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听政，实是执政。事无巨细，均由其裁决。幸赖内阁重臣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同心协力，同治朝的中兴自救给大清朝注射了强心剂，爱新觉罗氏又太平了三十年。不过，同治中兴与同治帝几乎扯不上关系。同治帝既不愿充当摆设，也不愿与母后慈禧“同治”，而是沉湎于酒色，甚至串通太监宫外寻花问柳，染上梅毒，并发天花，驾崩时不到二十岁。同治帝的皇后腹中有孕，竟告知朝廷为君王绝食殉节。

同治亡故，慈禧执意二朝听政，便一手导演了过继外甥载湉，代兄继位的闹剧。清王朝又多了一位儿皇帝光绪。光绪嗣统年仅四岁，较之康熙、同治继位之时还要年幼。

光绪继位，慈禧二度垂帘听政，引起朝野非议。有人再次搬出大清先帝谕示后宫不得参政的祖训，君臣博弈又暗淌着激流。慈禧为稳定朝政，则退而守之，下懿旨承诺三条：待嗣皇帝学业有成，即行归政；嗣皇帝有子，可继承大统；垂帘一切事宜，均召相关大臣等商议。同时，广开言路，鼓励臣工直言治政得失。慈禧作出妥协，立光绪的风波便暂告平息。

然而，光绪元年浙江发生的杨乃武冤案，慈禧以此为借口，名为整饬吏治，实是发动一场政坛洗牌，又将垂帘听政的君臣博弈掀起新的波澜。

杨乃武冤案被称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见诸于新闻媒体，编成说唱弹词，广为流传于民间。但杨乃武案延伸的清廷政治斗争却沉寂于历史表象的背后。

杨案并不复杂。浙江余杭县举人杨乃武被诬与草民葛品连之妻葛毕氏谋夫夺妇，在余杭县仓前镇药铺购得砒礵，毒死葛品连。余杭县知县刘锡彤酷刑逼供，判以死罪，办成冤案。杨家不服，状告杭州府、浙江督衙，均被各级官衙驳回。类似冤案在清代历朝是屡见不鲜的。道光朝的“徐蔡氏命案”也发生在浙江。因官官相护，营私舞弊，冤案难以澄清。面对司法乱象的重重黑幕，民难以告官，听凭官衙徇情枉法，罗织罪名，制造冤狱。

光绪朝杨乃武的冤案已非比往昔。自鸦片战争后，西方诸国取得在华办报之特权。自1860年起，仅耶稣会主办的报刊多达七十余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英商主办的《上海新报》及《申报》。这些报纸以关注社会为宗旨，详载时政、社会新闻，评议时弊得失，以广开言路，沟通朝野，而获得较高的美誉度。浙江杨乃武案被新闻媒体披露，引起社会震动，舆论一致抨击浙江官衙草菅人命之黑暗。迫于中外舆论之压力，清政府令刑部介入杨乃武案，责成浙江巡抚杨昌濬实查案情。杨昌濬复审葛毕氏，疑犯翻供，坚称与杨乃武无关。杨昌濬施之酷刑，逼葛毕氏照依原供。刑部再命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光绪二年，命案再审，关键人物仓前镇药铺老板钱宝生曾作证杨乃武购买砒礵，此刻即自缢身亡。媒体认为，钱系受余杭县、宁波府指使作伪证，造成冤案。钱宝生身亡有被杀人灭口之嫌疑，并公示余杭县师爷姜位隆恳托钱宝生的字据。胡瑞澜却奏报：经认真复查，案情属实，决无遁饰，人证物证俱在。浙江大员审案与媒体舆论大相径庭。

慈禧决定由刑部直接审结，由刑部侍郎翁同龢主持刑部复审。清廷的决定引起浙江官员的不满，杨昌濬公开扬言：刑部多此一举，实是向慈禧叫板。翁同龢主持三司会审，在京城海会寺对葛品连作公开尸检。负责尸检的件作共有二十余人，其中刑部件作高龄八十，有数十年尸检经验。查验结果，众件作均具名担保，葛品连并无中毒，实属病死。至此，案情真相大白。

慈禧对杨乃武案作出裁决：自巡抚杨昌濬、学政胡瑞澜，到杭州、宁波知府，嘉兴、余杭知县全部革职严处，为杨、胡说情之朝廷官员全予申斥，或降职、或降品。杨乃武一案共摘去官戴有数十顶之多。为杨乃武平反，颇为得分，既平息舆论，又且笼络人心。慈禧以此为契机，开始全面整肃吏治。(www.daowen.com)

查处浙江官员的背后，是一场君臣博弈的斗争。杨昌濬、胡瑞澜敢与刑部叫板，实质是针对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在朝野散布皇帝大政未及亲裁的不满。杨、胡挑战的是慈禧之权威。慈禧则担心朝廷文武大员附和朋比，将有孤立之忧。这并非是慈禧的主观臆测，就在杨乃武案审结不久，御史吴可读为光绪嗣位，承继大统之事冒死以谏。吴可读事先吞食生鸦片，当着朝廷众臣劝谏：你立载湉为帝，是要以听政而已。吴可读列举中国历史上因承继大统问题处置不当而于后世留下种种后遗症，乞求慈禧更张改弦。劝谏完毕，即向同治陵墓方向跪拜，倒地而亡。吴可读的“死谏”，在朝廷掀起轩然大波。朝廷大臣尚书徐桐、翁同龢，翰林院侍读学士宝廷、黄体芳，国子监司张之洞纷纷上奏折。虽然各有具奏，但与吴可读的大统之归、本朝家法之议，大同小异。朝野舆论不利，慈禧不得已作出姿态：吴可读以死进言，孤深表悯惜，着交吏部按五品官例议恤；日后选哪个皇子承继大统，权在光绪帝。但留下一个尾巴，于光绪帝新政后再行训政数年。慈禧听政擅权的意志丝毫未改，决意以整饬吏治为名，清理门户，裁撤异己。废黜杨乃武案所涉内臣及浙江官员只是一个开端。

