民众加入会员制图书馆。此外,近年来“环保书架”“漂流书屋”等居民自助办馆形式也有日益增多的发展趋势。

2.民办模式的利弊分析

图书馆民办模式通过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入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办馆经费投入之不足。政府无疑应当成为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主体,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图书馆的经费长期难以得到保障。采取民办模式建设图书馆,不仅有利于缓解经费短缺问题,而且有利于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如黑河市花园街道图书馆跟新华书店合作创建分店,分店图书除在馆内销售外还为读者提供馆内阅读服务,2010年、2011年平均每年花园街道图书馆分得净利润3万元。有些图书馆常常因经费紧缺、设施落后、新书不足而难以持续发展,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农家书屋作为政府部门推动的文化惠民工程,要求可供借阅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分别不少于1000册、30种、100种(张)。如要动态维持,可供借阅而非摆设的实用图书至少1000册,并在后期能够得到社区用户的持续关注,那么农家书屋就面临极大的购书经费压力。实施多元主体的资源整合,既有利于资源集聚,又有利于资源优化,从而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图书馆民办模式通过调动民众参与“办馆”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他们积极参与图书馆事务。民办图书馆贴近居民生活与弘扬当地文化,是和谐地方建设的重要保障。没有地方文化繁荣就没有地方和谐发展,没有地方居民参与就没有地方文化繁荣。“图书银行”“会员图书馆”“环保书架”等民众自助办馆模式,能够充分调动民众参与图书馆建设的积极性,合理利用区域内的人力、财力与物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共建、共享文献信息资源的基本目标。这些自助办馆模式有利于引导民众捐出闲置书刊或借书给图书馆,鼓励他们参与图书馆建设,加强他们对当地的归属感、认同感与责任感。自助办馆既能激发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又能提升民众自治管理的水平,还能促进他们文化自信的养成。图书馆自助办馆需要遵循“公益”与“市场”相结合的运作机制。民办图书馆通常具有自主性强、运行灵活的优点,但仍然存在缺乏后盾支撑、工作不够规范、资源不够充足的缺点。

3.民办模式的优化途径

图书馆建设主要由地方政府提供支持或者由社会各界提供赞助。政府应当给予恰当的政策扶持,充分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实施多元化办馆的发展战略。社会、企业、团体及个人是图书馆建设的有生力量,都可以参与筹建图书馆或捐资助建图书馆。社会力量创办图书馆的方式多种多样,诸如集资自建、物业部门承办、社会团体创办、个人捐资赞助等。政府既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费投入主体,也是引导、动员、组织与协调社会力量参与其中的直接责任者。只有彻底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万能论”的陈旧观念,才能形成公共文化“社会办”的新兴风气。因此,我国的文化部门明确提出在文化建设上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力量为补充的合作模式,并提出要运用政策引导、表彰奖励、评估定级等手段,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文化。具体来说,政府需要制定图书馆建设标准和服务规范,并积极推动社会力量参加办馆助馆活动。

图书馆建设应当采取创办主体多元化或产权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事业,鼓励房地产商、企业家、慈善家以及社会贤达捐资办馆。在充分保证基础服务免费开放的前提下,图书馆可以适当实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管理,诸如开展有偿专题服务等“多业助图”活动。社会力量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协调优势的前提下,创办融借、租、售于一体的图书馆(室),将社会公益与个体盈利有机地结合起来。

图书馆民办模式就是要倡导多渠道、多元化投资办馆,充分引导团体、企业、书商、物业、开发商、个体等社会力量创办图书馆(室),全面集成“借、阅、租、卖”等综合经营服务方式,切实满足民众的公共文化需求。通常而言,民营图书馆创办者具有很强的进取精神和敬业精神,但在创办与运行过程中必然面临资金困难、馆藏短缺等情况。政府需要提供必要的扶持措施,譬如制定政府支持、街道配套、社会赞助、服务创收的多元化办馆政策,采取政府预算、社区筹款、群众集资、社会捐助的资金注入方式,尤其是大力吸引各种经济实体支援图书馆建设,从而为民办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李英强等人倡导的立人乡村图书馆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其馆舍大多建在乡村学校内或周边,运行成本几乎完全来自社会捐助,同时还提供了多种教育服务,如阅读书目、选修课、读书会、电影欣赏、作文比赛、冬令营/夏令营。图书馆创办方式各不相同,服务形式亦千差万别,因而需要实施特色化、个别化的管理与引导。

