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变量包括对问题作出简短的、详细的和逃避的回答，以及那些证人毫无回应的情况——无论是否有回答的机会。（注意，并非所有的回应都构成回答。如，“我不知道”是一种回应，但并非回答，因为它没有提供所需要的信息。）根据预期证人对被告的偏见，律师提出的背景性问题在不同的证词类型中的占比差别很大。例如，背景介绍在询问阶段占到律师贡献信息总量的1/3（36%），在交叉询问阶段则占到将近1/2（48%）。（见表13－4）（Lunchjenbroers 1993）然而，从证人偏见的角度说，上述比例在律师交叉询问有敌意的证人时高至57%，而在询问有同情心的/无敌意的品格证人时则低至7%。

表13－4　以预设证人同情程度划分的回答类型

*此处未包括一类证人（矛盾的证人＝那些无法预测其是否同情被告的人，如医生）。(www.daowen.com)

关于证人通常给出的回答，简短型的（即单单一个“是”“否”或限制性“何”式问题要求回答的点）最多，这一情况在询问阶段（41%）表现得比在交叉询问阶段（33%）要更为明显。律师询问有同情心的证人时，证人证词中有一半是简短回答（51%）。然而，对警察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时，情况截然不同，证人做出的简短回答不足其证词的1/3。

从询问阶段证人做出的各类回答看，如提问律师是有敌意的，那么证人证词似乎会更多地表现为详细的回应；如提问律师是有同情心的，情况则有所不同。（cf.18%∶31%）这也反映了证人对与提问律师之间敌对关系的典型反应。而在交叉询问阶段，这一发现则出现了反转，有敌意的证人提供的详细回答比其他证人在任何作证阶段提供的要少得多：低至10%[其中只有2%（整体的0.4%）]的回答是针对“何”式问题的。

下面，我们将讨论如何衡量律师提问与证人回应之间的互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