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他在改组国家中枢机构的同时，大封诸子为王，让他们“控要害，以分制海内”，达到“屏藩王室”的作用。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将其庶十四子朱楧封为汉王。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改封肃王，驻平凉。二十八年（1395年），设藩于甘州（今张掖市）。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朱楧由于“甘、肃兵变不常”，局面复杂，难以控制；甘州寒冷而多风沙，江南官兵不服水土等原因，请求内徙，获建文帝朱允文批准。肃庄王朱楧遂带领王府官员、侍卫，以及来自江南的肃王随从和其他人员移藩兰州。兰州也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建”活动。

兰州最早的大规模“城建”活动开始于明洪武十年（1377年），当时筑起了周长6里200步（每步五尺），呈东西略长的正方形内城，这也是兰州城的雏形。城高3丈5尺，宽2丈6尺。开四门，东曰承恩门（后改来煦门，在会馆巷口东侧）；西书永宁门（后改镇远门，在张掖路西口）；南镌崇武门（后改皋兰门，即南大门，位于南关什字）；北称广源门（俗称水北门，位于永昌路北口）。后在城墙外东、南、西三面各开挖宽3丈、深1.5丈的深沟，沟内引水，称为护城河。城北濒临黄河，为防水患，城墙上部用青砖，下部用巨型石条砌衬，并“筑石堤里许”。

高悬于南城门楼的“万里金汤”匾额

其中唯有南门楼雄伟壮观，是城之中心。经明、清两代修葺，城楼下有三个城门洞，中间的一个门洞最大，宽约20尺，可通行车马；在抗战时期，为便于市民的出行和防空疏散，在大门洞两边，兰州市政府又开两个较小门洞，宽十余尺，行人可通过。南门城楼共有三层，每层五大开间，层层翘角飞檐，明柱雕栏，建筑面积约有一千平方米。南门城楼矗立于兰州城中心，其重檐巍峨，楼上长年有野鸽栖息。到了清代，在城楼的最上一层的正南面悬有“万里金汤”巨幅匾额一块，黑匾金字，字迹遒劲挺拔、雄浑厚重，与城南的皋兰山遥相呼应。夏日，蓝天白云之下，鸽群盘旋翱翔，行人莫不翘首，叹为观止，故此楼可与西安钟楼相媲美。

其中匾额中“金汤”二字，明代文学家陈继儒的《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中有：“自公倡议，而新旧两城屹立如金汤。”金，是指金属；汤，是指沸水。“金汤”则是指金属造的城，沸水流淌的护城河，成语中有“金城汤池”和“固若金汤”，形容城池险固。

“万里金汤”巨匾为清代陕甘总督那彦成题写。那彦成（1763年—1833年），字韶九，一字东甫，号绎堂，满洲正白旗人，章佳氏，大学士阿桂之孙。乾隆进士，初任职翰林院。嘉庆初，擢工部尚书。嘉庆八年（1803年），任礼部尚书。次年，为军机大臣。后又任陕甘总督。不久那彦成又调任两广总督。嘉庆十五年（1810年）春，重莅兰州任要职。道光三年（1822年）十月，那彦成三任陕甘总督。那彦成出身于官宦之家，其祖父阿桂，清朝名将，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父阿必达，官至工部侍郎。

那彦成题写的“万里金汤”

说起那彦成，不得不谈到他的祖父阿桂。阿桂为清代名将，屡次统领大军东征西讨，为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立下了重大功勋。同时，他还是一代名臣，经常参与国家重大政务的决策，勤慎善断，处理问题细致周到。乾隆帝曾称赞他：“性颇捷敏。力请从戎，宜哉惟允。身不胜衣，心可干城。楚材继出，为国之桢。”为此，中南海紫光阁曾悬挂有阿桂的功勋画像。