(三)图书馆的网络模式

1.网络模式的发展概况

图书馆的网络模式是一种借助互联网,上传网络与数字资源,构建虚拟数字图书馆的服务平台,并实现信息资源网上供给与传递的服务方式。因此,网络模式与其说是一种新型的图书馆建设形式,不如说是一种新型的图书馆服务手段。截至2015年末,我国平均43.79万人才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0.61册,人均流通人次0.43次,人均书刊文献外借人次0.17次,人均书刊文献外借册次0.37次,人均组织各类讲座次数0.43次,人均举办展览0.15次,人均举办培训班0.25次,每千人平均阅览室座席数0.66席。[6]从整体来说,公共图书馆馆舍设施、书刊资源等相当缺乏。城镇社区图书馆十分落后,农村社区图书馆基本空缺,尤其是乡村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落后、财政支持不足、文化设施薄弱、人口密度较低和居民素质不高等问题极大地制约着农村“实体”社区图书馆建设。许多基层图书馆连基本的外借服务都难以为继,更别说高深层次的信息咨询或延伸层次的文化服务活动了。这种状况为图书馆网络模式提供了生长空间,于是虚拟的数字图书馆等信息共享平台逐渐出现。

图书馆是当地的信息网络中心,当地政府、地方组织乃至居民都可以利用它来发布或获取信息的服务平台。随着网络设施与数字技术的发展,虚拟数字图书馆服务平台建设亦提上了议事日程。政府部门应当借助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技术,构建图书馆数字化的虚拟平台,开展虚拟、移动、导航、交互的数字资源服务。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乃大势所趋,应当集成文化共享工程、公共图书馆所拥有的多种数字资源,创建一个多资源、宽领域、跨平台的信息共享平台,为读者打造一个信息查询、文献借阅、文化传播、宣传教育的公益性、互动性数字化服务平台。目前中小型城市及广大农村的社区图书馆(室)大多仍处于“藏、借、阅”的孤立状态,还没有开展基于互联网的书目共享、联网检索、虚拟咨询、网络导航与远程服务等新兴业务。当前,尽管图书馆建设远远没有实现全覆盖的基本任务,其网络服务似乎更加难以实现,但这必然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路向。

效仿网络营销,图书馆也开发了文献信息服务的“线上”模式。一些时髦的图书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开创集藏、借、阅、咨、售等于一体的线上、线下服务平台。譬如,山东首家“互联网+”图书馆——“十方聚图书馆”,通过线上线下、阅读交流等方式把教师、作者、家长、孩子、学校、教育培训机构、媒体出版机构、书店等各方聚在一起。“十方聚”“青番茄”“微微书香”等网络图书馆层出不穷,为图书馆的创办与服务展示了全新的发展模式。(www.daowen.com)

目前。有些图书馆的网络发展模式尚不成熟,但集合文化业务与拓展服务功能的势头正旺。就其发展方式而言,一方面,图书馆着力提供各种数字资源服务,另一方面,图书馆着力成为数字资源的集成场所与服务节点。2005年8月29日,Tim Spalding创办了一个个人、作者、图书馆与出版商等共同参与的图书馆分享网站Library Thing,它是一个存储与共享图书目录及其元数据的社会性开放编目网站。截至2016年,Library Thing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超过200万图书爱好者和1亿本图书目录的共同体。[7]图书馆打造读者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甚至构建跨地区、跨机构的信息资源服务体系。Library Thing网站提供了功能非常强大的图书、音乐、电影等编目与追踪工具,用户可以登录美国国会图书馆、6个国家的亚马逊网站和世界各地1000多个图书馆;也可以自主编辑、搜索与排序自己的信息,使用自己的学科主题“标记”图书,并使用国会图书馆分类法、杜威十进制分类法或其他自定义分类法等各种分类系统来组织收藏;它也是一个被描述为“脸谱网图书”的社会网络空间,用户之间可以互看图书收藏、互换阅读建议,还能根据集体智慧推荐最合适的图书。在“互联网+”时代,图书馆本身所拥有的数字信息资源固然重要,但其数字资源组织、整序、加工、升值、传递与服务的能力同样不可或缺。图书馆网络化发展趋势进一步显现,但公益性服务容易受到其他业务的冲击。

