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光绪朝曾自上而下地发起一场教育变革。虽说，晚清的教改如同其他新政，仍有虎头蛇尾之嫌，但其影响、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是功不可没的。

若说，同治年间兴办京师同文馆是变革之始，光绪朝建立京师大学堂推动全国办新学便是教改的高潮，而同文馆并入大学堂却是变革的收尾之作。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重归训政，由晚清政府主导的教育变革也就回到了原点。教改的终结，新政便成了夭折之殇。这场时间跨度数十年的教改长跑毕竟给数千年圣贤儒道的旧教育吹进了一股清风，培育了一批兼蓄中西文化的新型人才；但也不得不承认，未能触及、更新制度的教育变革难免摆脱不了新瓶装旧酒的无奈。

同、光朝的教育新政，是晚清史上的一个亮点，但也留下足以深省的人文思考。

京师同文馆的创办开启了晚清的教育新政。建馆之始，并非自觉于改革教育，仅是出于急功近利的急需人才速成培训而已。咸丰十三年，清政府在恭亲王奕的竭力推动下设立总理衙门，统筹、承办各国外交事务。外交何以为之?与列国交涉，必先识其国情，若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都是雾中看花，何谈外交?为此，奕奏请朝廷开办同文馆，令广东、上海各督抚等派遣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选八旗子弟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进行速成培训。同文之义，便是将西洋语言文字经过翻译化为同一汉文。同文馆的任务，一是翻译，二是教习翻译。培养目标单一，即翻译人才，以八旗子弟为对象，是为外交事务备选官员。奕对京师同文馆的最初设计并无专门师资，也无规范教材、课程设置，唯一的条件是，通晓外国语言文字者均可入教习，有西洋书籍便可拿来作教材，既无比较、选择，也无资格认定。招收学生的标准不以学识基础为准，仅以满贵族子弟为限。更要强调的，同文馆是短期性的。奏折上言明：资助学习，于文字语言悉能通晓，即行停止。因此，同文馆开办最初二年，仅设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学生30余人。虽然后二年又增设天文算学馆，扩充自然科学课程，邀请西洋传教士为教习，招取满汉举人、贡生入馆，但教育新政仍未形成明晰的框架。

同治十一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十余年后，在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的整体筹划下，制订了八年及五年制教学计划，即由洋文而兼及各学科的八年课程表；借助译文而求学各学科的五年课程表；修订《同文馆章程》，确定学规，明确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招聘师资，学堂政务，等等；至此，京师同文馆才正式成为一所具有近代教育意义上的文理综合性的新式学堂。前后历经长达十年之久，同文馆才成为仿效西方学校的模式，完全异别于中国旧式书院的学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晚清政府开启了教育新政。

晚清启动教育新政是应时而生，顺势而为的。应时，是服务于清廷外交事务的应急之举；顺势，则由于洋务思潮的推动，西方教会教育的冲击。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晚清洋务思潮勃兴时期。同治初年，中兴自救新政发起了引入西方科技，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以引西洋之长，扶大清将倾之大厦。培养中国近代科技人才被视为当务之急。洋务思潮的先驱者冯桂芬率先提出改科举、采西学之倡议。洋务派核心人物，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张树声亦上疏奏章呼吁开设西学，办新式学堂。其在奏折上说：惟洋人制造确有精理，不从学堂出身者只能步其后尘，设西学馆，必不可少。推行教育新政，实施新式教育已成为洋务派的共识。这一思潮的勃兴正是在1870年前后。社会达人的舆论和实力派的运作，京师同文馆的教育新政才引起清廷的重视。晚清政府下决心，在天津、上海、福建、广东等地聘请外籍教师。兴办新学。培育人才，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文化时尚。至此，京师同文馆已不再是尝试应急式人才培训，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一次教育变革。洋务运动促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创生。史学研究者将晚清时期称作中国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以京师同文馆开端的中国新式教育也列在变局之中。