章佳·阿桂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反对门宦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以及官员的贪污舞弊、欺压人民，自青海循化率众起义围攻兰州，乾隆皇帝闻报后，谕旨户部尚书和珅为钦差由京城赴甘肃，速调陕西、四川、新疆等地兵将进击。同年六月，和珅到甘肃后，义军已放弃围攻兰州城，转移到华林山一带。和珅督军进攻，义军尽管人数少，“虽千余……素业射猎，精火枪，又负地险”，清军屡攻不下，固原总兵图钦保和近千名官兵都被击毙。乾隆又命军机大臣阿桂赴甘督师，阿桂抵达前线军营，和珅将失利责任归之于诸将不听调遣。阿桂认为如有这种情况，就应以军法处置。于是他就同和珅一起，召集诸将部署作战方略。阿桂发出的每一道指令，诸将都应声答应。阿桂对和珅说：“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又羞又恨，说不出一句话，于是民间有“和珅斗不过阿桂”之说。可见阿桂素善领兵打仗，指挥有方。

那彦成也秉承着祖父的这一特性，率军东征西讨，屡立战功。

那彦成在任陕甘总督期间，关心民瘼。遇有灾情，则向朝廷疏言，得以拨帑赈贫。清时，兰州每到秋节常遇秋雨连绵，淫雨霏霏，致使将待收割的庄稼遇雨天而无法收割。那彦成就命令军士在兰州城北的九州台山顶，用土炮击散云团，以避免阴雨雷雹天气对庄稼的破坏，同时还以土枪助威。当时有一句民谚就是：“那三爷，提着空枪吓天爷。”

那彦成兼长文采，又是一位书法家，他的隶、楷、行三体书法都有自己独特的字形、章法和精神。

他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在兰州城东门外建风云雷雨坛，撰文并书丹了《雷雨风云太白泉神庙碑记》。嘉庆十六年（1811年），该庙坛建成竣工，又称风神庙。那彦成亲往致祭，祈神佑一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碑石原存兰州城东门外，如今庙与碑皆荡然无存。

那彦成本在第一次出任陕甘总督时就打算拓修兰州城，但由于任期较短，后来调离，所以这一想法未能实现。当他二次出任陕甘总督后，则实现了这一想法。

嘉庆十七年（1812年），兰州城池修葺竣工后，那彦成书就《重修兰州城碑记》，碑文如下：

重修兰州城碑记

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陕甘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管甘肃巡抚事兼理茶马那彦成撰并书。

国家建中立极，法度修明。所在群邑城廓〔郭〕例得以时葺治。省会之区，金汤尤重，所以慎封守、隆体统也。兰州为陕甘督臣驻节之所，面山为城，倚河为津，形势最要。且自我高宗纯皇帝耆定西域，拓地二万余里，版图日廓，琛赆来同。自回部、准部而外，若哈萨克、布鲁特、霍罕安集延、青海之生番蒙古人等，凡年班入觐者罔弗取道于兰，往来络绎，岁以为常。至则督臣宣布恩德，谕遣北上，归亦饬属，资送出关，其所系于观瞻者尤不同。都会名区，层闉周郭，允宜完缮，以崇体制。考郡城建自隋开皇初，宋苗授复为修筑，有明因之。宣德、正统间，递增外郭。我朝改置省会，规制大备，康熙二十四年重修，乾隆三年踵而新之，迄今七十余年，虽时补苴，未臻完固。余前任督臣时曾议修之，因调任遂弗果。庚午春，仰膺简命，重莅兹土，有司复以请，会固原州城亦议重修，核其事诚不可缓。而是年旱，民艰于食，虽赈贷兼施，恐来岁青黄不接，民食犹不给。乃建议乘时修补城垣，以工代赈，奏入得旨俞允。命既下，民知其活己，也相率欢跃争就役。爰遴贠董其事。以十六年夏兴工，畚锸如云，众力毕殚。次年秋告竣。用帑八万九千有奇。是役也，工举而民悦，城成而岁熟。于是垣墉高坚，雉堞鳞次，楼橹翼然。临于其上俯瞰洪流，远连紫塞。不独郡人士喜新斯城，谓言言仡仡，与古金城名实相副；即凡重译远来，繦属戾止者，获睹城之高、池之深，军旅之壮盛，闾阎之富庶，莫不怀诚归命，欣欣然向慕而肃敬。是郡城之雄峙维新，固西域往来者之一钜观矣！虽然余于兹更有幸焉。忆修城之举，前数岁已议及，顾迟迟至今始得蒇其端，乃自救荒发之。即吾民以受佣得直免饥饿，其策又由修城及之，二事不相谋适以相成，若不期然而然。非仰沐圣主视民如伤之至仁，何克蒇此？余故曰：是役也，工举而民悦，城成而岁熟。纪其实所以重为斯民幸也，是为记。

