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发展史上，张大千是一位极富人生传奇，享誉海峡两岸，并在世界画坛深有影响的艺术大家。他精研传统，深攻笔墨，一生游艺神州大地和世界各国。他每到一地必结交名流、同赏山水、切磋技艺，所以他高朋无数、胜友如云。其中他在西去敦煌临摹壁画途经甘肃武威时，结识了甘肃画家范振绪先生，从而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范振绪（1872年—1960年）为甘肃靖远县人，字禹勤，号南皋，晚年号东雪老人、太和山民。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癸卯恩正并科进士。1906年赴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任河南省济源县知县。1919年，深居北京荣宝斋从事书画创作，维持生计。1921年，被绥远督统马福祥聘为记室，出任萨拉齐县知事。1934年，返回兰州，被聘为甘肃省政府顾问，兼禁烟委员会委员。1936年，应西北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聘请，担任教师，移居武威。

1941年，张大千携夫人杨婉君、二子张心智和徐悲鸿的学生孙宗慰等一行前往敦煌。据张大千在《我与敦煌》中讲述：“准备赴敦煌的用具和行李就有五百斤。从成都飞到兰州，兰州再进去，自永登起就是马家军的防区了，地方情况特殊。由鲁大昌先生代我致电马步青旅长，说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敦煌附近常有哈萨克流寇出没劫杀行旅，请求马旅长保护。马旅长回电欢迎我去凉州住，由鲁大昌派车护送过去，再由马步青派骑兵一连护送我入敦煌。”

最后经鲁大昌等人的协助，张大千他们在兰州租到一辆苏联的“羊毛卡车”前往敦煌。当汽车驶过中山桥时，迎着清凉的黄河河风，张大千感到很惬意，因为他马上就要来到他魂牵梦绕的敦煌。他们一行经永登、乌鞘岭、古浪到达武威。

有趣的是，当风尘仆仆的张大千出现在前来迎接的马步青面前时，马步青大为惊讶与愕然。大名鼎鼎的张大千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身材矮小、胡子邋遢、穿着一件土里土气的驼毛大袍的小老头。马步青当时就不禁乐了，甚至很粗鲁地和张大千开起玩笑，戏称张就像是他老家河州东乡卖鸡蛋的农夫。马步青的傲慢气势顿时把张大千的自尊心刺伤了，张大千二话不说，当即叫马步青的副官取出纸墨，在地上飞快写出一首诗来送给马步青。马步青一见纸上的字便立刻肃然起敬，再一看写的那首诗：“野服裁成驼褐新，阔袍大袖成闲身。无端更被将军笑，唤做东乡卖蛋人。”马步青立刻惭愧地拱手道歉。当时在旁的还有蔡孟坚，这一幕给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此也对大千的才华和为人终生仰慕和敬佩。

以上这段是2006年出版的《行走的画帝》中描写的张大千初到武威时的一段故事。

接着，“马步青命人置办宴席盛情款待。席间，张大千向马步青说起一件事：‘蔡市长准备引荐我会见武威城一位书法大家范振绪。’话未说完，马步青笑道：‘他是我家的教师哩，是个人才。’宴毕，送至河西大旅馆安歇。次日，张大千和蔡孟坚前往范振绪家拜访。张大千见到范振绪时，以‘禹丈’称呼他，因为张大千涉足画坛即对范振绪崇拜不已，如今相见分外高兴。当张大千把准备前往敦煌一事告诉他时，范振绪大加称赞，最后两人相约一同前往。”这是2012年5月11日《兰州晚报》刊发的一篇《张大千在甘肃的传奇故事》中的描述。关于张、范二人的会面，至今有许多版本。

张尚瀛在《范振绪先生的一生》一文中写道：“他（张大千）到武威后去参观大云寺时，巧逢范老正在寺中蘸墨作画，故人喜逢，倍感亲切。此时范老适避日本飞机轰炸兰州，暂居武威。当大千先生把他西去莫高窟的计划告诉范老后，深得范老赞同，并相约愿与同往，还与当地有关方面联系解决了警卫护送、伙食供应、交通工具诸问题。”

范振绪（左七）与张大千（左四抱小孩者）鲁大昌（左八）等合影

从文中可以看到，张、范二人原就相识，此次是重逢于武威。但是在《陇右文博》2006年第一期刊登的黎大祥撰写的《张大千与范振绪在凉州的友情及遗留的墨迹》中，却这样写道：“入城不久，一位个头不高、银髯拂胸的长者前去造访他，这个人就是当时甘肃省参议会副议长、著名的书画家范振绪先生，两人相会非常高兴。”很显然，这是范振绪慕名前去拜访张大千的。

