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预谋的恶意”的含义就是预先谋划，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英国法中，谋杀不是法定的犯罪，而是普通法上的犯罪，它要求存在“预谋的恶意”。具体来说，就是犯罪者在实施致他人死亡的行为时，脑海中肯定已经出现致人死亡或重伤的意图。“恶意”一词在英国法中也并非只有一个含义。例如，涉及对人犯罪时，“恶意”是指犯罪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伤害。“恶意”还与放任有关——如果某人放任伤害的发生，那他的行为就是恶意的。另一方面，在民事案件中，“恶意”仅指行为人罔顾事实真相诽谤或诋毁他人。

与词语含义相关的另一争议可能发生在法官向陪审团作出的指示中。常有人说，这类指示充满了法律术语，其中的某些词还可能被用作普通的日常用语。被定义为“普通居民”的陪审员该如何辨别某个单词是作为术语还是普通用语出现，更别说理解法律术语了？某个案件中的全体陪审员是否可能对特定词语含义的理解达成一致？近年来，至少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人建议法官用图像演示的方式来解释陪审团指示，从而避免做出与法律相关的指示，并且在陪审团指示阶段反复提醒陪审员案件涉及的问题。如今，美国的一些辖区会就如何与陪审员交流对法官进行培训。这些是非常可喜的进步。(www.daowen.com)

说到语言学家在法庭上作证的问题，律师与语言学家的目的显然是不一致的。律师的职责在于说服陪审员相信被告有罪或无罪。而语言学家的职责则是提出并解释自己的观点。律师可能会打断专家证人，使用修辞、“绕弯子”甚至耍滑头，也可能选择忽视专家证人说的一切。可以这样说，律师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发现“真相”或推动“真相”浮出水面。相反，语言学家则心无旁骛，只想着格莱斯的著名合作原则，尽力保证陈述的内容信息量大、真实、相关。然而，如果证据对律师代理的当事人——控方或辩方——不利时，语言学家肯定该想到律师会用各种计谋来抵制或歪曲该证据。律师也需继续“合作”。语言学家通常尽力配合，但对于实践中“配合”在特定情形下的含义是什么，语言学家和律师之间可能存在争议。这仍然是由于律师与语言学家的话语实践不同。律师很可能给“配合”下一个俗语式的定义：“你怎么就不能配合法庭？毕竟，这只是个简单的问题。”另一方面，语言学家如注意到律师正试图将对话带离证据本身，就会质疑律师提出的“配合”的概念：对语言学家而言，此处“配合”的意思是律师与语言学家应共同“合作”，发现真相。然而，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律师都会使用这种计谋——我们应当记得他们肩负着艰巨的任务，而且结果会影响对他们的评价。不过，律师和语言学家确实把不同的“世界观”带到了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