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比真实文本和模仿文本，解决自杀文本的语言学问题是一条有益的路径。自杀学学者施内德曼和法贝罗沿着以下这些思路进行了分析。遗属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人要自杀？问题常比答案更重要。这往往揭示了死者与其家人之间的隔阂。疑惑不解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谴责，而那些评论者往往称自杀受害者为懦弱或疯狂。有趣的是，伪造自杀信的人也使用同样的词汇，并展现同样的态度。（Schneidman and Fabulous 1957）施内德曼将自杀的心理状态描述成类似于一种隧道视野。在语言学上，我们可将自杀信中的用语视作“内部人”语言。自杀受害者处于隧道当中，而他们对生活的看法是局限的，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对语言的使用。相反，假自杀者的视野没有受限，而是从外部来看待自杀这件事。由于这些原因，假自杀者所使用的语言会反映出外部人的立场，将他们的“自杀行为”称为是“疯狂的”“不正常的”，是“失败者”的行为或者“懦弱之人的解脱办法”。这些评价反映了普罗大众对自杀的看法。（Schneidman 2004a，2004b：59）

一旦知道了普通人对自杀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可以预测一封伪造的自杀信会是什么样子：它会反映出普通人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判断一份笔记是否为自杀信时，语言学分析所要做的事——将普通观点和“内部”观点（即自杀受害人的观点）分开，而后审视自杀文本如何反映这些信息。

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和自杀样态相关的几个复杂因素：

第一，我们不能预设自己知道何为自杀。母亲为救孩子而牺牲自己算是自杀吗，还是该将她的行为作另一种表述？当一位病入膏肓、痛苦不堪的病人寻求安乐死，是否该将其视作自杀，还是将其从自杀的分类中排除？另外还有诸多例子，例如，为救同伴而丧生的士兵。

第二，在实务层面，我们需要注意，并非所有自杀都会留下文本，亲属可能会隐藏自杀文本，或者，自杀文本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被隐瞒（例如，为了获取保险赔偿，或者为了遮羞）。另外，谋杀、意外事故可能会被错报成自杀，反之亦然。相反，一个文本也可能是为了掩盖犯罪而仿造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需要记住，自杀文本只是自杀行为的一部分。施内德曼指出，自杀的序曲往往是“视野受限、集中、隧道化、病理性的狭隘化以及自我中心化”（Schneidman 2004a：162）。

表8－1　消极、混乱、失常的词汇表达

(www.daowen.com)

*在真实的文本中，“棒极了”指的是其他人——通常是收信人

对比来自33个真实的以及33个施内德曼仿造的自杀信（报告于施内德曼和法贝罗1957年）的数据（如表8－1所示），可见，真假自杀信在内容上有诸多差异。

尽管在真实和仿造文本当中，道歉和请求原谅的表达的出现频次大致相同，但“结束”、感觉“累了”、已经“试过了”“死去”或者“万念俱灰”这类表达在仿造的自杀文本当中要多得多。诸如“软弱”、自杀是种“容易的解脱”，以及本人“发疯了”“发狂了”“懦弱”甚至“困惑”这类反映普通人对自杀看法的表达，在真实文本中比在仿造文本中要少得多。

和真实文本相比，模仿文本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缺乏强烈感情（intensity）。表达赞扬、爱慕、亲昵的词语在真实文本中出现得更加频繁，那些表达无法忍耐某一境况的词（尤其是失去一段感情关系或者某人的爱）亦是如此。

尽管模仿文本通常包含普通人对自杀的看法，但是并不存在能必然区分真实文本与模仿文本的方法。总体观察结论之外总有一些例外，而且，一个观察结论并不是“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