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王震将军曾对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说：“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不少当年种下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见，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那时，我在兰州遇到过一位老翰林，九十多岁了，他谈起了左公当年进军西北的许多事，可惜没有记下来。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左景伊《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记王震同志谈左宗棠》，1983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

左宗棠像

左宗棠（1812年—1885年），湖南湘阴人，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谥文襄，晚清重臣，著名湘军将领。左宗棠一生戎马倥偬，亲率大军南征北战，历经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平定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中国历史上重要事件。他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任陕甘总督入驻兰州，从1866年到1881年他在西北度过了15个春秋。他在兰州办洋务，创“二局”（甘肃制造局、甘肃织呢局），兴学风，建举院，因此留下了许多墨迹，如匾额、楹联、题词、手札等。这些墨迹经过风雨沧桑、时光荡涤，愈发凝结出历史的厚重，散发出人格魅力的光芒。

左宗棠甫来兰州上任之时，当地官绅就为他在五泉山建了一座生祠。颇有君子慎独风范的左宗棠立即制止，命令改为泉神雹神祠，即现在的清虚殿。

左宗棠一生清正廉洁，乐善好施，崇文重教，他不仅教导子弟俭朴度日，自己也过着俭朴的生活。甘肃自康熙二年（1663年）自陕西划出，另设一省，可是乡试却仍与陕西合并举行。左公看到甘肃及西北地区士子参加乡试要远赴西安，甘肃最近的县也要七八百里，宁夏二三千里，河西三四千里，至于新疆镇迪道则有五六千里，路途艰辛，费用更巨。但是自清建政以来，二百余年间，竟无一位巡抚或总督所能想到。于是左宗棠上奏朝廷，实行陕甘分闱。这一点也折射出左公的高瞻远瞩和体恤民情的高尚品德。

获得朝廷的恩准后，选址在兰州城西北郊海家滩（今兰大二院处）新修兰州贡院。兰州贡院纵一百四十丈，横九十丈，外筑城垣，内建棘闱。中为至公堂，上悬“至公堂”三字匾额，为左公手书。匾额上款有“光绪元年孟秋月吉日”及阴文小篆“千古大文章”闲章；下款刻“钦差大臣太子太保　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一等恪靖伯加一等轻车都尉左宗棠书”，刻阴文小篆“左宗棠”及阳文“东宫太保恪靖伯”两方印章。堂前楹柱上悬挂着左宗棠撰写的一副对联：“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

至公堂匾额

至公堂前为三层楼阁的明远楼，原是贡院内的标志性建筑。后来在民国八年（1919年），兰州翰林刘尔炘将此楼迁于五泉山，改名万源阁，为五泉山中轴线上的一座重要建筑。明远楼左右为南北号房，西为龙门，为连三门，为大门，均有穿廊；大门左右有雨廊，有点名厅，有搜检厅；左廊尽处有土地祠，前为闱墙，有南文场门，北文场门，门内俱有点名厅；门外以南为外官厅，为外供给所。至公堂后有牌坊、栅栏，栏内南为执事委员厅，北为授卷所，后为观成堂，堂前有水池，池有桥，左右有工字过厅，南为监临部堂署，为提调道署；监临署后为内供给所，署东为对读所；北为监视道所署，署东为各房科，为誊录所，为收掌所，堂左右为走廊，中为穿廊接内廉门，门左右为官厅，门内左为监试署，右为内收掌署，中为衡鉴堂，堂左为南衡文署，右为北衡文署，后为雍门，门内左为南五房，右为北五房，东为录榜所。

清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秋闱，甘肃举行第一次乡试，三千余名士子参加。左宗棠以监临身份参加了此次乡试，代办监临为甘肃布政使崇保，正考官为国史馆协修董疏恩，副考官为翰林院编修胡聘之。通过科考取士第一名解元为兰山书院的安维峻。