2.网络模式的利弊分析

网络模式建立了读者主动参与的信息共享平台,有利于他们方便地获取虚拟的数字资源服务。

网络模式开创了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的新纪元,有利于将传统图书馆拓展到网络空间。倘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能够借助网络平台为公众提供权威、及时、便捷的知识服务,那么这就是一场知识信息供给服务的历史性变革。在此过程之中,图书馆作为知识贡献者与网络服务终端,无疑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与作用。陈福军的家庭图书馆侧重于以书换书,目的是为了让大家能有个固定的换书场所,为更多人提供读书的机会;而“摆摆书架”却利用网络提供了一个读者用于分享自己看过的图书,并且可以免费借阅他人分享书籍的平台。这就是说,“漂流书屋”传统的实体形式,同样可以在网络上发芽生根并茁壮成长。无需建立实体馆舍,无须拥有实体馆藏,网络图书馆就在虚拟网络环境中撑起了一片蓝天。显然,网络民营图书馆的实践表明,公共图书馆的网络模式值得好好探讨。

网络模式开启了数字信息资源服务的新形式,缓解了公共图书馆实体资源不足的压力。图书馆在开展各种实体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基础之上,还可以为读者打造公共文化交流的虚拟空间。譬如,Library Thing为读者用户提供7个方面的特色服务:用户免费建立自己公藏或私藏性质的网上图书馆,倘若馆藏超过200本就需要交上25美元享受无限数量的书目管理服务;提供充满动力的编目应用,帮助用户轻松地著录书籍并建立私人藏书目录;提供按居住区域或相同兴趣等创建组群功能,方便用户联系并获得导读、推荐服务;编辑书目相关信息,并对书目进行搜索和排序,用户从任何地方都可访问其目录;用户自由做著录项目“标签”,可使用国会图书馆分类法或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等收集整理;为其他用户提供导读服务,用户本人也能得到其他用户的推荐服务;可将自己的图书馆馆藏设置成不同的状态,如借阅、私藏、群内查阅、出售。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极其丰富,本馆馆藏、异地馆藏、专家知识以及用户智慧等组成了知识宝库;服务对象极其广泛,本馆读者、社区居民、异地用户和网络游客等构成了读者群;服务方式极其方便,人性化服务、个性化服务、一体化服务与一站式服务等服务方式应有尽有。由此可知,图书馆发展重点之一就是依托互联网络加强数字图书馆建设,从而为读者提供虚拟的信息共享空间和便利的信息交流平台。

网络模式需要抵制虚假、不良乃至诈骗信息的侵袭,创造稳定、可靠、权威、方便、及时的信息服务平台。数字技术与网络设施是人类通向未来的重要保障,但给社会发展带来了难以估计的信息安全、信息困扰与信息控制问题。网络给人们提供了信息自由获取的通道,同时也造成了虚假信息满天飞的无奈状况。图书馆积极创建虚拟图书馆,构建读者、馆员、专家等各色人员互动交流的平台,无疑是网络时代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不过正如一个硬币有正反两方面,虚拟社区也容易成为虚假信息、垃圾信息甚至是有害信息传播的温床。任何个体都可以披着马甲自由发表信息,一方面为信息用户坦诚相见地交流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为别有用心者发布不当信息给予庇护。如何净化信息传播空间且保障信息自由获取、加强信息合法监管且保护用户个人隐私,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图书馆应当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政策,切实维护虚拟用户知识信息自由获取的权利。

3.网络模式的优化途径

图书馆应当坚持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树立网络化、数字化服务意识。互联网络的快速兴起与急剧扩张,打破了图书馆只是书刊借阅场所的陈旧观念。而图书馆众多传统的服务活动,几乎在网络环境下都能获得较好的应用。许多新型服务甚至需要借助网络,才能得到更快的推广与普及。美国公共图书馆普遍为当地读者提供网络服务,甚至有数据显示在64.5%的社区里,公共图书馆是唯一为读者免费提供使用计算机及上网服务的机构。图书馆发展需要开展网络服务,网络服务是图书馆新的增长点。

