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谱写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壮举。1935年1月，当红军战士踏上甘肃这片广袤的土地时，陇山陇水也就留下了红军战士的足迹。

在60年前，1957年，为了纪念这一震撼世界的军事壮举，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甘肃省的一批丹青高手用我国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国画，来纪念歌颂英勇的红军战士长征经过甘肃的情景。这些画家，带着激情、怀着敬意，用心点厾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这就是《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

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庆祝第二年的“八一”建军节30周年，特向全国征集美术作品。当时的甘肃省委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省文化局，省文化局又委托当时的甘肃书画界名流范振绪、郭维屏、郝进贤、吴绍镛、马文江、米瑛等创作绘制。

这副画卷全长三丈六尺，画面自甘肃省岷山腊子口至子午岭一段，以绵延壮阔的数百里自然景色为背景，赞美了祖国壮丽的河山，更歌颂了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画卷的开端是白雪皑皑的岷山，毛主席的诗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在这里得到了全景式的展现。接着画面上出现了天险腊子口，随后毛主席栩栩如生的形象也在画面上出现，在他的领导下，红军正浩浩荡荡穿越千山万水，挺进在行军途中。

高耸突兀的二郎山、松杉参天的洮河林区、田畴相望沟壑纵横的渭河河谷，以及华家岭、六盘山、泾河河谷、董志塬、子午岭等也依次出现在画面上。其中六盘山高耸入云，山巅的红旗迎风舒展，形象地表现出了毛主席诗词《清平乐·六盘山》中的“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的壮美意境。

在长卷的结尾部分，还有范振绪先生的行书题跋，记述了该长卷的创作过程和画面内容，可谓书画合璧，熠熠生辉：

去岁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派员来甘，为“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征画，予认绘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岷山腊子口至子午岭甘肃境内一段，去冬已将意图计划分别研究，并多方搜集各地材料，经营布置就绪，遂于今岁四月开始着笔，越两个月完成。毛主席千山万水，经过遐荒无数奇险，一入腊子口，虽有高山大川，视之已如坦途，故有“三军过后尽开颜”之诗句。登六盘山左右环视，指挥若定，故有“长缨”“苍龙”之填词。甘肃为长征最后之行程，甘民至此得见曙光，是不可不以画笔记此一段历史。

红军长征图卷局部

南北朝的画论家谢赫对绘画提出的“六法”说，可以说是对我国绘画实践的一个系统总结。他提出的“气韵生动”可谓是将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以形写神”之说进一步的完善与升华。现在我们将《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这一鸿幅巨制按照这一标尺来衡量、品评，不难看出其正是达到了“气韵生动”这一中国画的最高境界。

60年过去了，但这件事仿佛发生在昨天，鲜明依旧。这是因为红军战士万里长征的英勇无畏、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和画家们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娴熟的笔法，以及对艺术的追求，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这件事可以穿越时空，直驻我们的心底。可是毕竟时光如水，这些美术家均已过世，我们只能寻觅到一些当时的知情者以及他们的后代，以回忆那渐渐远去的岁月……

已故原甘肃省美协主席陈伯希曾谈道：(www.daowen.com)

1955年冬天，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决定在1957年建军30周年大庆之际，举办一次高规模的全国各大军区参加的美术展览。到了1956年初，黄胄同志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当时在军事博物馆创作组工作，而且这次画展的举办地也就在军事博物馆。黄胄在信中请我拟几个创作选题一起报上去，并鼓励甘肃的画家要积极参加这次全军美展。

我当时决定用不同的美术表现形式，并且还要以反映军事题材以及甘肃、西北特色的美术作品为主题。最后我决定将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的红军长征、解放战争中的宜川战役、兰州战役用国画、油画、版画的形式来创作。后来我就给黄胄同志写了回信。不久我就接到了黄胄同志的来信，这大概是在1956年春节过后，被告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同意这几个选题，并让我们抓紧时间进行创作。

