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晚清咸丰、同治两朝的重臣。道光朝进士出身，以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军起家，官居大学士、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主导洋务派，位高权重。其政治谋略、处世修为、品德个性，彰显了湖湘文人的儒家风范。曾国藩既无前朝年羹尧的飞扬拔扈，和珅的擅权贪婪，也无同朝李鸿章的锋芒毕露。治国平天下，显示其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倡导晚清宋诗运动，注重经世致用，为汉学与宋学之争定局；以儒家理学的德行、政事、修身养性独善一生。这在晚清官场甚是罕见。

曾国藩走上政治舞台，始于咸丰二年办团练、建湘军。咸丰初年，大清朝内忧外患，弊端丛生，导致社会动荡。铤而走险者落草为寇，匪患频起，尤以湖南、贵州、四川民风骠悍，匪情甚盛；揭竿起义者，武装暴力抗争，其中以洪秀全的太平军声势最为浩大。咸丰多次下谕通饬各省督抚，须督饬弁兵，不准虚应推诿，凡查明将士中有怯懦无能者，据实严参惩治。并调湖南提督向荣、四川提督苏布通诃主事剿匪；令云南提督张必禄统黔兵入桂会剿太平军，但收效甚微。清廷百思不得其解，还是御史王本吾揭明了真相：军队废弛已极，兵则怠惰偷安，官则因循推诿，且有吸食鸦片者。搜捕零星逃兵尚且敷衍塞责，若遇大帮强盗，更是不敢过问。吏治日坏，武备不修，缉捕废弛。此说可谓切中时弊。

咸丰三年，洪秀全的太平军从桂湘交界的渡口全州出发，水陆两路进取湖南。起义军兵临城下，提督余万清却率兵先退，道州知府王揆一更是弃城而逃，湖南告急。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咸丰二年年底，湖南巡抚张亮基传达上谕，命在籍侍郎曾国藩办理湖南团练乡勇搜剿土匪。曾国藩目睹朝政腐败，官兵废弛，准备上疏奏稿，恳请在家守孝终制，拒绝涉足纷乱的朝政。不久，武昌失守，战事告急，清廷上下人心惶惶。挚友道光进士郭嵩焘力促曾国藩出山，并毫不留情地责问：君常言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如今借在家守制，恪守古礼，何益于君昔日之志向?不如着孝服投笔从戎。曾国藩恍然而悟，决定撕毁疏稿，从戎忠君。

曾国藩先在湖南衡阳训练乡勇，旋即扩编成湘军。清廷为补充兵源，饥不择食，接连任命四十三位帮办团练招募各地乡勇，但大多是作鸟兽散的乌合之众。与湘乡团练的同时，还有在籍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但以地域界标命名新军当推曾国藩为第一人。李鸿章建淮军是在六年之后，而淮军的建制均依袭于湘军。曾国藩取“湘”为名，意在聚集湘系势力，应顺理学的地缘、时缘、人缘之和谐，湘系的群体风习和文化传统成为维系军队的凝聚力，这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言必信，行必果，是宋儒理学的处事准则，也是曾国藩内省修为的一生追求。训练乡勇，曾国藩事必躬亲，自行督办。亲自致函湖湘耆老，以官绅人士信任与合作为原则；乡勇将士必须上马杀敌，下马讲学，以忠义血性陶冶情操；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为训诫，防止湘军将士骄纵嬉乐；贯注谋国之忠，不图权术的个人修为规范将领之行为；宋儒理学成为湘军崛起的精神基础和军魂。曾国藩的治军之道，与清廷官场旧习大相径庭，连瞧不起曾国藩的湖南巡抚骆秉章也刮目相待，摒弃偏见，诚心与其通力合作。不足一年，湘军陆营水师及后勤粮台兵员已达一万五千余人，成为以后十年与太平军作战最精锐的劲旅。

湘军之所以能崛起成为一支劲旅，除得益于曾国藩的治军才能，更多是其贯注一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如何明强?曾国藩总结两条：一是能自胜者谓强，二是从自修处求强，通过内心修为，逐步达到圣贤的境界。唯此，才能成为大智若愚者。曾国藩依照他的价值观念和个人修为的标准选用将才便以去伪崇拙，不尚投机取巧为原则。以笨拙而真诚取代机巧，既是一种涵养，也是一种为官之道。左宗棠、李鸿章成大器便是曾国藩的慧眼使然。

咸丰十年，清廷命兵部郎中左宗棠随曾国藩襄办军务。曾氏极赏识其才干，尤其是不畏死，不图名利，无官气而少大言的操守，认定是才堪大用。曾氏向朝廷奏报，令其回长沙募兵，统率新军独战皖南。果然，左宗棠不负厚望，成为一员名将、封疆大吏。