嘉庆十七年岁在壬申八月朔日

富平仇文发刻石(www.daowen.com)

那彦成《重修兰州城碑记》碑刻拓片版式之一

碑文记述了兰州的重要地理位置、历代修城概况以及嘉庆十六年修葺兰州城的详细经过，为研究兰州地方史提供了实物佐证。由当时名重西北的刻碑名手仇文发用陕西富平石镌成。据《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载：“仇文发，清代陕西富平人。善刻碑，所刻张横渠东铭，今藏陕西省博物馆。”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陕甘总督当时辖制陕、甘两省，据文史学家、甘肃省文史馆馆员张令瑄先生说，当时该碑肇刻时是一式两通，一在西安，一在兰州。留在西安的就是如今矗立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这通《重修兰州城碑记》；而兰州的碑刻早已佚。而另一种说法是当时只刻一通，因该碑采用陕西富平石雕刻，薛仰敬先生在《兰州古今碑刻》中提到，该碑刻成后，因故未将碑即运兰，后收藏于西安碑林。现从碑林博物馆的这通碑的拓片来看，《重修兰州城碑记》为楷书，18行，共698字，拓片纵1.83米、横0.77米。碑文字体遒劲俊朗，结体秀丽、工稳、庄重，颇有唐楷之气韵。每一个字，则笔势开张，清寒中透着圆润，瘦硬中弥散着充腴。正因为该碑有着这些特点，早年已有各种碑帖拓本装订成册流行市肆，供人临摹学习，因此拓片长期以来为书坛学人所重。

同在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那彦成撰书《雷坛碑记》，碑矗于金天观（今市工人文化宫）内。碑文为行楷书，碑高280厘米，宽89厘米，共19行，满行66字。部分文字剥落。此碑记载了那彦成祭雷坛求雨灵验之事，祭后越日，雷鸣电闪，沛雨降落，是年丰收。根据此碑可考金天观历史、兰州气象史等。综观那彦成的诸多碑刻，可以看出他心系民生，关心百姓疾苦；同时，这些碑刻对研究其书法艺术成就以及兰州地方志均有着重要价值。

那彦成《重修兰州城碑记》碑刻拓片版式之二

那彦成的祖父阿桂虽为一介武夫，戎马倥偬四十余年，但是他却酷爱收藏书画，以至“晚岁翰墨自娱”。他曾宦游各地，收藏有唐代著名书法家释怀素狂草《自叙帖》、宋代米芾行书《虹县诗帖》及明代董其昌行书《颜鲁公赠裴将军诗》等一些书法珍品。为了使这些珍罕的墨宝能够让更多的人一睹其风采，那彦成于道光四年（1824年）请富平镌刻高手仇文法将家藏的这些书法瑰宝分别摹勒上石。共用石43块，每块碑拓片纵36厘米、横25厘米。不仅刻工精细，刀法娴熟，而且三种书艺奇葩纷呈，各具特色。那彦成在各帖后分别述及墨宝来由、历代书法家评词等诸跋语。

怀素《自叙帖》拓片

那彦成跋怀素草书《自叙帖》后：

唐怀素自叙余见有二本，其一字微大，而行间略散漫。此卷先文成公旧藏，云飞飚举不可思议，而茂密沉着又复端严光明字字在人表而又如出意中。公昔爱羡宝藏日不去手。迨公殁后此物最失，后百计寻得，以五百金售归。有唐至今几四千年，传者应不止一手，而于余家失而复获，既喜墨宝之不沦，更幸世守之不替，亟以寿之石垂于不朽，兼识其端末以示来兹。道光四年甲申又七月之望，那彦成书于兰阳公署之诚训堂。

