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类对话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律师提出的问题通常与前一位证人回答的内容在主题上不甚相关。意思是，这种似乎与其他事情有关的后续提问，会使证人感到疑惑并可能因此在回答时出现停顿（可能会被认为是不诚实的表现），还可能促使法官和陪审团对该证人证词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并且，证人回答与律师后续提问之间缺乏连贯性，对陪审团而言还可能是一种负担（迫使他们跳跃性地思考和推测其中的关联性）。卢奇杰布罗尔斯表示，从她收集的数据看，有时候向证人先后提出的问题显得有些生硬，且缺乏语境。（见示例13－10和示例13－11）（Lunchjenbroers 1993）

示例13－10　控方律师

“在此之前你认识他多久？”

证人：“差不多4年。”

“在（地方）有7间公寓，是吗？”

在示例13－10中，证人认识死者有多久和他所居住的地方有几间公寓之间没有明显联系。而在示例13－11中，证明证人与被告是同事与证人了解被告的兴趣爱好之间没有明显联系。律师的这种前后提问缺乏连贯性的情况，在其所有提问中占到63%。（Lunchjenbroers 1993）除了那些某种意义上算是与证人的互动（例如说明）外，律师所有的话语中似乎只有12%是对证人之前所回答内容的反馈。

示例13－11　交叉询问的律师(www.daowen.com)

“他曾经与你共事，对吗？”

证人：“是的。”

“他是否跟你谈论过他喜欢射鸭？”

（没有回答……撤回提问）

关于证人偏见，在询问阶段，律师提问可能对其目的有敌意的证人时表现出最高程度的互动性（高至27%），提问可能有同情心的证人时则程度最低（辩方律师询问品格证人时低至2%）。同样，在交叉询问阶段，有同情心的品格证人接受着最低程度的问题互动性（5%），与有敌意的控方证人相反（15%）。

总的来说，上述结果显示，在证人偏见方面，相比于敌意性提问关系，律师－证人的提问关系敌意性越弱，律师对证人此前回答的互动性可能就越强。这意味着，有同情心的证人可以在无需太多帮助的情况下更迅速地跟随律师的推理路径。而在有敌意的询问关系中，互动性程度越高，可能暗示着律师对证人所反馈信息的质疑程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