在北京保利2014秋“古籍善本唐宋遗书古籍文献翰墨菁萃”拍卖会上，曾拍出一件左宗棠的篆书书法作品，内容为“不薄今人爱古人斋”。这件左公的书法即为其题写于这次乡试科考考场上。

“不薄今人爱古人”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其五》，原文为：“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左公这件书法与一般的书法作品不同，因为这是左宗棠以胭脂篆体指书写就，也就是说并不是用笔墨写成的。清代甘肃名进士、书画大家范振绪和民国时期曾任甘肃省政府会计长的王廷翰均有题跋。

左宗棠书“不薄今人爱古人斋”

其中王廷翰的题跋为：

甘肃乡试旧与陕西合闱，左文襄公既平甘乱以民穷士苦始请分闱，光绪乙亥举行第一次乡试，文襄以监临入场，此即闱中所书之，足为重要文献。廷翰得而珍藏之久矣。安顺谷纪常先生来主世，政恤民重士，绥靖地方，与文襄治行先后媲美，爰为装池重贻，以志景仰，非仅以文襄文字之工足以不朽也。民国三十五年五月既望。天水王廷翰谨识。

从这段题跋来看，左公指书的这件篆书作品，也许是应考场中某位同僚所嘱，即兴而题的书房斋号，后来到了民国年间，流传至王廷翰手中。后来，贵州安顺人谷正伦（字纪常）出任甘肃省主席。也许王想攀附、趋奉于谷正伦，所以又将这件作品装裱后转赠给了谷正伦，当然这段题跋也不乏对谷的溢美之词。

谷正伦得到这件左公书法作品后，也极为高兴，于是又请范振绪题跋。范遵嘱题跋于后：

左公善书尤精篆体，然天壤间流传者行草多而篆书独少。公治陇分闱取杜诗戏题六绝句中语，颜其监临之室盖隐有厘正文体之意，帖括文本属艺文末技，沿至清咸同间每况愈下，故公书此冀陇上人士学行兼重，攀屈、宋，而矫齐、梁，亦公所自况也。中秋前四日，正士子二场入闱时书用胭脂，故事闱中墨笔仅正负主考官用之，同考试官用蓝，监临提调监试用紫，亦当时规例所定也。三十五年岁次丙戌初夏，纪公主席属题，范振绪敬识。

从范振绪的这段题跋我们可以得知，为什么左宗棠要用胭脂书写？这是因为“闱中墨笔仅正副主考官用之，同考试官用蓝，监临提调监试用紫，亦当时规例所定也”。从中我们也算收获了一些古代科考的小知识，也许是为防止作弊，科考的考场中墨笔仅正副主考官用，同考试官用蓝笔，监临提调监试用紫笔。对于为什么要写这几个字？范振绪解释为：这其中隐含有厘正文体的意思，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属于艺文末技，到了清咸丰、同治年间则每况愈下，左公书此希望陇上人士学行兼重，学习屈原、宋玉诸先贤，而矫正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文风，这也是左公自己所遵循的治学为文的准则。

王廷翰和范振绪的题跋

如果说左公最惠及百姓的举措之一，那就莫过于他在陕甘总督任上修建了饮和池。《清史稿》中记载：“公自入驻兰州，著《学治要言》一编颁示各属，又葺署后园，建明肃藩烈妃庙、忠义祠。制机轮挹河流注入园中曰‘饮和池’恣民汲饮。皆有文以记之。”文中所提到的“署后园”，即总督署后花园——“节园”，也就是现在的兰州市委所在地。饮和池就位于节园之中。

节园为明肃王府后花园，清乾隆年间，因陕甘总督驻节肃王府，故称节园。园内亭台楼榭、花木葱郁，风景十分优美。陕甘总督左宗棠开风气之先，后于光绪四年（1878年）定期开放督署节园，任市民游览，成为兰州第一个为老百姓开放的官方花园，为兰州公园的滥觞。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冬，左宗棠在节园作有一篇《兰州节署园池记》，文中对节园的历史与景物做了介绍。全文如下：

