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纠问式法庭中，所有的询问均由主审法官完成。主审法官不仅可以控制向证人提问的量，还可以决定进一步可能需要采取的询问路径。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角色更为被动。除了向审判席（此情况中即指法官）建议进一步的询问路径，他们只能在法官结束询问后进行提问。律师的提问应简短，因为法官会提出所有相关的问题。

程序上，纠问制法庭与对抗制有实质区别。表现在被告是第一个作证的（且必须在看完所有对其不利的证据后作证），而且纠问制中没有“无罪推定”原则。相反，其预设的如果是本就不存在显示有罪的证据则无需审判。

有关纠问制的批评包括语言学上的这项发现：法官无法避免形成法庭偏见，而这些偏见可能会对庭审结果造成不公正、不适当的影响。例如，沃达克发现，证人在庭审中的表现会影响庭审的结果，他们的“表演”能力取决于法庭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他们维持适当“语域”的能力。例如，沃达克发现，中产阶级发言者在整个庭审程序中都保持着一种语言风格（即有教养的、正式的语域）。而工薪阶层和较低的中产阶级发言者则经常改变语言风格，并且会因为恐惧、不安和未经历过某些场面而显得矫枉过正。这会导致社会阶层高的被告有机会讲述自己遭遇的不幸，而不仅仅是回答法庭提出的问题；然而社会阶层较低的证人却不断被法官打断，更没有机会陈述犯罪事实。（Wodak 1985）(www.daowen.com)

以下有关交通肇事案件的庭审结果证明了这种程序差异的意义：一案中，被告（男性，大学教授）驾车撞死路人，却仅需承担轻微罚金；而另一案中，被告（家庭主妇，无业）撞到另一辆车，未造成伤亡，却被判处3个月监禁。（Wodak 1985：189）那位大学教授承认有罪，并且有机会以叙述的形式解释（自己）当时发生了什么，而通过这一过程，他成功引起了法庭的同情。相反，那位家庭主妇声称自己无罪。法官问了她一些问题，她在尝试叙述事件经过时却经常被打断。她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频繁改变说话风格，也不怎么能控制自己的证词以及法庭对她的评价。对这些庭审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证人在法庭上的语言表现，以及法庭从既有偏见（有关哪种证人能够比较可靠地提供有用信息）中产生的看法。

尽管沃达克的研究阐释了纠问式法庭中存在的这种偏见，但对抗式法庭也需要处理所有诉讼参与者的偏见：从警察，到律师的提问，再到法官和陪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