发表于《人民政协报》的李玉琴所写的《张大千当年是如何到达敦煌的》写道：“在武威，大千幸遇甘肃省参议会范振绪副会长。此人温文尔雅，谈吐不凡，给大千留下很好的印象。范乃甘肃著名的书画家和诗人，他要亲自陪同大千去敦煌。”这段话也记载了张、范二人是在武威才相识的。

与张大千同去敦煌的张大千的次子张心智后来在《张大千敦煌行》一书中写道：“过武威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担任甘肃参议会副议长的著名书画家范振绪先生。张、范二人结识后相谈甚投。”从张心智的记载来看，张、范二人的结识是经别人介绍的。

张、范二人结识后，也正如张心智所写的，二人“相谈甚投”。他们彼此诉说了自己的身世、阅历，以及对书画艺术的见解。张大千得知范振绪与其恩师曾熙为同科，所以对范以“师叔”称之。他赠送给范振绪的书画作品多题有“禹勤道丈”“禹老道翁”，体现出了文人那种谦谦有礼的“慎独”情怀。

张大千，原名张正权，又名爰，字季爰，号大千。据说，在张大千出生的前一天晚上，他的母亲曾友贞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髯长袍老者送她一铜锣，上蜷伏着一只黑猿，曾氏接过此物，梦遂醒。没过多久大千出生，后来人们都说张大千是黑猿转世。张大千也很喜欢猿这种有灵性、有感情的动物，他写猿、画猿、养猿。21岁时，张大千到上海拜曾熙为师学习书法，曾熙根据他的黑猿转世之说，为他取名为“蝯”（“蝯”即“猿”古字）。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张大千去“虫”旁，改为“爰”，故他作画落款多为“张爰”。

对于张大千的黑猿转世说，范振绪也颇认同，他曾在张大千送给川人黎四素的一幅画作上题诗一首：

秃笔纵横写石根，

蝉鸣鱼咏正黄昏。

如何妙解荒寒色，

君是山中一老猿。

黎四素（1882年—1961年），四川阆中人。原名之彦，字子俊，清末拔贡，先后任甘肃渭源、临潭县知事。在渭源县任上，由黎四素倡建主持，于民国八年（1919年）在县城南门口新址，改原平桥，仿兰州雷坛河卧桥修建的纯木悬臂拱桥，即现在的灞陵桥。1935年，黎四素任宁夏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黎滞留北平，在无奈和惆怅中，唯有借书画来自娱。他与好友国画名家许翔皆联手绘制《嘉陵江山图》，以书画求友人诗文题赠，共寄思乡爱国之情。抗战胜利时，黎四素将长卷展出，引起轰动，《申报》曾有报道。随后，黎四素又以锦屏山为素材，撰《锦屏山房记》及多首诗篇，由其夫人、书画家樊瑞贞女士书写，范振绪作画，制成《锦屏山房图记》，以诗文求名人书画，形成了《嘉陵江山图》的姊妹篇。两卷上，齐白石、徐悲鸿、廖静文、沈炳儒、王青芳、李苦禅、吴作人、萧淑芳、陆鸿年等当代书画大家都有题句。2012年4月23日，央视《寻宝》栏目组走进阆中，《嘉陵江山图》和《锦屏山房图记》被评选为阆中最具文化价值的藏品。

张大千送给黎四素的画作为《石潭游鱼图》，画面上清澈的水潭中有几尾小鱼在欢畅的游弋，潭边怪石嶙峋，上面几株兰草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在画幅的左上角，张大千题有“子俊仁兄法家正之。大千张爰”款识，并钤有“爰钵”白文印和“大千”朱文印。范振绪在上面那首题诗后，又写有一段小跋：

大千生时云：太夫人梦道士予一老猿，儿时见月则啼，亦猿性也。故名曰“爰”。

张大千绘《石潭游鱼图》

在武威时，有一次文人雅集，大家进行诗文书画的切磋。因张大千当时的画名已是名满神州，而范仅驰名陇上。所以范有心让大千先画，可是大千却施礼请范振绪先画。范于是拿出自己所藏的名笔佳墨，自谓不恶。张大千见后笑之说：“此墨品劣不可用。”范争辩说：“此墨乃昔日予作宰时名人馈赠之物，平日予宝而用之。”张大千听后，也未答话，取出一锭明墨，乃蓝光绽现。接着又取出长锋紫毫一枝，盖特制之笔。范抻纸研墨开始作画，张则侍立一旁观之。何裕所著的《一鳞半爪集》中写道：“范画四王山水，均用小笔，皴搓点染，一丝不苟。张谓范曰，师叔乃描画耳，实非画也，当大笔挥洒，乃见气韵耳，范甚服之。”