兰州节署园池记

陕甘总督使者驻节兰州，其署明肃王故邸也。基宇闳开，园亭之胜为诸行省最。地接西域，冠盖络绎于道，宴集多在节园，所以尽宾主之欢也。庆光间，那彦成公三督陕甘，修葺益勤。园中有肃王烈妃大冢及从殉寮属两大冢，相传时露怪异。余入署犹见前督部琦善公所署贞烈祠、义士祠匾，于当日事迹约略及之，戒人勿轻入其处。寻所立之祠倾圮殆尽。三大冢榛莽荒没，盖不可识矣！嗟嗟世俗枕安荣而昧节义，非谓事不吉祥，言之令人寡欢哉！然当时甘之如饴赴之恐后者果何心也？古今捐躯就义者岂不知生之可乐，而谓园亭钟鼓自乐其乐者乃独智乎！欣尚失所世教不明非细故也。同治五年标兵饥变，前督部杨公宾从多及于难者，杨公尝建屋园西为位祀之，寻被人撤去。余既废延绿亭为烈妃庙，复废环碧山庄建忠义祠祀肃藩寮属。而杨督部宾从同列一龛以其志节同，其死事之地亦同也。各为文记之并书此，谂来者澄清阁下引黄河入复去为饮和池，映带祠庙左右清门无尘氛，足妥幽灵矣！

左宗棠《兰州节署园池记》拓片

《兰州节署园池记》为楷书写就。左公楷书章法严谨，细察之下余味无穷，点划间似有千钧之力，用笔上形成金石气十足、结构华贵之特色。墨迹朴拙，趣味横生，予以遐想。

同年，左宗棠还命甘肃制造局（现兰通厂）制造火轮机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抽水机），通过“吸水龙”，越过水北门城墙，将黄河水汲取注入他所修建的饮和池中，“使之清，供城内居人食用”。左宗棠还在园内“备香茗”，置“瓷碗百余”供游人解渴。“呼民取饮，则瓶、瓢勺、罂盎之属早具，乏者，或以织柳之器来，或手掬而饮。老者、弱者、盲者、跛者，群熙熙然。”

装订成册的《兰州饮和池记》

据《兰州史话》一书记载：当时的抽水口就位于现在的兰州市委大门口以北的黄河边。通过清代所绘的《金城揽胜图》，还可以看到画面上绘有烟囱高耸的蒸汽机房和自堤上深入河内的抽水管。对于为何修建饮和池，左宗棠在《与吴南屏同年书》中写道：“饮和池一篇实陇中一奇。余因全城缺水，居民艰汲，恐一旦有事，汲道断而城弗守。又浑流重浊，抉泥与沙，饮之者多愚鲁悍鸷。遂决为此。二十年后兹邦其昌乎？拓本奉寄，老人见之，将谓此件乃仿子厚也。”从这段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修建饮和池还有战备方面的考虑。

另外，饮和池建好后，左宗棠专门写了一篇《饮和池记》，以纪念这一“惠民工程”。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有：“饮和池的开凿，为文襄公得意之作。他仿柳州文体，做成一篇记；又用他古茂的小篆写成刻石。”在《兰州古今碑刻》一书中，也有关于饮和池碑的记载：“碑文小篆，共14行，满行24字，碑文下少数字剥蚀。碑立省府后之节园，拓片高1.06米，宽0.67米。”可是此碑却荡然无存。从以上的文章记述中，可以看到，也许当时碑刻好后，留下了很多拓片，所以左宗棠在《与吴南屏同年书》的信中写到“拓本奉寄”。

对于修建饮和池，左宗棠也感到颇为欣慰，他模仿柳宗元的文体用篆书写了《饮和池记》，还刻石立碑，而且更眷念着二十年后兰州能否更加昌盛。可是后来这一珍贵的碑刻却因建筑电报局房屋而被铲除夷为平地，实在令人痛惜。(www.daowen.com)