图书馆应当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信息资源的网络服务平台。网络触角已经伸向各行各业并产生了深刻影响,图书馆同样需要在网络时代重新定位。网络设施、服务终端、数据资源是网络服务的基础条件,图书馆必须拥有一定的信息基础设施才能开展信息资源的网络服务。图书馆网络模式至少应当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功能:业务协作平台,优化信息资源的搜集、组织、描述与管理工作,譬如实现网络任意用户书目DIY专业级别书目,让普通用户上传、编辑、修改、更新书目;集成服务平台,打造读者参与建设、管理的综合服务系统,既提供书名、作者、出版社、ISBN等标准书目信息,又提供本馆馆藏动态、他馆可借状态以及书店售卖信息,还提供各种文化服务活动;虚拟交流平台,构建实时、交互、动态、友好的虚拟数字图书馆,用户能自由发布评论、导读、解说、推荐等信息,形成热爱阅读、乐于交流、互惠互利的受益群体,甚至提供将个人藏书设置“可借阅”功能;多方横向联盟,建立图书馆、出版社、书商等统一合作平台,通过图书借阅、出版、租赁与出售活动共同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只有切实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打造集成化、虚拟化、联盟化的信息资源服务平台,图书馆的网络服务才能真正成为读者生活的一部分。社区图书馆应当积极融入正在生长着的网络环境,不断拓展突破时空障碍限制的数字服务。

新型数字技术将改变图书馆的运行机制,尤其是云计算技术颠覆了信息存储与传递的方式。传统的总分馆体系或社区图书馆联盟,通常采取数字信息资源集中管理方式,即通过服务器来储存信息资源并提供上传和下载服务,这对业务管理人员的要求相对较高。在云计算环境下,每台计算机都平等运行,创造了资源共享、平等协作、在线交流等外部条件。基于云计算的图书馆联盟网络不仅管理简便,而且可由第三方管理,还易于扩展。当前,绝大多数图书馆没有专门购买数据库资源,基本没有数字化的图书数据库、期刊数据库、学位论文库、影视音乐资源库等。若接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就可以利用工程配置的数字资源,简单地开展讲座播放、电影放映、艺术欣赏等影音服务。因此,图书馆网络化发展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借助信息基础设施普及、改造与提质之东风,实现图书馆硬件设施的整体改良;借助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之契机,实现免费的基本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融入市、区(县)图书馆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拓展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的服务力度;提升本馆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实现馆藏信息的数字化管理与服务。

图书馆必须改变单一的书刊阵地服务的传统方式,坚持走以增加数字资源与拓展数字服务为核心的跨越式发展路径。广大工薪阶层的业余时间相对紧张,难以享受图书馆的实体资源服务,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无疑为他们带来了福音。图书馆需要开展数字化服务,为读者提供图书、报刊、影视等各类数字资源,通过互联网、手机、智能移动终端等新媒体提供电子书借阅、手机图书馆、U盘图书馆等多样化服务。就加强数字资源建设而言,图书馆应当充分整合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与市、区(县)图书馆文化信息资源,并力所能及地购买相关数字资源或自建部分有乡土特色的数字资源。而就拓展数字资源服务而言,图书馆需要创建多媒体、跨平台、多终端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网络,打造融信息查询、艺术欣赏、文化传播与交流互动为一体的公共文化数字新平台,实现数字资源下载、数字资源导航等服务并跟进当代移动服务,即利用手机、IPAD等手持阅读器通过WiFi或USB的方式下载阅读数字资源。一般来说,图书馆网络化发展模式并不需要特殊条件,只要加强硬件设备、软件系统与数字资源建设即可。图书馆网络化、数字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克服传统服务中的许多短板与弊端,譬如图书馆逐渐发展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成员与重要支柱,其网络设施建设与数据运行维护可委托第三方完成,从而保障读者只需通过触摸互动设备登录就可以直接远程访问公共文化资源体系中丰富的数字资源。

(四)图书馆的读者决策采购模式

1.读者采购模式的发展概况

读者决策采购即PDA(Patron-Driven Acquisition),也叫作读者驱动采购,是指根据读者的实际需求与使用情况,由图书馆确定购入的一种以读者为主导的资源建设新模式。PDA由读者的需求驱动采购,因此也称为需求驱动采购(Demand-Driven Acquisition,DDA)模式。PDA最早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大学图书馆,目前已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得到广泛应用。PDA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按采购对象介质不同,PDA可分为纸本图书PDA和电子图书PDA;按采购主体不同,PDA可分为单馆PDA和联盟PDA。联盟PDA是指图书馆基于PDA的合作馆藏建设或者联合采购。

合作馆藏建设是图书馆通过文献资源联合协调采购来提高区域图书馆文献保障范围和水平的方式,是图书馆合作的主要任务。PDA的按需采购特性与合作馆藏建设一样具有节约经费、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文献利用率等优点,两者的结合为图书馆馆藏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PDA在20世纪90年代诞生不久就受到国外图书馆的关注并付诸实践。