大清延至光绪朝，官吏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场已无廉可寻，清官难觅踪影。咸丰帝平庸、消沉，同治朝的自救运动也仅仅致力于抵御外患而已，吏治几乎荒废。慈禧再作整饬吏治的文章，打的就是政治牌。虽说在光绪三四年抗旱赈灾中撤办过几名中饱私囊的贪官，主要是以拥护还是反对“听政”、“训政”为整饬标准。

最为典型的是云南报销舞弊案。有人举报户部索贿银十三万两，户部侍郎景廉、王文韶及内外大员、部吏等三十余人涉案。新闻媒体纷纷曝光，称主管财政的高官借公权以私吞，勒索下属，省外官吏乘机分利。巷议街谈，社情民意也万口如一。云南报销贿赂舞弊成为光绪朝的一大丑闻。按清朝祖制，历来赴部报销军需军费用，均要交部费，名为补充办公费用，实为肥私。从部吏、司员到外省官员借机分利。这是清朝官场的积弊。经媒体的造势即成公开的丑闻。慈禧派员核查，竟得出荒唐的结论：户部堂官景廉、王文韶查无收受贿款实据，以疏忽失察之名处罚；而御史奏参云南督抚贿遣道府办报销一节，查无贿托之据，仅犯失察之过。慈禧对言官们早存芥蒂，借此以办事不力为由，一个板子打在御史们身上，下懿旨，整肃都察院，大批言官被革职。犯案的是户部，查办的却是言官，这是因为都察院诸御史大多是非议垂帘听政之辈。而嫌疑人户部侍郎王文韶不仅无罪，后被擢升为直隶北洋大臣。

又一例是奕。同治中兴，奕自强新政的举措颇有斩获，尤其是外交事务颇见起色，京师同文馆的育才，洋务运动的兴办船政、军工制造局等，在朝廷颇有口碑。自强运动轰轰烈烈，朝廷庙堂亦见正风。慈禧对奕权势的膨胀颇感不安。在中法战争中，以委蛇保守，办事不力之名整饬而将其免职。昔日的心腹，权倾朝堂的亲王，仅凭一顿训斥，便被逐出权力圈。慈禧一统天下，成了真正的独裁者。

杨乃武冤案的平反，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京官与外官的一次较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征剿太平天国有功，使外省封疆大吏的势力得以膨胀，外省大吏颇有尾大不掉之势。尤其以浙江地方势力尤为突出。历来浙江地方势力与京城朝廷形成犄角对立。故而翁同龢为首的一批京城大吏利用杨乃武案来压制地方官吏的气焰。杨、胡藐法欺君，肆无忌惮，矛头指向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罪责，就是京官从中挑唆、推波助澜，激起慈禧的愤怒，下定铲除异己的决心。然而，京官与外官的较量并非一场定输赢。慈禧要倚重曾国藩、左宗棠等稳定摇摇欲坠的政权，曾、左在外省的地方势力便难以铲除，无非是在争斗中求得势力的暂时平衡而已。光绪四年，因杨乃武案被革职的杨昌濬仍经左宗棠的保荐，在革职一年后被赏四品顶戴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务。

平反杨乃武案的官场斗争中，最大的赢家则是翁同龢，得到慈禧信任，由刑部侍郎擢升为刑部尚书、军机大臣、光绪帝师。但日后，翁同龢鼓动光绪亲政，变法图强，密荐康有为。这是慈禧所始料不及的。1898年，光绪颁发定国是诏，实行变法，慈禧才恍然大悟。戊戌变法失败，光绪被囚，翁同龢也被开缺回常熟原籍，永不叙用，交地方官府严加看管。凡反对听政之京官大吏、朝廷重臣均逃脱不掉遭整肃的命运。

杨乃武冤案的平反，新闻媒体起着拨乱反正的舆论作用。《申报》等媒体追踪报道杨乃武案，及时反映民意社情，对清政府形成舆论压力。新闻媒体的舆论，对呼吁司法公正、清明廉政的社会效用，较之空洞的整饬令更有影响力。媒体对平反杨乃武案的舆论介入，意味着民情及知识文人的议政意识日益自觉。清政府整饬吏治已不再是封闭式的君臣博弈，而必须面对民情的考量和舆论的评判。这也显示了社会的进步。戊戌变法之际，光绪已看到媒体舆论对政治变革的作用，下令开放报禁，允许民间自由办报。民主之风，终于吹皱了清朝之一潭死水。

杨乃武案所衍生的史事时政，并非是一般案狱可同日而语的，其历史的内涵可谓丰富而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