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分析中，我们试图阐释，在一项司法鉴定分析中，诸如手机短信这类自然数据的作者变异应当被纳入考虑范围。迄今为止，变异大多都被法律语言学家忽视了。在此，笔者重新引用此前给出的报告中的一句话，“对于大多数字词，大部分人在大多数时候都只使用其一种形态”这确实是真的。此报告的实验显示出，尽管只有5%的字词是真正的多态词，但他们代表了人们所使用字词的20%左右。

因此，从其字面意义上讲，“在大多数时候都只使用其一种形式”这一断言是真的，但20%在字词使用中是很大的比例，这种水平足以混淆一项针对作者身份识别的分析。另外，虽然哪些字符会变成多态词几乎是可预测的，但是，人类在对待语言时有着无穷的创造力。因此，由以上的结果可见，不仅个体在使用多态词时会受到其某种形式的“内部”不稳定性的影响，而且手机短信环境下的多态词本身也会受到包括历时性演变（diachronic change）在内的不同形式的社会变化的影响。在考虑手机短信变异时，巴赫金的概念——众声喧哗——被认为尤其有用。根据巴赫金的理论，尽管有序的、标准形式的语言是离心社会力量的证据，但向心力影响着非标准形式。（See Morson and Emerson 1990：30）在某个以高度变异为常态的媒介中——例如手机短信——可能存在着变异本身也变得不稳定而难以预测的情况。

为了补救这项研究的语言学者所揭示的这种问题，建议司法鉴定文本至少应满足以下要求：

（1）某个案件中的所有文本都彻底经过内部和外部变异性检验。(www.daowen.com)

（2）对于文本集内任何数据稀少性的断言，都经过了一个诸如语言语料库这类外部来源参照的证实。

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得出瑕疵结果的风险，可能导致在那些使用了法律语言学鉴定证据的案件中得出不可靠的定罪。

我们不仅应当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技术策略——例如个人语型——我们也要毫不犹豫地利用当代语言学的资源，诸如语言语料库、几十年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以及巴赫金、巴瑟斯和其他语言与文化方面的理论家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