左宗棠篆书《兰州饮和池记》

一日闲暇，笔者在网上发现数年前外省的一次大型拍卖会上拍卖有左宗棠撰写的《饮和池记》墨迹。墨迹为四条屏，纸张泛黄，但墨色黝黑、印章仍红。但不知《兰州古今碑刻》中提到的饮和池碑是否就是以此帧墨迹作为蓝本镌刻的，还是当时左公书写有多幅，而此为其中一幅？

就在饮和池旁边，左宗棠还建有“澄清阁”，从阁名可以看到是指黄河水由浊变清之意。同时他还为澄清阁题写了“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的楹联。这副楹联，落款为“左宗棠集句”，并钤有两枚印章，一为“青宫太保”，一为“恪靖伯章”。可是这副楹联后来与澄清阁一起毁之无存。

但从左宗棠的落款可知，这副楹联并非左公自撰，而是集前人先贤的诗句。其中上联为苏东坡所写，出自《苏轼集》第三十卷中《和黄龙清老三首》之一：

万山不隔中秋月，一雁能传寄远书。

深密伽陀枯战笔，真诚相见问何如。

左宗棠集联

读了上联，不由使人浮想联翩，中秋之夜，一轮明月升起在东方，皎洁的月光并未因关山阻隔，而是越过崇山峻岭，将轻纱般的银辉洒向大地。当然每逢佳节，也是最令人怀乡思亲之时。左公自1866年督师入甘，为了平定战乱及维护祖国疆域的完整，他运筹帷幄，6年间，竟从未回过老家。而两年前他的贤内助周诒端又因病去世，此时此刻，望着天上的圆月，为人夫、为人父的他不由得又产生了思家念子之情。从中我们也可看到左公的胸襟多么的宽广与不凡，而苏东坡的阴晴圆缺喜与愁则是不能与之相比拟的。

黄河自巴颜喀拉山发源，一路挟风携雨奔腾而下，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企盼黄河能够变得清澈、温顺，能够为人所用，以出现“河清海晏”的太平盛世。人们也视“黄河清”会带来幸福和祥瑞。明代罗贯中在《平山冷燕》中有诗云：“普天有道圣人生，大地山川尽效灵。尘浊想应淘汰尽，黄河万里一时清。”明代程登吉编撰的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有“圣人出，黄河清”之句，人们更是将黄河变清这种美好的愿望写进童谣，以期传播深远，同时甚至稍带有迷信的色彩，盼望有圣人出现，黄河会变清。另外民谚中还有“千年难见黄河清”之说。可是看着饮和池中随掬可饮的甘洌的黄河水，左公却反其道而行之写出下联“千年复见黄河清”，足见左公大有澄清黄河之志。这副立意高远、气势恢宏、写景抒志的集联，如今已成为中华名联。可是遗憾的是，左公的这一佳作随着澄清阁而荡然无存。流萤先生在修建兰州碑林时，在2000年6月，从兰州古玩城一书画商处，以1200元购得这副楹联的拓片，翻刻后悬挂于碑林主体建筑草圣阁北门，供游人欣赏，从而使大家一睹左公墨迹的风采。

陇上学者张鸿汀编著的《兰州古今注》记载：“节园城北有楼曰拂云，其初为远源楼，下临黄河，故俗谓之望河楼。楼西旧有二碑，皆为明代诗刻。崇祯末流寇陷城肃王妃颜氏以头触碑而死，天阴雨泾则血痕斑然，故所称为碧血碑也。妃墓在节园西隅，其上有亭，前数年称亭中，易亭名‘韬碧墓’，前有石刻‘贞烈遗阡’四字，左文襄公书也。”也许每一个时代衡量人生观、价值观的尺度也不一样，就像文中所说的肃王妃颜氏以头触碑而死的碑刻被称为“碧血碑”一样，这似乎本身就涵盖有一定的褒义在其中。左宗棠作为一代封疆大吏对封建时代的一个弱女子之死同样感慨颇深，他为此修建了烈妃庙，并撰写了一篇《烈妃庙记》，以褒扬颜氏等肃王妃的节烈。

