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小节中，我们回顾了风格感知的历史发展。在本小节中，我们将更仔细地审查风格这一特征，特别是它如何与司法语境相关的这个方面。法医语言证据通常旨在确定犯罪行为人的身份。在一些学科中，身份识别的数据具有生物特征，司法证据是建立在与生物学数据相匹配的基础上的。然而，在语言学中，我们需要处理的概念是语言使用的个人风格。它不是一种生物属性，而是从社会中获得的。

我们在这一节中将看到，个人的风格不是一个固定属性，而是易于变化的。这种变化具有社会动机，而不是个人动机。因此，对于司法语言学家而言，了解个人的风格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改变和能够改变是重要的。20世纪70年代，社会语言学家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开创性的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

风格是一种具有多面性、差别高度细微并处于动态的属性。在关于黑人英语方言（BEV）的开创性研究中，4拉波夫（Labov 1972）在参与者中观察到了许多不同的风格类型，分为非正式风格和正式风格。其中，非正式风格又包括了“同伴群体互动的风格”“中产阶级的语言风格”“最接近日常生活本土的风格”以及“口语化风格”。

拉波夫的这项研究进行时，主流教育对黑人英语方言的使用还比较抵触。当时主要的教育家的一项研究声称，黑人儿童的智商低于白人儿童。根据这项研究，黑人孩子说话的方式是显示黑人孩子不能像白人小孩一样学好英语的“证据”。这种种族劣势主义假说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是教育家亚瑟·延森（Arthur Jensen）。他认为：“问题一定出现在儿童中”，真正的问题是“黑人儿童的遗传劣势”。（Labov 1972：234，235）同时，延森对黑人学生群体智商测试的结果表明：黑人儿童智力低下、缺乏野心，而且大多来自没有职业或教育抱负的家庭。（Labov 1972：4）

在研究黑人英语方言时，拉波夫能够撇开只有一种黑人白话英语的偏见，认为和其他的话语团体一样，说黑人英语方言的人也能够对不同的语境使用不同的语域来予以回应。拉波夫进而得出结论：“标准英语”和黑人英语方言之间存在重要的结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由任何缺陷、黑人英语方言的使用者或者黑人英语方言本身所造成的。拉波夫发现，黑人英语方言和标准英语具有不同的子系统（句法、词汇、形态和语音）。他慢慢明白：学校的教师们，作为一类主要的批判黑人英语方言有限制的批评家，不接受关于黑人英语方言的这些事实，并坚持认为黑人孩子所使用的英语是有缺陷的，而这一缺陷是由这些孩子们的懒惰或者任性所造成的。(www.daowen.com)

教师和一些教育家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是种族因素。拉波夫意识到，除非保守当权派开始接受黑人英语方言作为一种方言本身，否则这种情况很难有进展。老师需要意识到的，不是孩子们无法遵循这种规则系统，而是他们作为老师，事实上是在一个已经存在的系统上强加他们所认为的“秩序”，而这种已经存在的系统早已成为他们的学生自然而然地接受的东西。这两个系统，是有冲突的，（Labov 1972：6）特别是教师不是否认黑人英语方言本身是一个系统，就是否认它的正确性。如前所述，拉波夫表明，白话中变化的原因和其他方言群体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一样的。比如，一个人使用标准英语，只是因为其有社会动机而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拉波夫发现，黑人英语方言的使用者表现出了语言学上的交际“能力”。读者可能还记得，为了回应他所认为的乔姆斯基（Chomsky）的“生成语法能力－性能范式”的局限性，海姆斯（Hymes）提出了交际能力的概念。海姆斯之后，许多语言学家都对这个理论进行了改进。其中最著名的是卡纳勒和斯温。他们认为交际能力应该包括四个要素：（1）语法能力。（2）社会语言能力。（3）话语能力。（4）策略能力（即适当使用交际策略）。（Canale＆Sween 1980：1～47）虽然没有海姆斯的范式范围下的研究，但拉波夫发现除了以上四类能力，黑人英语方言的演讲者有很高的的叙事能力，即“讲故事”的能力。

在拉波夫写作的时候，伯恩斯坦刚刚发表了他的语言代码理论（Bernstein 1971）。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孩子缺乏那种相对抽象的中产阶级同辈的概念的原因是他们受到了其所生活的环境的限定代码的影响。然而，拉波夫发现伯恩斯坦的关于中产阶级代码的交流能力被夸大了。拉波夫问道：“伯恩斯坦所阐述的代码真的像一些心理学家所相信的那样灵活、详细和微妙吗？是不是也有些激烈、冗余、夸张和空洞？它是不是更像是一个优秀的代码或系统，而不只是精心设计的风格？”

并不意外地，拉波夫发现黑人工人阶级的孩子并不像伯恩斯坦所声称的那样缺乏表达抽象概念的能力。（Labov 1972：213）拉波夫没有侧重许多人所认为的种族上的确定性问题，而是注重“社会互动的模式”。他发现，这种模式可以以一种微妙的、不可预测的方式影响语法。（Labov 1972：255）其他语言水平，包括形态学和语音学，也可能会受到影响。（Labov 1972：380）拉波夫的研究强调了检验语言变化的社会动机的重要性。这在法律工作中具有巨大的意义。到目前为止，这一点并没有受到这一领域的工作者的太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