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翻译服务的法庭试图尽力满足证人的需要，通过将证人证词转化为法庭所需要的语言形式，从而使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语言作证。但这一举措削弱了律师完全控制证人证词的需要。如果不存在歪曲的情况，作为中介的翻译者可以影响提问律师解释论点的进度。更可怕的是，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一顾虑会延伸至整个法庭，因为翻译还会影响法庭对庭审中呈现的所有信息的理解，并由此影响法庭对庭审经过的记录。

法官对上述结果是如此不屑一顾，以至于他们宁可不去了解翻译是否存在问题。因为按照惯例，法官会指示那些恰好理解法庭语言的陪审员（美国）忽略外文证词，并只关注英文翻译。此外，如果某位潜在陪审员被发现懂得法庭上待翻译的外语，律师可以申请取消这位陪审员进入陪审席的资格。（Berk－Seligson 1989）

尽管法庭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来避免听到任何问题，但译者在道德上有义务明示他们在准确提供翻译方面是否存在困难，或（之后）他们是否发现了已经犯下的错误。而且，如果翻译出现了错误，法庭上的其他人也有义务向法庭说明情况。尽管考虑到上文提到的法官指示和陪审员挑选标准，难以想象谁可能会有立场去这样做。相关研究者（cf.Berk－Seligson 1989，2002；Hale 2002，2004；Fraser与Freedgood 1999；Lee 2009）认为，低质量的翻译造成了不公正的结果，并且如果翻译使证人的可信度受到质疑，那么这样的翻译不仅会影响法庭对证人的看法，还由此影响法庭程序。（cf.Lee 2009）因翻译问题提起的上诉取得了成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了，因为法庭记录没有包含外国证人说的话，而只有被翻译成供法庭使用的语言文本。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翻译是否可能保持真实性和（总是）准确性。也许有人会假定能够将一种语言的各个方面自然、迅速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且不出现任何语义缺失的情况，但这样的假设肯定是极端傲慢的。原则上，这强调了翻译者与解译者之间的区别：后者负责抓住外语说话者所述内容的本质，并将其转化为目标语言中对应的概念，或解译者认为与该外语概念最相近的一些概念。以下示例来自数年前荷兰电视台播出的一部美国电影的译文，其正好解释了这一区别[第二行是荷兰电视台提供的译文，第三行（标亮）是如何将该译文又译回来]。

示例13－12

[电影场景：两个坏人在车上说话；一个小男孩骑单车经过，在乘客车窗旁停下后往里看]坏人说：

嘿，小屁孩……去你的！（Hey kid…fuck a duck！）(www.daowen.com)

Hoi jongen…hoepel op!

嘿，小屁孩……走开！（Hey kid…run along！）

示例13－12说明，在某些案件中，译者需要在如下两者间做出选择：一是说话者为完成自己的预期目标（即让小孩走开）说了什么。二是他为了这样做而实际用了什么词（这在英语中也是相当难理解）。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合理的翻译。将原文的实际用语翻译成荷兰语对荷兰观众而言并不受用，还可能破坏电影的后续发展，并且无法体现说话者想要赶走那个小孩的意图，尽管缺少了原文的侮辱色彩。然而，这种翻译程度的选择会使法官感到不适，并可能会破坏法律程序。

事实上，所有选择都可以反映词语相关含义的重要方面。例如，不愿意花钱的人在某种语言中可能被描述为“吝啬的”，相应地可能被译为在花钱上很“小气”　“节俭”或者“谨慎”。每一种翻译都包含着对指示物的不同态度，这就使得译者对证人的态度成了一项可能影响翻译结果的因素。

翻译程序更深层次的问题（cf.Berk－Seligson 2002；Lee 2009；Rigney 1999）体现在英语法庭（如美国）中对诱导性问题的使用方面。柏克－塞利格森发现，她所观察的美国律师提出的504个诱导性问题中，大概有一半没被翻译出其语用含义——也就是说，经过翻译之后，这些问题（差不多都）显得没那么有胁迫性。（Berk－Seligson 2002）律师经常使用英语中的这些技巧，因为它们给了询问者用问题引导证人回答的机会。然而，这种技巧并不总能翻译好，而且可能会因为对使用外语的证人造成无礼而没有被翻译出来。柏克－塞利格森也承认，大部分错误的产生是因为译者也未察觉到律师问题中的胁迫要件。

考虑到所有的这些因素，一般而言获得翻译服务对证人来说是有利的。然而，法庭如果认为外国证人语言能力足够好，就可能不会给他配备翻译（cf.Gibbons 2001），而且，这样的外国证人也不会被认为是“弱势的”，因此无法适用那些通常针对弱势证人的规定。对此，笔者在第十五章还会提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