烈妃庙记

明建肃藩兰州，崇西陲也。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遣贼陷兰州，执肃世子识鋐东，不屈被害。三年明亡。方贼之陷城也，肃王妃颜氏、赵氏、顾氏、嫔田氏、杨氏仓卒〔促〕率宫人二百余，由邱园上北城将投河殉。贼追急，颜氏遽以首触肃先王所书碑死。诸妃嫔宫人刎毙、缢毙、自掷毙，顷刻立尽。贼退，邦人棺殓诸妃嫔，瘗诸宫人作大冢园北。维时郡县官吏、王府、僚佐或死或遁，无以其事上闻者。

国初关陇间隔，易姓之际，胜朝遗事晦佚不章。嗟嗟!诸妃贞魂烈魄足立人纪光日月矣。仅赖志乘数语，存其姓氏二百余年无过问者。遗阡故在节署后园中，灌莽翳塞又少游人，过客相与吟咏其间，再数十年恐遂无有能举其事者矣。余持节讨回军事渐定，暇时徘徊园中，立石大冢旁，表曰“贞烈遗阡”。南数武即旧延绿亭，改题“烈妃庙”，列主以祀，命衙官月朔荐香醴妥之。一日上北城，过肃王碑，见烈妃所自碎首处，血痕喷洒，团渍缕注。军士告余，天阴雨湿，其痕视常日加明。精诚所至，金石亦开，曷。足异也。远望贺兰，俯瞰大河，山不陂、河不湮，奚此阡而独圮乎!

同治十一年冬月

钦差大臣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陕甘等处地方军务兼理茶马管巡抚事一等恪靖伯加一骑都尉湘阴左宗棠撰并书长沙李佐兴入石

左宗棠撰书《烈妃庙记》

左宗棠还为之撰写了一副楹联：“一抔荒土苍梧泪；百尺高楼碧血碑。”

但是有人说这副对联并不是左公为韬碧墓而写。甘肃省文史馆编的《陇原鸿迹》上有一篇《左宗棠书联》写道：“清光绪五年（1879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凯旋兰州时，路过抚彝厅（今甘肃临泽）平彝堡（现板桥乡友好村），特地看望其部将陈善勇之兄陈善亨。”“陈善勇……在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参加左宗棠清军入新疆，在多次战役中英勇善战，以军功从士卒升为管带。在战役中被洋枪击中头部，壮烈殉国。”“为昭示陈善勇的忠义、勇猛，左宗棠亲笔书联一副‘一抔荒土苍梧泪，百尺高楼碧血碑’。横额‘功在千秋’。陈善亨将对联镌刻在石碑上，供奉于族庙的文昌宫。”“此碑一直保存到清宣统年间，后因山洪暴发，冲毁了文昌宫，碑从此不知去向，但该村有人保存着完整的拓片。”

左宗棠《碧血碑》联

其中上联中的“苍梧”原是指地名，在湖南境内。典出舜帝南巡死于苍梧，舜之二女洒泪而成斑竹之说。唐代刘长卿的五绝《斑竹》即写道：“苍梧千载后，斑竹对湘沅。欲识湘妃怨，枝枝满泪痕。”杜甫的《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也有“日斜鵩鸟入，魂断苍梧帝”句。旧有湘水之神湘君葬于苍梧之说。下联中的“碧血”典出《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后多指为正义事业而流的血。颜氏若按照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生价值观来衡量，够得上是节妇烈女，因此颜、顾等的死，在很大程度上张扬了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并且被当时的理学磨砺得熠熠生辉，所以被称为碧血。

文怀沙曾自认为“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其中所谓的“三十三字真经”为：“正清和，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

其中“孔子尚正气”是因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来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而绵延两千余年。到了清朝晚期，左宗棠作为中兴名臣，一代封疆大吏，虽统兵百万，戎马倥偬，但他本色是儒士。既为儒士，当然也崇尚一个“正”字。