教会学校的扩张冲击了中国的旧教育，也为新式教育的造势提供了助力。

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其中允许传教士来华传教办学被列为重点。显然，西方列强是借传教、办学实施西化中华的政治图谋。但不容置疑的，西方近代教育对中国封闭式旧教育的冲击，也为新教育的萌生造势。教会学校将自然科技和社会人文科学列入了基本课程，如《圣经》、《格致须知》以及地理、历史等多门课程，对恪守儒家典籍的诵背、诠注式教育无疑是一种颠覆。教会学校教材之新，启迪式教学方法之开放，形成了传播新文化的强势。更甚，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教会学校落地速度也十分惊人。据《在华基督教传教士1890年大会记录》统计，各国教会在北京、广州、香港、澳门、宁波、上海、福州以及内地广办学校，自1864年建立北京贝满女校，至1876年，仅十余年时间，教会学校已建成350所，学生总数达5975人；1898年，单是美国传教士开办的初级学校有1032所，中级以上学校有74所，学生超过两万人。其规模扩张之捷速，普及面之广，社会认同度之高，均是出乎意料的。这意味着，新式教育改造旧教育之势已不可阻挡了。

郑观应在其著作《西学》中作过一个总结：学校者，人才所由此而出；人才者，国势所由此而强。借鉴西方强国梦的历史经验，国势强盛的根本就是教育之先进，能培育经世济民之英才。若在大清盛世，郑氏一言足以罹难于文字狱了，而在晚清衰落救亡之刻，这也道出了社会上下对教育新政的文化追求。知识达人之舆论，西方教会教育之压力，终于将京师同文馆起步的教育新政推上了轨道。

继京师同文馆之后，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戊戌变法的变奏曲中靓丽现身。它的诞生意味着晚清政府将建构新学模式的构想和实施逐渐积聚成一种文化自觉，一种国家意志。

不过，值得深思的是，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倡议并非来自主管教育的礼部，而是刑部左侍郎李端棻。《清史纪事本末》记录：光绪二十二年，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首倡建京师大学堂。

李端棻倡办大学堂的理由是：培养新型人才乃是政治变革、自强富国之需。其在奏折上说：皇上将新政以图自强，恐无实施之人，百废待兴，特降明诏，征集通达内外知识和才能之士。显然，李端棻的立意要比奕高得多。李氏将教育新政注入了政治变革的内涵，人才保证应从政治战略上思考，既不能急功近利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不能局限于技术人才；须建立新的教育模式和近代新式教育体系，自上而下推进教育新政。李氏在奏折中恳切陈词：人才如此匮乏，并非天不能生才，而是教育未能尽责。

自京师同文馆开启新政以来，各省先后设立各种学馆，虽然教习中外学术，但李端棻却认为，今之学馆，求学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自无实用。各类学馆流于形式，作秀赶时髦。李氏的批评颇为犀利，也一针见血，晚清教育改革步履艰难，乏有成效，就在于教育之道未变通之缘故。李端棻的目光确是超越于晚清政府的决策。

李端棻的奏议却被总理衙门搁置，问题就出在变通教育之道与总理衙门的实用权宜之见相悖。

李氏遭冷遇，戊戌变法主将康有为则挺身而出。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上书力争：要统筹全局，办新学自京师大学堂起。作为维新派首席智囊，康有为的影响力足以引起光绪帝的重视。光绪旋即下谕：京师大学堂历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后又多次督促总理衙门，令其下达具文，每年拨款十八万两，克日兴办。着军机大臣孙家鼐主管大学堂事务，庆亲王奕劻、礼部尚书许应骙协办建堂工程事务。光绪的最高指示，迫使各部主管纷纷挂衔司职，其规格之高，阵营之强已不是一个学校所承受的。显然，光绪是将办京师大学堂当作维新变法的一件大事了。