当时甘肃省还没有成立美协、画院等美术专业单位，师大有美术系，但只承担教学任务，没有创作任务。甘肃省文化局只有一个美术工作室，我当时担任主任，因此这项工作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的身上。因为解放战争中的宜川战役、兰州战役我都亲身经历了，所以《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我决定邀请范振绪先生领衔创作。范老先生是甘肃人，而且他又走遍了甘肃的山山水水。同时省美术工作室又派米瑛、郭维屏同志也参加了这次创作。我当时同吕斯百先生等人投身到《瓦子街大捷》的油画与《解放兰州》的版画创作中去了。

其中范振绪为晚清进士，工书善画，在当时的甘肃文化界德高望重，当年他曾与国画大师张大千同赴敦煌考察临摹壁画；郝进贤、马文江皆为范振绪先生的学生；吴绍镛曾任省立天水第五中学的图画教员；郭维屏解放前为兰州大学的教务长、教授，曾与何香凝、张大千等名家切磋过画艺；米瑛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央美院毕业的学生，曾创作过连环画《在康布尔草原上》，当时任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创作组组长。《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创作班子可谓阵容强大、人才济济。

《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的创作班子确定后，大家就深入我省当年红军行进的路线进行实地采访、了解，并进行写生为创作积累素材。回兰后，大家又找来了各种有关刊登红军长征的报刊、书籍等资料进行学习，真正动笔则到了1957年4月份。当时邓宝珊省长腾出了自己的住地慈爱园中的会客厅让画家们进行创作，而且每天创作结束后，都要请大家到悦宾楼菜馆用餐。当时创作工作十分辛苦，大家一段段地画，一遍遍地修改。省上领导也很重视这次国画创作，省委秘书长陆为公、省文化局局长马济川等领导同志经常来到创作现场鼓励、慰问各位画家。到了6月份，《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创作完成后，在兰州举办了作品预展，省委书记张仲良、兰州军区司令员张宗逊等领导同志都来观看并表示祝贺，还宴请了参与创作的各位画家。《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送到北京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美术家》等报刊都发表了消息。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来看，这幅国画长卷的创作，在甘肃省美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这幅国画长卷开创了甘肃美术创作的三个第一：一是它的创作完成，标志着甘肃巨幅画作的出现；二是如此之多的画家参与集体创作也是我省前所未有的；三是首次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艺术地表现在美术作品上。现在参与当年创作的美术家都已去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如今回顾这幅国画长卷的创作历程，还是很有必要和意义的。

亲自将此画作送至北京的原邓宝珊将军的随从副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王焕文说：“邓宝珊将军非常喜好中国传统书画艺术，1957年春天，邓先生得知要创作《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时难以找到一间合适的画室，因邓园内比较清静，他便热心地将自己花园内一间招待客人用的大厅腾出来供大家作画。在创作这幅国画长卷期间，邓先生政务工作有闲暇时便经常来花园中关心看望大家，偶尔还提出一些建议供各位画家参考。《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创作完成后，我随邓先生去北京开会时将这幅作品带上，到京后，是我亲自将作品送至前门外廊房头条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后来听说这幅集体创作的作品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还给范振绪等先生颁发了奖金。”

范振绪之女范恂谈到父亲的一些往事也充满了深情：“1957年创作这幅国画长卷的时候，我还在中学读书。因为这幅作品不是在我家中创作的，因此关于这幅作品的一些情况是后来听父亲说的。在几位参与创作的画家中，郝进贤、马文江先生是我父亲较为得意的学生，他们经常来我们家，因此我对他们的印象较深。父亲为了完成这幅国画长卷，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怀着对党的热爱和红军长征这一壮举的崇敬之情，倾注了自己大量的心血。当这幅国画长卷完成之后，父亲很是激动与兴奋。”

这件巨幅画作的创作者，既有旧时代过来的老艺术家，又有初出茅庐的青年画家，他们通过各自的人生阅历、气质修养，满怀着崇敬之情，加之对党和人民军队的无限热爱，借助于丹青笔墨，将这种情这种意真实地反映在洁白的宣纸上。1957年7月31日的《甘肃日报》二、三版全幅刊登了《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这幅长卷共创作有正、副两卷，正本当时送总政参加了“八一”建军节3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副本现珍藏在甘肃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