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滔黄河穿兰州城而过，中山桥横亘于黄河之上已逾百年，在铁桥北岸西北一角至今矗立着一通碑刻，这就是时任陕甘总督升允于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撰文书丹的《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

升允（1858年—1931年），蒙古族，姓多罗特氏，字吉甫，号素庵。清光绪二年（1876年），由荫生报捐主事，签分吏部，九月到部，派充考功司兼稽勋司行走。升允于光绪八年（1882年）中壬午科顺天乡试文举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正月，补授陕西督粮道。是年八月，因节省道仓浮费，每年报效银四万两，用于开办旗屯，清廷赏给头品顶戴。九月，署理陕西布政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翌年春升任陕西布政使，实授陕西巡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擢升陕甘总督。

从升允简要的履历可以看出，他最初是靠祖上功勋的余荫和纳捐走上仕途的。但升允却并非是个庸官，他重视教育，支持实业，任陕甘总督时还开办了不少“新政”的项目，先后设邮务、洋务、电信，修公路、铁路，办矿，兴浐河水利，建招商市场等。

虽然升允的官是用银子“买”来的，但他却不是个贪官，他通过节省浮费、报效银两，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正因为他的廉政，而“累擢遂至陕西巡抚”，在短短的时间内，升允由一个低级主事升至一品大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庚子之乱，八国联军侵占紫禁城，两宫西狩，升允及时带兵勤王，赢得了慈禧的信任，从而青眼有加。当然这也绝非是升允的投机或钻营，因为他在给清末典礼院总务厅长端绪的信中写到当时的情况：“左右肩畔，枪子飞过如蝗，竟未阵亡，不知是幸是不幸也。洋兵经此一战，竟不过关，岂亦有戒心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升允也差一点付出生命的代价。升允还有着秉性刚直的一面，当他看到太监沿途骚扰百姓和下级官僚，就予以制止，铮铮有声。而且他从不买王公贵族的面子，多次凛然不惧弹劾权贵，得罪了不少人，但也换来了“实为满员之得未曾有者”的美誉。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升允调任陕甘总督。甫一上任，雷厉风行，全面推行“新政”。是年五月，升允即在兰州创办甘肃省速成师范学堂（后改初级师范），令各地选送品学兼优的生员入堂肄业，一年毕业后分配到各地高等小学堂当教习。

次年三月，占地70多亩的甘肃农业试验场在甘肃举院、小西湖创设，升允命引进麦、豆、蔬菜等优良品种，予以培育、推广。此后，升允又任命兰州道彭英甲为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总办，主持兴办地方实业。总局下设农工股（分管农业试验场和工艺制造厂）、商矿股（分管商品陈列所和矿质化验厂），在全省各地推行实业。其中在甘肃举院开办的劝工局厂，利用甘肃资源，引进西洋设备技术，当时较有规模的有绸缎厂、织布厂、栽绒厂、玻璃厂等四大厂，制造绸缎、铜、铁器等轻工产品。因升允历行“新政”的铁腕做法，以致经费大缺。为弥补财政紧张，于是加重了赋税，致使绅民的负担加重，“呻唤”不止。这与升允的前任陕甘总督崧蕃宽松仁爱的施政作风大相径庭，于是民间有了“走了个松泛，来了个呻唤”的民谣。

当然升允最值得人称颂的还是他主持修建了黄河铁桥。升允敏锐地意识到“外人奇技巧思”正可以“宜民利用”，于是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十九日，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决定借助外国的先进技术与设备来实施他的建桥计划。同时与德商泰来洋行在1906年9月11日签订了修建黄河铁桥的合同，并授权彭英甲为始终经理其事的总负责人。

架桥需要大量的钢材和水泥，以及建桥中所使用的锅炉、机器、沉箱、小铁轨等材料。德商泰来洋行将这些海运至天津，后由天津经京奉铁路运至丰台火车站，再由丰台转京汉铁路运至河南新乡火车站。新乡至兰州，均由牲口拉木轱辘大车运输。因路途遥远，所以艰辛备尝。

正当升允的各项“新政”全面展开，铁桥的修建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在兰州曹家厅左公祠卧龙阁——当时兰州城内最豪华的宴会厅，举办了一次西式宴会，接待了一位来自欧洲的“洋人”，这就是曾任俄国上校、芬兰探险家，后来担任芬兰共和国总统的马达汉（曼涅海姆）。在这次宴会上，他和马达汉及与会者留下了一帧照片。我们从这帧照片上可以看到，雕梁画栋的暖阁内，悬挂西洋玻璃吊灯，长条餐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摆放着各色玻璃餐具及刀叉。肥硕的升允留着小胡子，顶戴花翎，身穿朝服，补服为绣鹤，袖口镶貂皮，项挂珊瑚朝珠，踌躇满志地坐在前排显要位置。其左侧即为马达汉，戴皮帽，着呢大衣，碧眼如鹰。