孙家鼐对创办大学堂，推行教育新政是竭尽心力的。孙氏参照西方各国学校制度，拟就办学八条：一、中西学分门要改变；二、学成后看重名誉，要谦虚谨慎；三、选择教材要谨慎；四、西学拟设总教习；五、专门洋教习的薪水宜从优；六、学生补贴应酌量变化；七、进士及举人出身之京官拟设立候补士官学院；八、毕业后出路应有筹划。孙氏八条所提及中西兼学，从严选择教材，招聘外教，补贴学生等教务原则，以及忌名利、忌应试科举之学规等。综合而言，碎片化的办学准则，还谈不上教育新政之文化精神，摆不上制度层面的立规，这也暴露了晚清政府对如何深入教育改革仍缺乏一种远见和底气。如是的办学方针，光绪帝还是给予高度认可的，其批示：缕晰条分，尚属妥协。其意是，办学八条，一条条分析清楚，尚属稳妥，拟按各条认真办理。

自光绪二十四年始，为举国上下实施教育新政，推广新式学堂，光绪帝推出诸项举措，其力度之大，决心之坚，远非同治朝办学馆可比拟的。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光绪帝屡发诏谕推行教育新政的举措有：

确保京师大学堂的教育经费，张扬新学模式的示范作用。光绪特谕户部，为保障延聘外教、购置图书仪器、教材课本，政府须给予经费支持。据户部支付记录：户部存放华俄银行库银的每年利息二十万两拨付大学堂；另饬文各省督抚，大省每年筹银二万两，中省一万两，小省五千两，常年拨解大学堂。常年专项拨款，在晚清政府的教育支出中尚属首次。

行政干预，书院改制。清廷将各省、府、州、县现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堂。诏谕明文规定：省会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州书院为中等学堂，县书院为小学，与京师大学堂相配套。中小学之教科书由官设书局编译中西课本颁发遵行。诸如，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变通处理成为这次书院改制的模范省。刘坤一将历史悠久的储才书院改为江南学院，将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等六大书院改为府、县中小学堂，使江苏地区书院改成一体化的中小学堂，与京师大学堂配套。两江改制的经验也由此迅速被推行到全国各省，效而仿之。

鼓励开办新学堂。对各地奏请新办学堂均予以批准，并下达文件令各地政府拨款资助。如盛宣怀出资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刘坤一在南京下属七县新办小学，等等。据总理衙门公布的数据统计，自京师大学堂开设的二年后，单京城新办学堂增至250所，各省官办学堂多达4万余所，其发展速度不谓不快。奉旨办新学成为一种运动，这也是近代中国的一大特色。

成立学部，统一全国的教育管理。这也是光绪朝教育新政的一个重大成果，标志着兴办新学开始进入国家行政体制变革的层面。光绪下发诏谕，指示：管学大臣及各省督抚、学政，须亲力亲为，学部应承担教育之责，严定课程，宽筹经费，慎选学生，培育有用之才。无疑，光绪对各级教育主管下达了问责令。

从清史资料中可悉知，光绪朝的教育新政已具系统性变革。官员问责给以组织保证，财政专项支付确保教育经费，政府主办示范学堂、书院改制兼存，各类地方学堂级次递进，多样化模式齐头并进；光绪对推行教育新政的顶层设计确有可圈可点之处。

历史出现了拐点，晚清的教育新政也随之终结。(www.daowen.com)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禁，维新派人士或遭捕杀，或被谪贬，变革新政人士顿作鸟兽散。方兴未艾的教育新政，以京师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合并而告终结。两校合并前，慈禧下令严饬整顿。先停办京师大学堂，对维新派教改进行清算。首任办学大臣孙家鼐因入帝党而被解职；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的继任办学大臣张百熙被调离岗位，改任吏部；遣亲信荣庆任学部尚书，掌管全国教育；嘱令其对张百熙推行之教务逐一加以监督，修改章程，突出经学，排斥西学。孙家鼐、张百熙制定的“广育人才，讲求时务”的京师大学堂变味了。当初设置中西学兼容，开办道、政、农、工、商学等十科，被整顿为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两堂。京师大学堂回到了旧式书院的原点。到1902年，与京师同文馆正式合并，重新开设速成科、进士馆，直接为改良的科举制服务。教育新政已是面目全非，被逼进了死胡同。大业未竟而夭折，乃是晚清之悲哀。