为了感谢马步青的盛情款待，张大千作了一幅《长松高士图》赠予马步青，以表谢忱。高士为大千颇喜创作的题材。将高逸之士以概念化的形象置于山林泉石之间，这也可看作大千作为一名入世画家，对于超凡遁世、纵情于物外生活状态的一种希冀。大千所绘的这幅高士图，只见一长者手抚古松，凝视远方，立于清溪旁。画中的苍松虬枝遒劲，盘曲斜出，突出了高士超逸的气节。整幅作品力遵古法，敷然深厚，充满了清逸之气。在画的左侧有长款：子云（马步青字子云）将军法家教正，辛巳之四月既望大千张爰写于五凉。

张大千绘《长松高士图》

张大千和范振绪在武威又盘桓几天，他们相应地又进一步做了西去敦煌的准备。自武威出发要经过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嘉峪关、“世界风库”安西的桥湾大风口……这一路黄沙千里、戈壁万顷，历来人烟稀少，兵匪贼寇出没，属荒蛮之地。他们一行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快抵达张掖时，正遇沙尘暴，只见黄沙滚滚，天昏地暗，天地之间混沌一片，空气中还弥漫着呛人的气味。大千先生从未见过如此阵势，但他浑然不觉头上、身上落下的尘土，好奇地看着这一切。也许这种壮景，正运用到他后来创造的泼墨、泼彩画的技法当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世间万物也许正是通过艺术家敏锐的慧眼，加之他们深厚的艺术修养及积淀，创作出了陶冶人性灵的艺术作品。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因这里纬度较高，所以春光迟迟不至，因此古诗中有“春风不度玉门关”之说。张、范他们到达敦煌时，尽管已是暮春时节，在南方早已是花红柳绿、莺歌燕舞，但这里才冰消雪融，当地的农人们才开始农事的劳作。张大千看到这些辛勤劳作的农人们，书写了一副对联赠予范振绪：

稍闻吉语占农事；

欲遣吟人好对山。

确切地说，这是一副集联，上联集自南宋范成大的《次韵子永雪后见赠》中的颈联：“稍闻吉语占农事，便觉归心胜宦情。”下联集自北宋黄庭坚的《李大夫招饮》中的首联：“欲遣吟人对好山，暮天和雨醉凭栏。”而这副对联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张大千以双钩的技法写成，仔细品评，整幅作品真是“笔法精细，若游丝萦绕，孤烟袅风，连绵不断”。张大千还谦虚地题有上款“禹勤仁丈诲正”，落款为“辛巳四月 张爰”。(www.daowen.com)

荒滩万里无人迹，雨雪纷纷连朔漠。开凿于鸣沙山崖壁上的千佛洞，这座被埋在大漠之中的艺术渊薮，因缺乏保护，大量艺术瑰宝被盗、流失，有的洞口已被流沙所掩，部分壁画因风沙、渗水侵蚀而剥落。张大千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带领儿子、门人及画工清理流沙，并详细搜集、整理各类洞窟的原貌现状、缺损状况等，还为309个洞窟进行了编号。张、范等先后在莫高窟、榆林窟、锁阳城等地进行壁画临摹，考证各窟经事、本生、尊像、供像和图饰的内容。

张大千书对联

张大千戏题范振绪

在敦煌的生活是艰辛而孤寂的。先后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们的吃食用品等皆由酒泉运来，费用颇巨，且很难吃到新鲜的菜蔬。但在繁忙的临摹工作之余，大家也以诗文调剂枯燥的生活。张大千曾写有一诗：

我爱诗人范禹老，西来吊古锁阳城。

颓垣坏塔成惆怅，一日三回捉草蠙。

戏赠范禹丈　张大千爰

张大千的这幅墨迹如今就珍藏于兰州市博物馆，后来它和前面提到的那副对联一起于2000年被翻刻于兰州碑林，立于青峰之巅、大河之畔。

随着天气渐渐转暖，时令已是初夏时节，敦煌四周全是戈壁滩，温差较大，每到中午，烈日炎炎。张大千看到范振绪偌大年纪，挥汗不已，于是取出一把携带的素面金陵折扇，亲自在扇面上画山水一幅，并在左上角题写诗文及长跋，赠予范振绪。

