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的激励方法讲求在激励时的兼顾与并重，而且中国式管理的激励讲求和重视依理应变和随机性。时间和形式在变，激励的形式和方法也跟着在变，这是中国式管理激励的突出特点。

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对赏罚提出“一刑、一赏”原则。就是说，不论亲疏贵贱，不论有无功过，只要犯了罪过，一律查处；只要有功，一律受奖。它突出了执行的公平性、平等性。任何贵族权臣都不能违法牟私。这与今天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韩非的观点则更明确。他认为，法律是不能偏袒权贵的，法律的准绳绝不能屈从于邪恶，就像木匠用的墨线绝不会迁就弯曲的木料一样。有人才智高超，如果触及法律，用任何言语也不能开脱；有人英勇无比，如果他要受到惩罚，多么大的武力也无济于事。韩非一针见血地指出：惩罚要做到不回避亲近和显贵，惩罚的实施同样要落实到所宠爱的人身上。

韩非的见解非常精辟，他直接指出了赏罚要公平。对一个领导来讲，员工有成就却得不到奖赏，那么，以后有才能的人就会懒得干事业；如果有过失而不惩罚，那么，品行不端的人就会为非作歹。看起来，要真正做到赏罚公允、人人平等，其核心就是要赏不徇仇、罚不避亲。

赏罚无非是赏善罚恶、赏功罪过。诸葛亮明确地指出：赏是鼓励人们兴业立功的，罚是用来防微杜渐、阻止邪恶言行的。但是，赏罚操作起来确实很难，因为它存在一个度的问题。赏罚过轻或过重，都会给管理带来弊端。赏罚过轻，起不到激励管理人员提高内聚力，有效防止工作失误、管理失职者的错误行为的作用；而赏罚过重则会适得其反，处罚过重，往往不被有错误的人所接受，容易造成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矛盾激化，甚至走向事物的反面。

这两种情况都会使企业管理制度无法有效地落实。赏罚必须要适度，而赏罚的适度就在于它不能有什么固定模式，不能千篇一律，更不应该是静态的、适合于任何时期的，而应该是随时随地地灵活运用。现在有些企业领导者喜欢赶时髦，喜欢照搬国外管理模式。实际上，企业管理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运用，绝不能照搬照抄。(www.daowen.com)

时下，有一些企业领导者热衷于重赏、重罚的管理方式，并把它作为一种经验模式来操作。实际上，这是极片面的做法。重赏、重罚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韩非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重赏丰厚，有才华的人就会尽心尽力；处罚加重，能禁止坏人坏事。他还认为，厚赏不只是为奖励有功之人，更主要的是激励全国的人，使无功的人都羡慕受奖的人。无疑，这一精彩论述至今对某些企业的管理仍有现实意义，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

重赏、重罚适合于企业需要拨乱反正的时期。在企业管理处于严重混乱无序的情况下，重赏、重罚无疑是可行的管理方式。同样，重赏、重罚能迅速煞住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使社会治安从无序转向有序。

秦统一六国后，社会走上了有序的轨道，此时人们希望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向往和平、稳定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以重罚为指导思想，实行严刑峻法，就无法被人们所接受，而只能激化矛盾，危及社会安宁。秦始皇恰恰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他在统一中国后仍贯彻重刑主义，继续实行严刑峻法，人民摇手触禁，动辄犯罪。重刑、重罚成为秦王朝迅速倾覆的一个原因。

同理，对员工的奖赏与惩罚方式也要顺势而变，以时局和形势的情况而定，不可拘泥于条框之中，要有一定的公允性和权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