晚清教育新政之兴衰为今人留下了足以资鉴的人文思考。

同、光朝教育变革的终结，有其政治变局的原因，但与其自身思想理论准备的不足和简单化的行政推动亦不无关系。若作深度评估，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成因是至关重要的。

教育文化精神的落差。

晚清教育变革缺失的关键是新教育的文化精神与旧教育的书院精神存在明显落差。中国旧式教育除了私塾义学，主要是散布在各省、州、县的书院。书院教育有着近千年的历史渊源。书院制度初始于唐，发展于五代，繁荣于宋，延续于元、明、清。自唐以来，科举考试取士成为制度化，书院教育便成为政府官学的重要补充。书院教育为适应科学考试的策试、诗赋、帖经而设置相对应的课程。学而优则仕，应试教育便成为中国旧教育的基本形态，而书院也就成为旧式学堂的基本模式。

经过近千年的历史传承，书院教育的文化取向便聚焦于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的统一。所谓价值关怀的人文精神便是士志于道，将儒家之“道”作为追求目标，以“道”修身，完善自我人格；以“道”治世，完善社会秩序。而知识追求，是强调学术精神的执着，但书院文化是执着于“道”的信仰，对“道”的知识追问。

可以说，中国旧教育有着系统化的教育文化精神，即是以德行修养和历史文化为要旨的人文传统，无论是入学受教，还是私学启蒙，均是在遵守礼仪和学训规矩，渐学渐进的。在书院精神的熏陶下，以“道”修身治世成为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旧教育的文化精神贯穿于书院的学规、教习方法之中。这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教育传统精神的自觉认同。

相比较而言，晚清教育新政缺乏对教育文化取向的系统性重塑。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先驱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者，谋划教育新政却是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对教育新政的文化追求处于朦胧状态。同治朝草拟同文馆章程的原则是“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书之道”。新政的立意是借西学之气，扬儒家经学之“道”。如此立意，新政何以能谓“新”?十数年后，光绪朝维新派的有识之士，也未跳出旧书院精神的窠臼。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的奏议中，将办学宗旨说得很是直白：“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然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何谓中学（旧学）、西学（新学）?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里作了更为详尽的说明和严格限定：“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既承认西方教育之优长，又不准以西方开放的人文精神教书育人。恪守传统教育的文化精神，不得逾越雷池。新式学堂所标榜的采西学、人才蔚起；以讲求时务变通教育之道的精神却缺乏明晰的文化路径和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由此，僵化的旧传教传统借新式教育还魂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回归训政，由新学堂开启的教育新政戛然而止，也便成为必然。

官本位的行政管理体制。

晚清新学堂的管理体制是以官员行政权力为本位的。这与中国书院追求学术独立性的教学规制相悖。后者正是现代教育应该发扬光大的文化传统。

中国书院作为官办体制外的教育组织，秉承传统的私学制度，不纳入官学的权力本位。书院的主持者、管理者（山长）不列入朝廷任命，却有聘师招生的独立自主权。书院院长、教务专职人员多为士人模范的标准选聘，受聘者大多是名师大儒，在教育界声望颇高。书院聘任的名师可自由择院讲学，允许学生择师而从。这种教育体制能保障学术独立性的实现和光大。晚清开设的新式学校即把这一合理体制丢弃了，代之以官府包办，由财政筹资支付新学堂经费，按官职管理不同等级的学堂。如，太仆寺卿徐继畲担任京师同文馆事务大臣，此官职相当于内阁部衙的侍郎级官吏；主政造船专科学校求是堂艺局先后是内阁大臣沈葆桢、吴赞诚。京师大学堂亦然。首任办学大臣孙家鼐曾历任工、礼、吏部尚书等要职，大学堂行政教习由现职直隶州知州吴汝纶加封五品卿衔任职。后任办学大臣张福熙调任的官职也是吏部尚书。可见，京师大学堂级别之高。京师如此，地方省府也效而仿之。学堂成了准官场。教职以官员安排优先，晚清又多了一处官场博弈、争权夺利，损教肥私的场所。光绪年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威斯康辛大学教授罗斯在中国留居多年，游历、考察过中国各地，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专撰“新式教育”一章，真实记录了晚清官府办新学堂的状况。

