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初,在正式颁布“定国是诏”,启动戊戌变法之前,先作了一个决策:发行昭信股票,先行一步经济领域的变革。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尚属首创。
光绪决定发行股票,尚未上升到金融变革的理性认识,初衷是出于国库空虚的应急之策。鸦片战争后,咸丰、同治朝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对财政匮乏的大清王朝实是雪上加霜。光绪朝图求强国之道,亟待实施的一些重大决策,均需财政的支持。诸如,左宗棠收复新疆,维护边疆的稳定,急需军饷一千万两。李鸿章奏议加强国防实力,筹建北洋、南海水师,购造海军舰船,耗资数千万两。慈禧筹办光绪大婚,举行归政庆典耗去五百万两。慈禧退政,寿庆六十诞辰,花去一百二十万两,还不计慈禧安心养颐,挪用公款修建颐和园的费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签订《马关条约》,赔偿日军军费二亿两。如此庞大的开支,单凭区区几文海关课税难以平衡财政缺口。同治中兴的自救运动所存积余早已耗尽。值光绪亲政之际,清政府靠高息借赁外债度日。正如光绪的自叹那样:库藏空虚,唯借款可以应急。
户部向光绪建议:印制股票,先按官之品级,家道之厚薄,酌定借款之多少,查照官册分派,渐及民间。所谓“股票”,就是发行政府债券,向官员及民间筹款,以求取代条件苛刻的外债。光绪当即批准,印造股票一百万张,筹银一亿两,名曰昭信股票,颁发中外,动员朝野,共济时艰;并强调,不强令捐输,按本计利,分期归还。光绪特意为债券取名“昭信股票”,意即以政府的诚信诏示天下。也就是,用皇帝的名誉作担保,提高股票的信用等级。
光绪推行政府债券是一种创新。其意义之深远是制定《昭信股票详细章程》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它在中国金融史上是颇具现代意义的一章。
昭信股票的期限为二十年。面额分一千两、五百两、一百两三种,年息五厘,以田赋、盐税为担保。前十年付息,后十年本息并付,二十年还清。
股票由中央政府统筹、管理。户部设立昭信总局,遴选经理。各省藩司设相应分局,冠以省名。在京认股,由昭信总局统一照章认票;外省认股,由昭信分局领票,或由资本雄厚的钱庄商号代领;代办商号须有各大商号联名担保,保证信用,并报户部备案,承担法律责任。认购股票,开列认购者的姓名,昭信局、分局设给票处和收银处,收发分离,由稽核员逐目核对。
股票文本规范。票面书明年分、银数,每年给付一次,裁去一方;票背刊列简明章程;每票编列号数,纸心及骑缝各盖户部昭信局印,汉满篆文;印花用米色印泥,相当于今日的防伪标记。
股票允许抵押买卖,准予流通,但须报昭信局立案。股票遗失可向总局、分局挂失,该票作废,三年后补发。
清政府还推出相应政策,如准许民众以股票利息抵扣地丁盐税,暂缓户部拟开征的铺税,即营业税,鼓励商绅民众认购;各省官员绅商认购五十万两以上,平民认购一万两以上,由户部实发奖金;官员调迁或回原籍,可在新居处备案,另换股票凭单;凡假造股票诳骗者,按伪造印票例,为首者斩,等等。
昭信股票明确有价证券之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权益保障,其规章制度及政策设计可谓精心而完臻。自发行规模、认购、兑付、转让、流通、信用保证以及稽核、奖励制度均作详细规定,极具制度的严密性和可操作性。尤其是,因地制宜,怜悯民间困难的指导思想甚为难得。(www.daowen.com)
光绪发行政府债券,没有采取借赁、限期归还本息的传统方式,而是以合同的约定明确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权利义务、标的,以及债权、债务关系的转让与流通。显然是西学东渐,引进西方现代制度文化的结果。
西方诸国十分注重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民法成为西方制度文化最为成熟的部分。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分别在欧美各国通行。同治中兴期间,京师同文馆翻译了诸多西方制度文化的书著,如《公法会通》、《法国律例》等。受西学之启迪,光绪朝初期,洋务思潮的推动者之一报人王韬、曾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的薛福成等人便有借债则官为具保,发展商贸之说。晚清知识达人提出发行国债的倡议便顺理成章了。当然,光绪在发行国债之前,未来得及为债的关系立法,但作为一种尝试,由向西方诸国举洋债转为国内直接向社会融资,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经济变革。
