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廷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求得苟且的安稳。但内忧外患的政局，千疮百孔的社会，使大清朝要以悠久历史铸成的惯性与自尊，维系封闭的政治经济一统的政权，已成了空中楼阁。

咸丰十一年，年仅五岁的同治登基。恭亲王奕及封疆大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临危受命支撑大局。西方列强觊觎中国的威胁和辱国的伤痛，迫使清王朝重新调整治国策略。一场被史学家称之“同治中兴”的自救运动由此而起。同治三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率湘军、淮军平息太平天国起义，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得以苟且延续。与此同时，恭亲王奕也着手运作洋务自救新政。颇有政治谋略的奕凭借先朝咸丰帝批准设立总理事务衙门的“章程六条”开始自救。

同治中兴之初，奕设计了局部政体变革的框架，将总理事务衙门办成统筹外交、通商、海关税务、边防疆界、长江水师、北洋海军、机器制造、兴新学、督办铁路及官吏人事行政的权力内阁，为自强新政扫除政治体制上的障碍。但事倍功半，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清政府的核心权力控制在垂帘听政的慈禧手中，难以逾越雷地。但卓见成效，且影响深远的新政，有几招还是可圈可点的。

一是派遣政府官吏出使考察西方。

鸦片战争失利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诸多丧权辱国条约。自咸丰十年始，西方诸国纷纷遣使常驻北京，而清政府竟以无应办之事为托词拒绝派遣使节。咸丰朝闭关自守又且愚昧，已近极致。自咸丰晚年至同治五年，长达数年之久，中国对西方茫然无知，处于与世隔绝的境地。外交的不平等及弱势，实在令人窒息。奕主持总理衙门，统筹外交事务之全局，矢志要打破被动僵局。在总理衙门的“章程六条”中，规定各省督抚，海关督署应及时收集、报告西方诸国的外交与商情，但常因信息迟缓及不达意而延误决策时机。同治六年，奕决定趁西方诸国续修条约之机，遣使出洋，探其利弊，洞悉真伪。奕具奏力陈拒使出洋的弊端：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国情之真伪，中国一概茫然不知。其中隔阂之由，就是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以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加以诘责。要改变朝廷退而守之，吃哑巴亏的外交弱势，当务之急应遣使出洋。奕的具奏得到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同治七年，清政府组建蒲安臣使团从上海启程，开始了中国外交史上首次遣使的外交旅程。

首次遣使，朝廷尚无成熟的外交人才。奕对使团的组建进行缜密的思考，建议任命处事中庸平和，悉知中外国情，曾协助中国外交事务的美国外交官蒲安臣为正使，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海关法籍职员德善为协理，借此平衡美、英、法三国关系，又可借助中性的外交力量为我所用。指派勤谨、稳练的礼部郎中孙家谷，知识广博的海关道志刚为钦差使员，随团办理中外交涉事务。钦命之员还包括同文馆熟精外文的学员、文书及弁兵，兼之考察西方诸国的国情民俗。

奕对出使钦差的权限、责任均作了详细规定。对西方诸国交涉续约，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不要急于应允，必须知会总理衙门复准，方能执行；对方无可擅越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能驾驭各国之方，不无裨补。概而言之，维护国家利益，有理、有节、有度处置外交事务，即便续约无果，考察西方国情也是最大收获。奕的方针甚为开明而得体，这在晚清畏夷如虎的政治氛围中有此见识，实属少见。(www.daowen.com)

奕要求使团人员将考察之所见所闻，包括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均须详为记录，并对才识卓著者予以奖励。出使考察之官吏、随员先后访问、考察美、英、法、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等十余国。蒲安臣使团中华人占据大部，对首次出洋，均是有备而来，精心准备，访问途中又且勤于思考，身处异邦，耳濡目染西方社会的改革，感触颇深，纷纷进言朝廷：讲究实在学问，无有能及西方各国者；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多可以取法。类似奏报颇多，给沉暮的清廷吹进了一阵清风。

二是建立京师同文馆，兴办新学，培养通晓中西文化的新型人才。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教重道存，尊儒贵学，治化之本成为治国方略的重要部分。清代以来，顺治亲政伊始的一大政事，即是厘定学政，谕示完善京师太学、国子监，于各省、府、州、县兴办书院、私塾、教馆。其重教之目的，在于培养、复制一批维护大清朝纲的传承者、殉道者。其间不乏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英才，但更多的是迂腐、僵化的书蠹。大清朝盛世而衰，其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人才匮乏，庸才登堂入室。每逢社稷困危，社会动荡，朝野百官往往恪守成规，在故纸堆里考据引证，坐而论道。

清初传教士入华，晚清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撞开紧闭的国门，西方文化思想也随之东渐，冲击着积淀数千年的传统教育。有识之士呼吁创办新教育，培养新人才，以应对社会变局，寻求富国自强之路。恭亲王奕在主持总理衙门事务中也深谙抗御外敌、交涉列国，维护通商主权，必先识其国情。对语言不通，文字难辨，西学人才匮乏的现状深感忧虑。故而在自强新政中专门设立一条：兴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谓：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在学校。

同治元年，奕兴办京师同文馆，呈奏折：请敕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两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者，俾资学习。并开设英文、法文、俄文等馆，配备考核升迁制度，规定入馆学生定期考试，每届三年由总理衙门复试，核实甄别。优者授为七、八、九品等官，劣者分别降革复读。同治五年，奕又增设天文算学馆，兼学各国历史等社会科学课程，延聘外籍教授，招取举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住馆学习。京师同文馆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制度均与旧式书院大相径庭，已初具近代学校的模式，若说，中国的教育改革始见于同治朝并不为过。到1874年同治亲政时，类似京师同文馆的新学堂已遍及全国。京师同文馆的新学不仅改变了注重经学八股的科举教育，更是传播了近代科学文化，培养了一批青年才俊。据统计，京师同文馆开办以来，出版各国外交、世界史、时事政治等译著近两百余种，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也译书一百六十余种。其中《万国公法》、《公法会通》、《各国史略》、《法国律例》、《格物测算》、《天文学课艺》、《几何原本》等社会、自然学科著作对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力推维新变革的辛亥名士郑观应所总结的，人才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西方国家之强大，根本是强在教育。

奕的自强新政为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提供了文化更新和人才培养的基础。虽说，奕、曾国藩、李鸿章等的目的在于御外夷、平内患，援西洋之长以扶大清朝之将倾，但种豆得瓜，自强新政却开启了西学中用之新风，培育了诸如严复等致力思想启蒙的近代知识分子，其历史意义远超过洋务运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