弘扬、崇尚“正”，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儒家也提出了“修齐治平”的做人准则，这也是立人之基。左宗棠当然也恪守这一准则，后来他官居高位，但却清廉一生。他不仅分文不取薪俸以外的钱财，即使分内的薪俸收入，除少部分被寄回赡养家小，大部分仍被他用于公事。光绪初年，正当左宗棠宵衣旰食，调兵遣将，指挥平定新疆之战时，又逢陕甘大旱，他拿出薪俸捐给受灾地区。他驻节兰州时，为了巩固城防，指挥部下修缮兰州堞楼，而所需材料费用同样是他用自己的薪俸支付。上善若水。作为一位正直的、具有正义感的人还要有善心、仁爱之心。左宗棠关心民瘼。他自费刊印了大量书籍，如《学治要言》《四书五经》《种棉十要》等等，分发各地，指导百姓发展经济，加强生产。

正，还要体现在正义的方面。中亚浩罕汗国的一名舞师阿古柏在沙俄和英帝国主义的怂恿下，悍然侵犯我国新疆。就在我西北边疆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清廷当中甚至有人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补为海防之用。但左宗棠据理力争，表现了寸土不让的爱国情怀，打响了一场正义的反侵略保卫战。他不顾年近七旬的高龄，以及作为南方人对地理环境的不适应，如风沙的肆虐、天气的奇寒，却毅然舁榇（抬棺材）出征，挥师前进。最终击败了阿古柏，收复了失地，确保了祖国疆域的完整。

左宗棠崇尚“正”，更多的是从他遗留下的墨迹中反映出来的。左宗棠虽过着“誓扫匈奴不顾身”的军旅生涯，但闲暇时仍以挥毫泼墨自娱。他真草隶篆兼擅，行书出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稍参何绍基、李阳冰，而不矜姿作势。他崇尚“正”，故多写“正”。在西安碑林就珍藏有一通左公的手泽碑刻“天地正气”，今观之，字迹凝重肃然，有人说，这幅字见证了左公的浩然正气。

另外，在兰州市工人文化宫的西南一隅，也矗立着一通左公的墨迹碑刻，这就是左宗棠篆书《正气歌》碑。这通碑刻与西安碑林中的那块碑遥相呼应。左公虽各体兼擅，但尤精篆书。他所作篆书点画粗细均匀、结体匀称，正如“笔底龙蛇走篆虫，胸中豪气贯长虹”。

《正气歌》原为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文天祥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想必也受到左公的景仰，所以他手书了《正气歌》，并勒碑上石。可是此碑由于石质不是太好，碑料为兰州近郊的砂页岩，民间又称为油酥饼子石。因此风化严重，碑上字迹漫漶。如今仅存右上角和左下角数十个字，随着时光的推移，后来者也许连这数十个字也看不到，不能不令人为之痛惜。数年前，国内的一些大型拍卖会上，曾有《正气歌》碑刻初成时的拓片见拍，价格已高达数千元，足见人们对左公的崇敬和对其墨迹的喜爱。

左宗棠书《正气歌》碑

《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我们的确该重温先贤的诗句，以养浩然正气。但是，我们首先是否该对这通集左公精神与墨迹于一身的碑刻进行有效保护了，否则如此珍贵的文物也将消失殆尽。

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病逝，终年74岁。因左宗棠在陇上民众心中有崇高的地位，当左公病逝噩耗传至陇上之时，民士皆奔走悼痛，如失所亲。左宗棠病逝后，清廷追赠太傅，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令在左宗棠出生地湖南及他立功的省份建祠。次年，甘肃遵敕在兰州府文庙东侧建成左文襄公祠，老百姓口头上称“左公祠”。兰州除修建左公祠外，还将兰州城的西关大街命名为“宗棠路”，将兰州城的西稍城门命名为“宗棠门”。抗战时期为了军事运输，将今之民主西路和白银路一起称为“国际运输联络线”。民国31年（1942年），为纪念左宗棠，将之又命名为“左公东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