升允（前排左一）与马达汉

马达汉后来在日记中写下了升允留给他的印象：

总督十分肥胖，走路摇摇摆摆，完全是一种中国人惯常的鹅步姿态。他看上去不讨厌酒、雪茄，也不讨厌其他的生活乐趣。

马达汉还拍摄了一帧铁桥正在修建时的照片，这帧珍贵的照片呈现出当时热火朝天的工地场景。

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辛勤劳动，清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横跨于黄河之上的第一座铁桥竣工。为使这座黄河上游首创的永久性铁桥更加雄伟壮观，在铁桥南北两端各添建一座中华传统式古建筑——牌厦。每座牌厦均为三开间，雕梁画栋，蔚为壮观。牌厦前后共悬名人匾额四块：其中由升允题写“第一桥”匾两块，分置南北桥头；其他两块分别为“九曲安澜”“三边利济”。中式牌厦与西式铁桥交相辉映，浑然一体，堪称中西合璧，蔚为壮观。后来随着汽车的日渐增多，桥北的牌厦已严重制约了道路的畅通，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西北公路管理处兰州工务所递交给兰州市政府的公函要求：“查黄河铁桥北岸牌楼一座，已由前省会工务所连同该桥移交本所，兹据监工杨禄报称：以贵市警察局以该牌楼妨害交通，拟予拆除，除饬工于晚间折卸存料保管外，相应函请查照并转知警察局为荷。”

为永久纪念黄河铁桥创修这一重大工程，升允的继任者陕甘代理总督毛庆蕃命人在铁桥两头刻立石碑两座，碑文即是由升允撰文书丹的《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

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

兰州城北滨临黄河，为甘凉宁夏各郡及伊塔、新疆等处往来大道。举凡輶轩、传符、商贾、征旅，肩摩轂击相望于途中，阻巨浸，行者苦之。每年春间，向由皋兰县鸠工搭造浮桥，以铁绳比系二十四舟，面以木板藉作津梁。入冬冰至桥拆，则又招舟以渡。迨腊月河水坚凝，改由冰上行走，土人谓之冰桥。开春冻解冰消，复建造浮桥如初。顾，浮桥当夏水盛涨时或中断，冬冰冲击亦辄断，断必溺人。而冰桥将开将结之时，人马车辆之失陷者尤多，病涉戕生，咸滋永叹。昔左文襄公督师度陇，固已惄焉，忧之，曾议修建黃河铁桥，因洋商福克索价过昂，事遂中止。余于乙巳夏持节西来，询悉情形，相度河势，每思重申前议，德商泰来洋行喀佑斯游历来甘，爰饬司道商令包修，与之订立合同。集华洋工六七十人，料件悉购自外国，设法转运至兰，经始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宣统元年六月而工成。桥长七十丈，宽二丈二尺零，架桥四墩，中竖铁

柱，外以塞门德土参〔掺〕合石子成之，桥面两边翼以扶栏，旁便徒行，中驰舆马。计造桥工料共银十六万五千两，运费并杆绳等项杂用，共银十四万余两。二共动支库平银三十万两有奇，由统捐溢收项下作正开销，均经奏咨在案。嗟夫！冬官既佚，考工失传。外人奇技巧思，每可以宜民利用，而足辅我所不及，用人之长亦奚足异。乃上年筹建此桥，群相疑沮，胥动浮言，甚有谓为无成，冀其言之必验者。而及其成也，又咸以去险就坦，易危为安，称便如出一口。使向者感于众议，不能历久不挠，又安必克期蒇事乎？凡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大抵然矣。余既兴斯桥之成有以续前贤未竟之功，而可资一劳永逸也。又冀后来者之补修以时，俾此桥千百年如一日，而以为利于无穷也，爰略概其始末而为之记。其督办者为二品衔兰州道彭英甲；帮同照料者为兰州府知府刘振镛，署皋兰县知县赖恩培；监理工程者为洋务局坐办、候补知县樊鼎枢、徐登第；英文翻译县丞江连庆并孙照磨、贤林，巡检庆椿蒲，千总生禄；委运桥料者为候补知县张钟骏、沈潮云、刘启烈；府经历高镜寰，县丞麦方堃、赵毓岳；巡检傅晸；典名臧炳文；承修者为美工程司满宝本、德人德罗、华工刘永起。例得备书，因附名焉。

升允题写的“第一桥”

升允题写“第一桥”匾额

钦命头品顶戴赏戴花翎尚书衔、陆军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总督陕甘等处地方，兼理茶马粮饷、管甘肃巡抚事升允撰文并书