李鸿章也是曾国藩力荐的。咸丰三年，李鸿章曾协助侍郎吕贤基在安徽办团练。曾氏特地致函安徽巡抚江忠源力荐李鸿章：“大有用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五年后，闻李鸿章丁忧闲赋，曾国藩邀李入湘军幕府。李因不能独统一军，萌生去意。曾国藩致函真诚规劝：凡成器者，不应急功近利。曾国藩又针对李鸿章秉性表露，作事张扬的性格缺陷，规劝道：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似非长处。其意是，统帅者，不以重位、精明强悍制人，须内敛；大智若愚，以德生威。与此同时，曾国藩亲自决定招募安徽乡勇三千，购良驹六千匹组成骑兵部队交李鸿章主事，为其日后建立淮军打下基础。同治六年，李鸿章在安庆正式组建淮军，曾国藩特拨湘军精兵三个营，隶属李鸿章，助其军力。

虽说，曾国藩力荐左宗棠、李鸿章不遗余力，但他的个人修为更令左、李折服。(www.daowen.com)

曾国藩毕竟是封建官僚。在腐化的官场中行走，权力斗争的政治漩涡中沉浮，其行为也难以脱俗。明哲保身的实用主义便是其总结官场文化的经验。曾国藩高调守拙用浑的涵养，与其说是一种性格修为，毋宁说是一种明哲保身的谋略。曾国藩直言：浑则无往不宜。大凡与人纷争，不可自求万全；辨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具体地说，浑是最实用的。曾氏对“浑”字之解释十分直白透彻，在趋炎附势的官场中充愣装傻；在派系斗争的政治漩涡中拒是非、息争纷；权衡利弊，牟利于淡定之中；养德平和，少发牢骚，谨防祸从口出；等等。总之，浑者，无处不宜。曾国藩凭借此条经验，在晚清官场游刃自如，平步青云。其突出事例有三：一是辛酉之变，二是天津教案，三是请辞引退，解散湘军。

辛酉之变是大清朝政局发生重要变更的事件。咸丰驾崩，留下遗诏，任命载垣、肃顺等八大臣辅佐幼主。恭亲王奕因遗嘱未提及摄政王辅主一事而愤懑不平，旋即与慈禧联络，在她的授意下，策动辛酉政变。以载垣、肃顺独擅改谕旨之罪，将其尽悉铲除，并强行违反先朝祖训，表奏慈禧、慈安两宫垂帘听政。清一代有家法，不许后宫参政专权，凡幼主嗣位，或有摄政王，或命辅政大臣辅之。恭亲王策划了一场劝驾闹剧，先命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申奏：两宫垂帘听政符合古今各朝治乱兴衰的义理之道。又让兵部侍郎胜保引证据典，称垂帘听政之制，并非旷世之举，宋代宣仁太后就是女中尧舜圣君，听政为群臣上下拥护，绝无动摇国本根基，并吁恳皇上奏皇太后权宜听政。朝廷高官政要大多是趋炎附势者，众臣纷纷表忠，痛斥肃顺等国法不可宽宥。军机大臣文祥、宝鉴，惠亲王奕誴、大学士贾桢、刑部尚书绵森等联名陈奏拥两宫听政。大学士周祖培等更是搜集历代太后临朝史例，编成《临朝备考录》以供作依据。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时任协办大学士的曾国藩却以明白之人，是非不可武断之由装聋作哑，置身事外。按理学的道德伦理，违悖祖训家法，欺宗忘典，乃是动摇朝纲之大是大非问题。曾国藩不愿加入奕与载垣、肃顺的争辩和派系斗争，显然与其儒家伦理相悖。支配其行为的便是“充浑”的实用主义明哲保身。

天津教案缘于同治八年，法国传教士谢福音仗势拆除民居望海楼，盖成天主教堂，声称此乃圣母仁慈和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胜利的结果。望海楼天主教堂建成，谢福音又强占、拆毁民房多所，致使众多居民流离失所。次年，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捕获拐卖人口案犯张栓、郭拐迷、武兰珍等人。案犯招供此系望海楼天主教堂指使所为。坊间盛传天主教堂派人迷拐幼童，挖眼剖心，仁慈堂将数十具儿童尸体掩埋于河东盐坨义冢。于是舆论大哗，群情激奋。通商大臣崇厚却乞膝媚外，串通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传教士谢福音销毁罪证，案犯乘机翻供。天津民众闻讯，聚众示威抗议。崇厚竟派巡捕武装弹压。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击伤知县刘杰。民众忍无可忍，烧毁东门外仁慈教堂及英美数所天主教堂，当场毙命丰大业，伤及法国传教士、修女等十三名，误杀俄、英、意教会数人。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