在实践方面,国外图书馆联盟PDA实践开始于1999年的美国科罗拉多研究图书馆联盟(CARL),之后国外许多大学图书馆联盟实施了PDA项目。2005年,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采用PDA访问模式为全英继续教育学院统一采购电子书。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图书馆联盟实施纸本图书DDA试点取得成功,后于2011和2012年又实施了两个PDA电子书试点项目。2013年,美国马里兰州和附属机构大学系统图书馆联盟启动有限访问/借阅联盟模式实施了电子书DDA项目。而受到大学图书馆联盟的影响,多类型图书馆联盟也开始实施PDA项目。美国西纽约图书馆资源委员会分别于2009年和2012年实施纸本图书和电子图书两个PDA试验项目。

而在国内,自从2011年张甲和胡小菁把PDA概念引入国内后,PDA逐渐成为国内图书馆领域的一大研究热点。一些文献表明,国内学者对PDA的研究思路表现出从“认识和争论”到“思考和模仿”的发展历程,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国外PDA产生的背景、演变、模式,PDA概念辨析,PDA模式创新和实施效益的争论,国外PDA案例介绍和对国内的启示,国内PDA的实施路径和模仿案例分析,图书馆联盟PDA研究等。此外,国内部分图书馆借鉴国外PDA的理念,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纸本图书PDA模式,如广州佛山市图书馆的“读者自主采购”模式、内蒙古图书馆的“彩云服务计划”模式。这些图书采购活动以读者需求为导向,与PDA思想相同,但仅在单馆内运行,并且存在着“自动化程度不够、用户体验不够便利、效率较低”等问题。

总之,国内图书馆联盟PDA无论在研究方面还是实践方面,与国外相比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读者采购模式的利弊分析

根据纸本图书和电子图书的不同特点,图书馆在采购实践中,已经发展出了多种不同类型的PDA模式。纸本图书PDA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把读者的文献请求转化为纸本图书的订单,由于这种采购需要读者或者馆员自己制作书目订单,可以将其称为“自制书目PDA采购”;另一种是读者在OPAC(联机公共目录检索系统)帮助中发现征订书目MARC数据并发起的购买,可以将其称为“征订书目PDA采购”。而电子图书的PDA模式则根据实施目标的不同分为“PDA采购”“PDA借阅”和“PDA访问”等模式。

自制书目PDA采购,指读者的纸本图书请求如果在系统内所有的成员馆都没有馆藏,可直接(通过亚马逊等)购买该纸本图书满足读者的需求。

征订书目PDA采购,指针对读者通过检索图书馆预先导入联合目录和成员馆OPAC的征订书目数据而生成订单请求的采购。其一般的运作流程:①图书馆根据一定的馆藏标准对书目经过查重等处理后,把书目MARC数据导入联盟联合目录和成员馆的OPAC之中;②读者在检索联合目录或成员馆OPAC时,如果发现需要的图书,可以点击“请求购买这本书”,读者根据提示填写购买请求单,购买请求单会交由采访馆员处理;③采访馆员每天检查请求列表,根据采购原则进行一定的取舍;④图书可由读者所在图书馆加工后借给读者,也可由书商直接寄给读者。

国外图书馆联盟的电子图书PDA采用“读者触动”机制,是基于读者的实际浏览与阅读情况,以是否达到一定的标准或参数触发对某一文献购买或使用付费指令的模式。其一般的运作流程:①图书馆先与书商确定符合馆藏标准的预设文档,之后书商提供符合预设文档要求的电子图书MARC记录,图书馆把这些MARC记录导入联合目录和成员馆的OPAC之中;②用户在检索OPAC时,可以点击链接直接阅读电子书(或者要求提供印刷本);③当用户点击阅读电子书达到图书馆的预设次数、时间、人数或者出现下载、打印等触发标准后,会自动触发图书馆向书商租用或购买的指令;④由图书馆向书商统一付费使用或购买。

不同图书馆的电子图书PDA的触发标准各不相同,视其与书商签订的合同条款而定。目前国外图书馆联盟与电子图书书商签订的触发标准包括PDA采购、PDA借阅和PDA访问等模式。

PDA采购标准:两次或者两次以上“有意义的使用”。一般地,第一次“有意义的使用”是免费,但是第二次(或者多次)“有意义的使用”就会触发购买。“有意义的使用”次数根据合同条款确定。

