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才智虽平庸，却能勤勉朝政，也算是难得。然而，刻意作秀，也留下值得思考的话题。道光登基不久，内宫太监便传出一个信息：道光帝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上朝。文武百官闻之均感叹不已，但却无动于衷。唯有军机大臣曹振镛擅长揣摩圣意，旋即响应，穿了修补的官服上朝显摆。一国之君穿打补丁裤子在内宫晃悠是不足为奇的，但在庄严肃穆的金銮殿议政，便有点政治意味了。道光作秀意在倡俭祛奢，树立俭朴的明君形象，而曹振镛却动机不纯，纯属献媚取宠了。

其实，道光节俭也是本性使然。嘉庆帝对其有过评价：旻宁性质朴，不奢华。说的还是较中肯的。

道光的节俭秉性受教于嘉庆帝。嘉庆四年，立二皇子旻宁为皇储，经常告诫为君、为人均须以节俭为本。嘉庆往盛京谒陵，也让旻宁随行，嘱其随侍行礼，瞻仰太祖、太宗遗留法物，使其知晓创业艰难，守成不易。尤其不能忘却祖辈养成辛劳、藏锋芒、推崇淳朴、勤俭品德的遗训。按今人的说法，就是耳提面命进行传统教育。

嘉庆的戒勉不只是言教更有身教。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帝开始亲政。首逢中秋佳节便特意下谕：停止中秋节贡。按传统习俗，中秋乃是家族亲人团聚之节，民间庶民也盛行饮酒赏月，享受天伦之乐的风俗。嘉庆认为：中秋节令，民间不过是以瓜饼食物应酬往来，内廷并无盛宴之例。庶民尚可做到勤俭过节，皇家为何不可?下旨内务府，以后中秋节贡，着永远停止。身为皇储的旻宁已是十八岁青年，对嘉庆倡俭祛奢的言传身教铭记于心，而尽力效之，特意做了一篇名为“崇俭去奢论”的文章，以明其志。

嘉庆去世，道光继位。举办登基大典之后的第一个月，道光发了三条谕旨，一是纂修嘉庆帝《实录》，二是增开恩科取士，第三条便是谕令：申禁浮华，崇尚节俭，严戒奢侈。前两条，是新朝惯例，后一条则是道光特意为之。可见，道光对倡俭祛奢的重视和律己亲为。

道光的节俭在清朝历帝中是无出其右的。他规定内宫每年费用不得超过银帑二十万两。按照这一日常预算开支，宫中奢侈旧规必须加以整改。单就御膳一项便得大力精简。内务府有惯例，嫔妃每顿供菜八碗，皇后十六碗；皇帝八十八碗，少说也得花三四百两银子。钦定的宫中预算，还不够道光的伙食费。为此，道光决定，宫中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碗。每顿豪宴变成家常小酌，无疑是发起了一场“新生活”运动。孝淑睿皇后过生日，道光摒弃寿诞节庆的旧俗，仅用打卤面招待宫中内臣及太监。这在清宫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若与日后儿媳慈禧过六十寿诞花去一百五十万两银子，简直是天壤之别。道光的节俭有点近于吝啬，为裤子打补丁花去四十两纹银而喋喋不休。他好一口冰糖肘子，御膳房说，做碗冰糖肘子需花五十两银子，道光只得免去口福。当然，内宫的高成本是有猫腻的，但道光不愿花冤枉钱高消费倒是事实。有人指责，道光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两，够买多少条裤子，吃多少个冰糖肘子?这当然是一种调侃而已。

道光遵制度，守成宪，按嘉庆帝既定的方针治国，虽是一生勤勉，仍陷于政治日荒，落得丧权辱国之骂名，这与倡俭祛奢纯属两码事。当下思考的是，道光的倡俭节奢并没遏止官场奢靡腐化之风，更谈不上道德重建。《清史纪事本末》所记载的权贵官吏奢侈腐化劣迹可予以佐证：

大名知府王履泰、同知陆有恒在嘉庆帝的国丧期间，狎妓纵酒，寻欢作乐，女伶经常出入官署卖唱。(www.daowen.com)

盛京将军奕颢、副都统常明显阔炫富，摆酒设宴，招戏班，唱堂会。

山东省城从府州县官员到幕友、家丁狎妓包娼成风。妓女花巷官轿纷纭，作乐通宵达旦。官员谒见上司，借闭门说公事，聚饮嫖妓。民间流传山东省城颇有一个官儿一个瓜（妓女）的盛名。

官吏们的车服饮食，宴会供应，无不穷奢极欲，酒宴、嫖妓之资大多出自公费开支，成了职务消费。地方官吏如此，宗室贵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庄亲王奕唱堂会，奸戏子；辅国公溥喜在尼姑庵里吸食鸦片；镇国公绵顺狎妓弹唱；理藩院高官松杰公然为皇族显贵拉皮条、容留妓女；宗室三等侍卫瑞珠私自开茶馆，设蟋蟀盆，聚赌抽头；贝勒奕绮竟特意赴茶馆登场唱曲，为戏子捧场。清朝官场弥漫奢靡腐化之风，固然是官僚制度腐败的根本原因，但物欲横流的享乐主义价值观念，致使道德沉沦亦是重要原因。道光节衣缩食的倡俭根本无助于对道德沉沦的整饬，只能给人留下作秀的感觉。

倡俭祛奢，在伦理意义上是提倡克己、制欲，抑制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诉求。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把勤劳节俭视作一种美德，将惰怠奢靡视作耻辱。因此，节俭的自觉贯注着道德的克己自修。对物质的欲求，是人性所致。寡欲、禁欲是中世纪的偏执，均是非人性所为。关键是物质诉求的理性和适度。对官场而言，节俭祛奢也是一种官德。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克己而节俭，就是要修炼内德。没有克己修德的自觉，不可能有持久的节俭拒奢。古人有三不惑：酒、色、财。遵循者是君子，违背者是小人。从道德意义上说，克己节俭的自觉与否，正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倡俭祛奢还需制欲的约束。封建王朝不具备民告官、舆论监督的条件，御史监察体制对官吏的监督也仅止于贪污纳贿。道光整治官场将节俭祛奢列为一条，却没有常规性的行政束约，整饬官风也就无纪可律，失之于空泛。整治风一过，依旧犬马声色，奢靡享受。曾为元朝策划立国国策的宋儒学者许衡说得很到位；朝纲不布，法纪不立，虽是训勉，却无所遵循，满足于琐碎小节，终而无济于事。没有制欲举措，倡俭祛奢终归于类似打补丁、免冰糖肘子、四菜一汤的琐碎细事，无补于改观腐化风气。结果依然是奢靡纵欲，道德沉沦。奢侈、颓废、享乐，一旦成为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支配人们生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以耻为荣的道德颠覆将引发社会危机，这并非危言耸听。

倡俭祛奢蔚然成风，确实是社会和谐，道德清明的标志。白居易在诠释黄老学的精义时，就总结过四条：“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在，我无事而人自富，我无欲而人自朴。”说的就是欲节俭朴，才能时俗清和的道理。然而，持之以恒，才能蔚然成风。起之严，卒于弛，此一时，彼一时，搞运动式的倡俭，必然会陷入始乎新奇，息于懈怠的困境。倡俭祛奢留于表面文章，只能是作政治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