罗氏记录报道：

学校占较大比例的，是不教书的官员。

中国一所现代语言学校里，只有27名教师，行政官员却有10名，其中一半是挂名拿工资。

一所只有20名教师的高级商业学校，行政官员却有10名，其中3名是挂名的。

一所800名学生的政法学校里，有25名非教师的官员。

在晚清官场中人看来，在新学堂里当官，名位不高、权力不大，却是个安稳的职位，少有因卷入朋党、朝野更迭而落马的政治风险。何况，挤入学堂官场的，均是有靠山，或是裙带关系，或有人脉关节，各有利益所系，这已构成稳定的行政体制。

官本位的行政管理处在清朝吏治腐败环境，难免频发教育腐败的丑闻。学校官员凭借聘用教师、招收学生的权力寻租贪污已成为普遍现象。罗斯教授在四川省某教育中心察查到这样的事实：省府花巨金聘请美国教师，校方官员却只签订一年合同。期满借口不称职而解聘，另启招聘换签约。每次轮换，该官员可得300美元的旅行补贴金。“盲人引导盲人”已成为西方人讽刺中国学校官场的笑柄。罗斯教授在考察晚清新式教育时下了一个评语：让不懂教育的政府官员管理中国的新式教育，犹如四世纪时哥特人管理雅典的学校一样的不合格。这话虽然尖刻，但不无道理。

学校的盲目扩张。

为追求新政的改革效应，清政府采取行政命令搞运动式的盲目扩张。形式主义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即是师资匮乏，教育质量下降。按照教育新政的预设，各类学校（包括官办新学堂、书院改制学堂）均须开设西学以辅中学。而西学的师资不限于语言文字专业，更广涉自然、人文科学各学科。晚清教育资源的现状无法应对西学师资的需求。同治元年在开设京师同文馆时，总理衙门曾咨请两广总督、江苏巡抚派遣西学教员。广东答称：无人可派；上海回复：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可见，开办西学课程本无师资之基础，同文馆虽以培养西学翻译人才为目标，每年毕业生却寥寥无几。同文馆首届招生录取学生三十名，三年后毕业只剩五名。之后，每年招生中有不少现职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均是为镀金而来。至光绪朝，同文馆每年毕业生近百名，除留作同文馆任翻译，列入官员升迁，光作师资教习已无多大余地，要应付如此庞大的教育需求简直是天方夜谭。

延聘外籍教习被视作一个出路。但晚清政府财政匮乏，官办学校的经费常常捉襟见肘。据罗斯调查，省府学校的外教年薪白银500两，而中国教师仅8两。许多学校无力聘请优秀外教，便等而下之求其次，常见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罗斯在考察南方某校时便发现，一个物理教师除了懂点电学外，其他方面一概不知。一个德国教师四句汉语只懂一句。至于书院改制的新式学堂，大多是换个招牌而已。私立学校无条件聘西学教师，改制新学便成了新瓶装旧酒。

晚清教育新政的夭折，其要害是未触及迎合科举制度的应试教育，以及官本位的教育管理体制；另则，马拉松式的渐进式变革长达数十年，时停时续，忽张忽弛，一步三回头，无效率可言。改革需要争朝夕的激情，开弓没有回头箭之锐气，但晚清官员惰性顽固不思进取，使教改失去许多机遇；而政府又偏好形式上的改良，难免会把改革煮成一锅夹生饭。西方现代教育变革的成功经验就是两条：一是制度变革，二时效率原则。这真是敲打在点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