光绪对昭信股票寄予很大的期望。他在谕示中强调,昭信股票不是暂时筹款之计。其用意甚为清晰,除应对赔款,还将为筹划中的兴建铁路运输,创办邮政以及近代制造业注入资金。若股票发行成功,这对保障强国、富国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光绪的创新,赢得朝野的共识。在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中正式将“债的关系”列入法律框架,亦是出自此因。
昭信股票之议自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立项廷议,二月拟定章程,至三月光绪下谕:昭信股票,原期上下流通,宣布正式发行。前后不过两个多月,其速度之快,也是清代诸新政所少见的。可惜,七月光绪又被迫宣布终止,昭信股票以流产收场。清史实录披露的原因是,山东、四川等省的府、县官衙竟然计亩按户摊派,限日认购。凡不认购者,一律锁拿严押。地方政府有违自愿认购原则的做派,引起社会的骚动,被视作新增课税严苛从征,终而引起地方绅商、民众的强烈反对和抵制。
其实,这仅仅是一个表象而已。股票发行失败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发行昭信股票,正值光绪宣布定国是诏变法开始。光绪启用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湖南盐法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发动变法新政。变法之初,还限于经济层面的改革,以图富强,这一点得到慈禧的默认。因此,朝廷内臣对昭信股票之酝酿、发行均持乐观、支持态度,恭亲王还带头认购二万两。这也是股票新政之神速的缘由所在。到五六月间,风向突变。光绪为推行变法,急于求成,将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及人事调整。五月,光绪首先罢免阻挠新政的礼部尚书许应骙;废八股取士制度,改试时务策论;删改吏、户、刑等六部则例;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开缺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大刀阔斧裁减冗员。朝政变局触及了慈禧的权力底线,以及贵族官僚集团的利益,引起京师哗然,朝廷震荡。“帝党”和“后党”集团的冲突开始激化,反对新政的官僚莫不忌之、恨之、畏之。面对朝政变局,众多官僚对股票新政由乐观转向观望、怀疑。光绪设计的路径是先派官借后为民,让各级官员带头认购,以此推动社会绅商民众。失去官僚们的支持,股票发行被釜底抽薪,流产便势在必行了。七月宣布终止发行股票,八月慈禧发动政变,还宫再度垂帘听政。变法失败,光绪被囚禁。没有同步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是难以为继的;但急于求成,缺乏政治智慧而功亏一篑,这正是光绪的悲剧。
另一重深层次的原因是,清政府作信用担保。这是制度设计的缺失。按照西方的金融制度文化,债务发行应以国库储备为担保。西方国家的惯例是由银行作为发行的执行机构。光绪朝则以户部昭信局的政府机构为执行者。而官场腐败成风,贪案频发,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绅商对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持之寒噤心态,对债务偿还缺乏信任,光绪的面子又值几何?至于债券利息抵扣地丁税,这对贫困的民众而言,不过是画饼充饥。地方官衙为追逐政绩而强行摊派,本身就是对政府诚信抹黑。光绪谕示决不允许摊派的允诺成了道义上的诚信。
发行昭信股票虽是失败,但光绪改革新政的勇气仍是可嘉的。大清朝重大的经济改革有三次,一是乾隆朝的“治生之道”,以农垦、矿政、开放通商并存的经济模式,改革单一的“重农务本”的农本经济;二是同治中兴,发展近代工业,将农本经济的重心逐步移向城市经济;三是光绪朝尝试直接融资的新经济模式,兴办现代交通运输及商贸经济。尽管光绪因变法失败而中止股票发行,但毕竟开拓了经济改革的新的路径。
大清朝经济改革几经反复、周折,得失利弊不一,但研究中国农本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轨迹,不失为一个可资鉴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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