那彦成《虹县诗帖》跋文

从这段题跋可知，那彦成曾见过两种版本的怀素《自叙帖》。《张思温文集》中也曾记叙：“怀素《自叙帖》，当时写非一本。”张思温还写道，他曾在书店见到影印的宋拓本，他觉得这大概是依清宫所藏而翻印。这与兰州碑洞所藏那彦成刻《自叙帖》相比较，“虽笔画不尽相似，而神采各有逸韵，未易轩轾也”。

跋米芾行书《虹县诗帖》后：

先文成公戎马倥偬四十余年，晚岁翰墨自娱。收藏最多，而极得意者此卷，退食之暇未尝一日释手。南宫笔力直接二王，昔人推为宋朝第一，而老颠亦复目无余子，此尤其合作真有龙跳虎卧之概，想见其云雷天矫不可思议。世藏及余寿之贞珉即嵌之自镜，书屋壁间以遗后之好书者。道光四年甲申三月朔，那彦成志于兰山署中。富平仇文法镌。

跋董其昌行书《颜鲁公赠裴将军诗》后：

思翁书宗鲁公，故临颜更为超绝。尝见得意书必推崇松雪，寻常又不甚假许。盖推崇母以自命耶!此临裴将军诗卷，精神魄力故应不让松雪。思翁云古人行不间一笔草，草不间一笔行。余谓大家一落笔圆，通幅皆圆；一落笔方，到底皆方。观此斩方笔力迅于风雨，颇亦不无所解。那彦成并识。

跋文后有“那彦成印”和“绎堂”二小篆印。

碑刻成后，那彦成将这些碑置于节园内“自镜书屋”。所谓书屋，实为地下式建筑，外有方形画舫式石门，入门为四方形地洞，四周壁间遍嵌帖石，故称碑洞子。

碑洞子为节园极具文化之景点，西去西域的名流多到此观瞻。道光二十二年（1824年），林则徐流戍新疆时，路过兰州。七月三十日，陕甘总督富呢扬阿在督署设宴招待林则徐，并携林则徐游览了督署后花园——节园，先登拂云楼，纵目远眺黄河北岸重峦叠嶂，俯瞰黄河浊浪翻滚，心潮起伏；后又进入城墙下碑洞子观看那彦成的碑刻。林则徐在《荷戈纪程》中写道：“（节园）有小碑林，镌怀素、米、董诸帖于壁间，皆那文毅公所留物也。”“文毅”为那彦成的谥号。后来碑洞子还嵌过陕甘总督左宗棠、陕甘学政吴大瀓等高官的书法帖石。张鸿汀在《兰州古今注》中称：“俱为妙品。”20世纪40年代，这些帖石被移置中山堂壁间。1954年修整中山堂时，将帖石埋于堂东。

那彦成共襄翰墨的义举为人称颂，不仅方便了当时的学生，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至于这些珍贵的碑石何时能够挖掘出来，重见天日，以飨广大市民，流萤曾在《塔影河声》一书中写道：“但是现在要掘地寻找，诸多不便，只好等以后了。”

那彦成不光在兰州刻了这些珍贵的大家墨迹，后来他在道光十年（1830年）任直隶总督时，同样将家藏的、秘不示人的唐以来历代名贤墨迹和旧拓摹刻于石上，嵌刻在古城保定莲池书院南楼壁间，其中包括褚遂良、颜真卿、怀素、米芾等书法家的真迹或旧拓。这些碑刻共横石51方，后世将拓本分装6册，定名为《莲池书院法帖》。也许正是因为那彦成的这一义举泽被后人，莲池书院相继出现了黄彭年、张裕钊、吴汝伦、刘若曾、樊榕、刘春霖等一大批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