大清宣统元年仲夏之月吉日

升允撰书《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

碑文详细记述了修建铁桥的经过和施工人员的名字，同时阐明铁桥所在地兰州自明朝以来即已成为通向河西走廊、青海、新疆、宁夏等地的交通要津，记述了镇远浮桥的修建及春设冬拆，人们过河的艰难，重点记述了黄河铁桥修建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建桥概况。文章层次分明、用笔洗练，碑书清秀稳健、规整遒丽。(www.daowen.com)

《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斑驳的碑面

至今该碑依然矗立于铁桥北岸西侧一角，石碑（碑亭）高约4.5米，宽近两米，由碑首、碑身、碑座几部分构成，外建方形碑亭。碑首正面镂空透雕二螭飞腾于波涛之上，两个螭首分列左右呈对峙状，风格粗犷，栩栩如生。中间篆额上方刻饰火焰宝珠。碑身高约2.5米、宽1米，碑文四周刻饰行龙祥云图案。碑身下为方形石碑座。碑亭经过修补，如今呈方形立体状，将石碑背面和左右两个侧面紧紧包住，仅留石碑正面供人观瞻。从碑亭上部年久剥蚀的砖雕垂花吊柱和磨砖对缝的拱券圆顶来看，原来的碑亭精致而优美。

矗立在黄河铁桥西北桥堍处的《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碑

从这一碑一匾来看，升允国学根基颇深，文章文字凝练、言简意赅，书法则结体方正、谨严雄健，可以看到明显承袭颜鲁公雄浑宽博之笔意。此外，他还为望河楼撰有一联：“陇云秦树穷千里；岳色河声共一楼。”这副楹联后被收入《民国名联三百首》中。升允主政陕甘，驻节兰州时，还为总督府那彦成所修碑洞题联：“后匿景藏光嘉遁养活；循图访古志泰捐雕来。”为拂云楼题联：“砥柱溯中流，正持节河源，乘槎天上；阳关歌一曲，看驱车绝塞，饮马长城。”升允的这副楹联引用了古乐府《饮马行》中“饮马长城窟”的典故，读来颇有慷慨悲歌之气概。

升允一生忠于清廷，他与善耆、溥伟和铁良被溥仪视为四个“申包胥”。因此他一切为朝廷着想，延揽人才，举贤荐能。1923年，就是由他举荐，王国维与罗振玉、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

升允因是蒙古镶黄旗人，姓多罗特氏，因此他的子女多以罗为姓，罗振玉在书札中也常以本家同宗隐喻。著名国画大师溥心畲即娶升允之女罗淑嘉（字清媛）为妻，结缡后，罗淑嘉亦习书画，他们夫唱妇随、磨墨挥毫，颇似大画家赵孟頫与管道升夫妇，仿若“管赵风流”在世。罗氏山水秀逸，风格颇近溥心畬，后来他们夫妇还一起举办过画展。1947年罗淑嘉因病去世，溥心畲曾为她作悼亡诗：

当年欢笑语，尽作断肠音。碧海留长恨，黄泉隔寸心。

山邱思故国，天地入悲吟。后死非良计，空教百感侵。

溥心畲还为亡妻写了墓志铭。溥曾将一件该墓志铭赠送给篆刻家陈巨来。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一书中记载：

后竟以溥所自撰其夫人之墓志铭一篇，亦并以相贻，且曰：今世永无刊石希望矣，故用以奉贻作一纪念云云。

但似乎溥并非只写了这一篇墓志铭，因为在2013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就拍出了一件同样为溥所写的墓志铭。除此之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溥氏书画文物中，还有一件溥写的墓志铭。原来，溥有一文多次抄录之习，或纪念，或遣兴，或应人所求，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了。

升允逝后，废帝宣统溥仪赠谥曰文忠，升允的这位乘龙快婿曾为他作《神道碑》，称其为“武侯尽瘁，天道可知；申胥空还，臣力尽矣”。

2005春季上海崇源大型艺术品拍卖会溥心畬书画专场曾展出了溥心畲写给前清翰林陈云诰（字紫纶）的三通信札，其中谈到他为岳父写的《神道碑》：

昨作序文一首。又升文忠公孤忠亮节，没已数年，而山无坠泪之碑，墓少表忠之观，若无述作，何以垂后。乃为作神道之碑，居忧之中，悲惨枯涩，诚不可已而后作，非骋藻修辞可比类也。

当然这也是站在清廷的角度褒扬升允忠贞的文字。升允有一首《自述》诗，也许更能反映其真实个性：

我本插汉一老胡，云龙际会来燕都。

身受国恩历七代，休戚与共无相渝。

自读儒书服儒服，渐忘边外牛羊牧。

美食鲜衣日不足，非复北来古风俗。

单于犹是有君臣，中华乃为化外人。

王者迹熄匹夫责，吾欲藉此明彝伦。

呜呼礼乐征伐自天子，春秋之作岂得已。

溥儒信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