南天青卞美连城，北地林泉拱众星。

更向九州数光隆，大风惭愧草堂灵。

黄鹤山樵真迹传世者，当推狄平子《青卞隐居》、张汉卿《林泉清集》及寒家《夏山隐居》为最。此能用三图，笔呈禹丈吾师教正。张爰。

张大千文中所提到的“黄鹤山樵”为元代四大家之一的王蒙，他自号黄鹤山樵。王蒙的山水画多为大幅，以繁密为特色，同一幅画中，常使用多种皴、擦、点、染技法，变化丰富而又有机统一。张大千对他极为推崇。他还指出王蒙的真迹传至当时有三幅最为有名，分别为民国收藏家狄平子的《青卞隐居图》，画面秀润灵动；张学良将军所藏的《林泉清集图》，苍郁沉厚；以及张大千自藏的《夏山隐居图》。而这幅扇面，张大千则将此三图的画法糅合用之，使之集王蒙笔法之精妙，实处深厚，虚处空灵，小中见大，显示出张大千对传统绘画的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具有深厚的笔墨功力。

似乎张大千画完扇面还意犹未尽，他又在折扇背面题有《三姝媚·题天女散花图》词一首：

天风吹不断。惹娇红纷飘坠，愁沾怨瑟瑟，云裳拥翠軿，无奈凤恬鸾懒。月姊相逢，曾记得，霞绡亲剪。病起维摩，烦恼依然，鬓丝嗟晚。谁念春光回换。

叹几度随潮泪痕，同散一榻枯禅。任世间儿女梦，葱魂茜触处，华空环佩，杳歌尘栖扇。侭有情缘，弹指余香未浣。三姝媚旧题散花天女一阙，辛巳夏日沙州莫高窟录奉禹老道翁正律，蜀郡张大千爰。

张大千绘赠范振绪扇面

题记中可以看出之所以称为旧题，因为这是大千先生于五年前作于苏州网师园的一首词。

经过两年零七个月，张大千临摹壁画276幅，还编撰了2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记》。大千因汲取了大量壁画的精髓，在此时画风为之一变，他善用复笔重色，笔力也变得丰厚浓重。可以说，敦煌时期对他以后创作风格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3年2月，国民政府在敦煌莫高窟驻地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全权负责敦煌宝窟的管理、保护、研究等工作，并委派教育部著名教育家常书鸿担任第一任所长。常书鸿到位后，就如何管理、修缮、研究敦煌艺术等诸多问题，虚心向张大千请教。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将三年来调查研究的成果资料和设想，全都送给了常书鸿，为该所后来对敦煌宝窟的保护与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创作的壁画艺术在内地香港等地的展出，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在当时画坛引起极大轰动，卷起一股“敦煌热”。不仅在社会上感召了一大批被敦煌艺术深深吸引的有志青年，投奔、献身到敦煌艺术保护、研究的工作之中，更使中国璀璨的敦煌艺术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赞誉。

张大千一行自敦煌返回路过武威时，又受到马步青的热情接待。马步青还拿出了自己收藏的黄庭坚的《墨竹赋》、明代赵藩平乡王的《墨梅图》请张、范二人观看。范振绪观后真有陶醉之感。而马步青又嘱范振绪题写书斋匾额，范振绪想到马步青既收藏有黄庭坚的《墨竹赋》又有平乡王的《墨梅图》，因此挥毫为马步青题写了“醉竹斋”。张大千为此赋诗一首：

野服恣谈笑，将军礼数宽。

高斋题醉竹，老干画梅寒。

夙昔耽文史，由来重古欢。

夜来还秉笔，满眼墨蛟蟠。

癸未秋日，侍范禹丈观子云将军所藏山谷老人墨竹赋墨迹、明赵藩平乡王墨梅，禹丈因题其斋曰醉竹。将军复善榜书，有草蛇虺线之妙。赋此为赠。蜀郡张爰。

张大千行书轴

1943年8月14日，《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在兰州三青团大礼堂隆重举行，展出张大千敦煌临画及个人创作绘画百余件。当时的社会贤达、政府要人诸如朱绍良、谷正伦、张维、高一涵和鲁大昌等人主持了开幕式，各路媒体也进行了采访报道。《西北日报》当日在头版刊文道：

中国绘事，千百年来，六法多门，人物寝绝，宗师不作，一发难维。大千先生近数年间，寄迹敦煌，研治壁画，黼黻丹青，追风千代，使敦煌石室之名，隐而复彰；六朝隋唐之迹，晦而复显。展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参观者达万人以上。各界人士均认为此次展品实为张大千近年之杰作，均别具风格，观者无不饱赏眼福而去。

这是敦煌千年艺术第一次在国人面前展示，成为当时国内美术界一大奇观。当时观众如潮，其中展出的一幅六尺墨荷中堂，有观众感叹，如此巨幅画作，真不知如何一笔钩出荷叶茎。因为一笔钩下去，行笔不到一半，就会墨尽而干滞。而有人说，这就是大千先生分两笔画成，只是大千先生功力非凡，看不出连笔的痕迹。展出首日，参观者达万余人次，大千的画作被订购一空。此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又连续在成都、重庆展出，仍然观众如潮，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敦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