PDA借阅标准:读者的阅读超出了“有意义的使用”的限定水平(阈值),便会引发租借或短期借用。该书暂时“借”给用户,在借用期间,用户可充分使用并不会触发更多费用,图书馆会为借用支付一笔费用,一般是全价的一定百分比,费用取决于短期借用的期限。当借阅计数超出阈值将会引发自动购买,图书馆需按照该书定价全额支付。

PDA访问标准:读者的任何使用都可能触发微支付;当使用费超过阈值,触发采购。

关于“有意义的使用”的一般规定:读者浏览超过设定时间、设定页数或发生拷贝、下载、打印等操作时,便可算作“有意义的使用”。

上述PDA模式是国外图书馆联盟实施PDA所采用的模式,自制书目PDA采购和征订书目PDA采购是纸本图书PDA模式;PDA采购、PDA借阅和PDA访问是电子图书PDA模式。自制书目PDA采购从传统馆际互借中发展而来,经费管理和所有权归属简单清晰,缺点是主要依赖手工操作,效率较低。征订书目PDA采购运用了现代信息技术,书商能精准分析用户需求,精准投送图书,但对系统平台的技术水平要求高。PDA采购强调对电子图书的拥有量,采购管理比较简单,但所购资源不能共享。PDA借阅把对图书的“使用”和“拥有”结合起来考虑,合理解决了读者不断增长的文献需求和图书馆经费不足的矛盾,并且支持图书馆合作的资源共享,其缺点是触发机制复杂、技术要求高、管理难度较大。PDA访问强调对电子图书的“访问”使用,适用于“使用”时效强、“拥有”价值低的图书采购项目。

3.读者采购模式的优化路径

图书馆实施PDA,可以根据需要选择PDA模式。选择模式必须考虑6个方面的因素:①图书馆合作的组织类型,是全国性的还是区域性的,是单系统类型的还是多系统类型的,组织上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等;②技术条件,统一的业务管理平台和联合目录建设情况、对接书商系统技术条件是否成熟等;③采购对象,即采购文献类型,是纸本文献还是电子文献;④采购目标,采购目标是“拥有图书”还是“使用图书”,纸本图书只能“拥有、收藏”,电子图书需要考虑是基于“拥有”还是基于“使用”等;⑤经费的来源和分配,经费来自联盟,或由成员馆共同筹集,还是由成员馆各自付费;⑥所有权归属,所采选的文献归联盟所有还是归单个成员馆所有。

从组织类型来看,图书馆联盟由地方大学图书馆与地方公共图书馆构成,属于区域性多类型图书馆联盟,与美国的西纽约图书馆资源委员会、伊利诺伊州学术与研究图书馆联盟同属一个类型,在模式选择上可以参考这些国外联盟的做法。如在实施纸本图书PDA试点项目时,就根据现实的技术情况和对馆际互借的检验目的选择了自制书目PDA采购,实施电子图书PDA试点项目时则根据技术条件(如信息共享平台、联合目录)和资源共建共享的目标选择了PDA借阅。

从技术条件来看,一些地方的图书馆联盟依托文献网络平台,这虽然已经解决了成员馆之间读者统一认证、资源统一发现、用户行为分析管理和联合书目等问题,但在对接书商的信息管理系统、书目导入与查重、书目管理和发现专用功能等方面还需要重点解决。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根据现实情况,当前图书馆在开展PDA试点项目时,纸本图书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采用自制书目PDA采购模式,通过当当网或亚马逊等网上书店快速获取读者想要的图书,等到技术条件成熟时也可以采用征订书目PDA采购。电子图书可从外文电子图书开始试点,选择具有图书馆PDA经验和实力的供应商进行合作,首次建议采用PDA采购,管理起来比较简单,技术条件成熟时可以采用PDA借阅。至于中文电子图书,虽然主流的打包销售方式阻碍了PDA模式的应用,但随着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的提高,国内书商和出版社已经开始探索适应PDA模式的电子图书单本销售方式,如某公司在2016年推出的田田网——中文纸电同步平台,可以与图书馆信息管理系统对接,实现版权控制、纸电新书发布、图书馆采购和读者借阅、荐购服务等功能。目前一些地方图书馆正在与公司合作,利用田田网试验PDA项目,试验成功后,则可以推广到各地的图书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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