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语言学这一更大的框架内观察作者身份问题会收获颇多。目前，我们已知属于维多利亚的短信和存疑短信之间有着明显的风格转变。将她写给母亲的短信和写给其他人的短信分开来看，我们注意到，在存疑短信中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全拼的“you”。使用“u”而非“you”在已知属于维多利亚的短信中并非偶然。在她发给母亲的短信中，这伴随着频繁的爱意表达，兼有她对母亲的想念和她自己的近况描述。除了在第二个存疑短信的结尾中出现的“love you loads”（“非常非常爱你”）之外，我们看到，这类话题在存疑短信中要显著地少于在已知短信中。在第二个短信结尾出现的“love you loads”（“非常非常爱你”）似乎是额外加上的，而在已知短信中，这类爱意表达是和整个信息融为一体的，并且有一种希望她母亲融入其生活的强烈愿望——这显示在那些新闻类型的条目中，例如，提到她的孩子用塑料做了一个狮子、她用光了电话余额（phone credit）、她父亲开车后睡觉，诸如此类。风格的转换不仅包括语言变体的变化，如“u”变为“you”，也包括话题的改变。

如果考茨曼先生是存疑短信的作者，那么他必须改变某些社会语言特性来完成更有说服力的模仿。尽管在所讨论到的这类例子中，模仿者不再有机会接触演示该群体风格的谈话对象，模仿者需要适应被模仿者的内群（in－group）。虽然该案中的模仿者很熟悉所要适应的信息接受者，即维多利亚的母亲，但他不属于“母亲－女儿”这一内群。在尝试进行适应的时候，模仿者与该母亲的常规接触如今被一个透镜修改了，即不得不披上女儿这一面具。因此，在该案中，要成功进行模仿的障碍不仅有年龄和性别，还有由于模仿者是圈外人而产生的受众设计的局限性。这一方面，可以参见贝尔（Bell 1984）关于受众设计和高夫曼（Goffman 1981）关于参与架构的论述。模仿不是简单地复制某人的风格——而是为被模仿者的受众重新设计被模仿者的风格：这取决于对被模仿者的受众采取何种看法。这不是纯粹的转变个体用语的语言学操作，而且，还要求在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上作出调整。(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