教案一起，清廷即令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处置。总理衙门事先定下基调：平息争端，许诺捕杀起衅之百姓，惩办保护教堂不力之天津县、府官员，死者照赔，毁者照建。此时，法国驻华代办罗淑亚提出更无理要求：惩办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张光藻、刘杰等官吏。崇厚则从中鼓动，要挟曾国藩按总理衙门的定调办案。曾氏先期致函崇厚，提出以诚待人，与人共事，福则同享，祸则同受的处理原则，冀希缓和官、民及外夷之僵局，但商洽未果。迫于压力，曾国藩不得已向朝廷呈报，教民迷拐儿童并非教堂主使，挖眼剖心，均系谣传，处置天津滋事各犯正法八名，议罪二十余人，赔偿白银二十五万两，毁屋重建，但力保提督、府、县三官，从轻责罚，曾国藩以此结案。在政治秩序与民众利益、社情舆论的冲突中，曾国藩屈服于政治压力而选择前者。事后，曾国藩反省道：自古以来，局外人之议论，不体谅局中人之艰难，局外人不会惹祸，反而博得清誉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若凭曾国藩的声望和秉性，满可以向朝廷申辩，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既无为民执仗的勇气和胆略，却又自责而痛哭流涕，其作“浑”以图自保，是难辞其咎的。

请辞引退，解散湘军。同治元年，曾国藩命弟曾国荃率湘军攻占太平军首府南京。清廷因其功勋卓越，封一等毅勇侯，并任协办大学士。多年征战，湘军声威鼎盛不衰，远盖过李鸿章的淮军。功成名就，曾国藩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但他却作出意外的决定：请辞引退，解散湘军。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嘱其尽快抽身引退，以保善始善终，免遭大祸。同时，急办三件事：一是盖贡院，提拔江南人士，淡化湖湘人士对朝政的影响力；二是在南京盖建兵营，发全饷，邀清廷嫡系绿营进驻湘军防区；三是先裁撤四万湘军，上奏朝廷遣散湘军，以避拥兵谋权之嫌。曾国藩此举是以先朝年羹尧为鉴。康熙晚年，年羹尧为雍正继位，抗击十四皇子武力进京逼宫起着关键作用，功劳莫大矣。但功高盖主是一忌，居功拥兵自重是二忌，结果被雍正削去兵权，赐死狱中。现下，湘军的传统是兵为将有，仅听命于曾国藩一人，清廷无法调遣。此乃为政之大忌。曾国藩为防重蹈年羹尧之覆辙，以退为进，远离京城及清廷权力中心，终于免除清廷的猜忌和同僚重臣的内斗之危机。曾国藩的谋略得到预期的回报：四任两江总督和忠臣美誉而善终。其实，曾国藩的急流勇退并非是解甲归田，赋闲养老，而是以躲避政治漩涡的风险为目的。请辞引退，仍有沽名钓誉之嫌。

晚清王朝将曾国藩奉为完人，其处世、谋略、修身被认为能臣的楷模。原因何在?值得今人考量。

咸丰、同治朝正值乱世，政务废弛，吏治腐败愈演愈烈，各地起义不断，西方列强觊觎中华，丧权辱国条约屡签不止，大清朝风雨飘摇，陷于重重危机之中。维系摇摇欲坠的大厦，拯救政权危机，需要能臣廉吏的支撑。能臣者，首先要忠于君、志于国，严守大清朝的政治秩序；其次是能善于谋事、精于办事、不居功擅权；既有恪守儒学传统的信念，遵循礼义之道的自觉，又须有内省修为凝聚民众、和谐社会的声誉；既有调和官场矛盾之能力，又有作风务实而不浮夸，正天下浮伪之习的操守。这是晚清王朝对重臣、大吏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

自两宋之后，湖南已成理学之邦。儒家思想成为湖湘士大夫的基本信念和道德操守。曾国藩备受儒家理学的熏陶，其价值观念及品行修为正合晚清王朝的标准。然而，若作深层次的考量，唯是曾国藩“浑”的哲学，才能周旋于政治纷争与内忧外患的变局中，左右逢源，屹立不倒，功成身退。这才是大清官场认定其为完人、楷模的真谛。曾国藩成为咸丰、同治两朝的重臣且受敬于朝廷上下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