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历朝帝王的初政，都把整饬吏治，树立清明廉政的政府形象作为第一要务。道光也是如此。元年，道光颁布初政上谕，宣布新朝实行整饬吏治，以改大清官吏之颓风。与先朝所不同的，道光选择以整顿司法乱象为吏治的突破口。司法澄清、公正是理顺国家政体、稳定社会的基础。民众企盼清官，实质是对司法公正的诉求；而司法乱象的背后，必然是权钱交易，官吏腐败。道光初政整治司法乱象，凸显了他对整饬吏治的深层思考。

《清史纪事本末》记载，道光登基第三天，亲自督办了第一例案件：豫亲王裕兴强奸使女寅格，使女自缢身亡。在封建时代，官绅玩弄、霸占女性是司空见惯的，刑不上大夫，何况是位高爵显的王爷。让满朝文武瞠目的是，道光令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刑部堂审，革去裕兴之王爵，交宗人府软禁三年。道光判裕兴案，既非内廷之争，也非打击朋党之举，纯粹是维护法纪。

道光就判案发诏谕告示天下：国家法令，王公与庶民所共遵行。强奸已成，致毙人命，罪犯至重，裕兴身系宗室，袭封亲王，乃不自爱惜，恣意妄为，大干法纪。若从轻减刑，平民犯法又何以治之?朕不能不执法惩办。王公与庶民同罪的法纪自古而有之，但维护庶民而罪责王公、亲党的案例却至为罕见。包拯铡陈世美只是戏文里的故事，也是百姓头脑里的幻象。道光则要将幻象变现实，强调的不是法律名义的空洞正义，而是执法的正义。豫亲王案向朝野传递了一个信号：遵制度、守法纪乃治国理政之前提，司法公正事关社会秩序之稳定，为官者必须守法。

之后，道光又亲自督办两起民间刑案，启动了整治司法乱象的决策。一是山西“阎思虎命案”，一是浙江“徐蔡氏命案”。案情并非复杂，但刑案暴露的司法乱象却令人深思，而道光定案之果断和剖剥乱象之睿智则震慑了朝野。

阎思虎案很简单：山西榆次县富绅阎思虎强奸幼女赵二姑，赵家告官申冤，榆次知县吕锡龄竟逼赵女承认通奸，赵二姑愤恨自尽。赵家赴山西省府上告无望，遂赴京控告。道光着令刑部将人证卷宗解京，务必审出实情，以诚信定案。经刑部审讯，揭开了命案背后的司法乱象：知县吕锡龄受贿，徇私枉法，刑逼二姑，将强奸逼成通奸；太原知县章颂椿填写尸检含糊其辞，知府沈琮偏心回护下属，捏造供词，掩盖用刑逼勒结案；忻州知州庆纯，平定知州贾亮不尽责推审，迎合上司所为，依通奸结案；主管全省刑事的按察使卢元伟监督审讯，却黑白不分，轻重倒置；山西巡抚邱树棠不亲自复审案情，敷衍了事，听任属员草率结案。道光诏示刑部，深究山西巡抚、按察使乃至县、府承审官、刑房书吏、狱役件作的司法责任，并严厉指出，草率断案，徇私枉法，袒护包庇，昏黑欺蒙，伪造供单，诸弊端丛生，案情如何得明?嗣后，道光帝责令山西省各道府州县务要激发天良，破除积习。若依旧草菅人命，视法纪为儿戏，定加重治罪。道光剖剥司法乱象一针见血，对朝野提出的严厉警告也就有的放矢了。

浙江“徐蔡氏命案”是一起地方官吏滥用政府权力干扰司法公正的大案。浙江德清县富豪徐敦诚与父妾倪氏通奸，其妻徐蔡氏遭倪氏殴打掐脖而死。蔡家报官告倪氏谋妇夺夫。知县、知府却以自缢身亡结案。蔡家上京申控，朝廷责令浙江巡抚黄鸣杰复审，黄以多次派员复审，蔡氏尸身伤痕不明，未有谋杀证据，尸亲不服府县判决为由，推诿搪塞，将案件拖延达两年之久。道光调湖北按察使王惟询为浙江按察使，由巡抚督率王惟询用心严审。王惟询从江西调富有经验的件作再次验尸骨骸，证实徐蔡氏被掐而亡。原来初、复检尸官竟当场与王惟询争执，以致中止终验。事后，重要证据骨骸失窃，王惟询遭巡抚讥讽，郁闷而自缢。省级大员因查案而自缢，乃是千古奇闻。道光果断将黄鸣杰停职，再调外省大员程含章、祁分任巡抚、按察使查访王惟询死因，重审徐蔡氏命案。复审中，检尸官竟另觅男尸骨充抵徐蔡氏骨骸，有意故作隐匿伤痕，一府三县订立攻守同盟，抵制外省官员查案。此种荒谬而任意妄为的违法，被坊间广为流传，当作奇闻笑谈。道光严令程、祁逐一访察根究，秉公审办。待案情告白，倪氏却在监中“自缢而亡”，刑案又成了不解之谜，“徐蔡氏命案”悬宕近三年。虽说，失察的浙江巡抚、按察使均遭查处，涉案一府三县典吏、衙役也按刑责严惩，但地方政府干扰审案的司法乱象令人发指。道光就“阎思虎案”、“徐蔡氏案”，问责各部衙，凡此官官相护，不顾天良，只知窃禄肥己，置民苦难于不问，实令人愤懑。乱象的背后是贪私肥己，政德沦丧。道光的追责可谓切中时弊。

道光整治司法乱象并不止步于阎、徐两案，而是着力从制度上纠治司法弊症，以求亡羊补牢。其可圈可点的举措有下列几项：(www.daowen.com)

建立督抚大员亲自督办、外省官员同审命案、重案的制度。徐蔡氏命案的教训就在于浙江省官员上下串联一气，牢不可破。而该省大员每遇亲审案件往往事不亲躬，委派属官办理，致使各种弊端丛生，被庸官恶吏欺蒙，使冤案不得昭雪。由此，道光作出两项规定，凡省内命案、重案，督抚务要督率司道等官员亲自严审，勿沿袭陋习，自取其咎；另外，须有刑部委派外省官员协助督抚同审办案，以防堵当地官场相互串通的营私舞弊。道光建立命案、重案的审理制度也是对地方司法舞弊作出严厉警告：阎思虎案，徐蔡氏命案，经年累月久悬不结，若非特派巡抚、臬司会审，焉能平反冤狱。每每与近臣议及两案，道光帝竟是愤懑不堪，瞠目拍案。

严禁非刑逼供。各地府县滥刑逼供已是司空见惯的乱象。据御史余本敦在湖北省的调查，非法刑具名目繁多。单是钟祥县滥用的刑具有天平架、阎王架、鹦哥架、燕子飞、美人桩等十余种。知县在常刑外，还擅用非刑，酷法逼供，或致人于死，或制造冤案。有的非刑甚为残酷。如湖北候补知县楚镛创造一种飞禽椅的刑具，令人跪在沙石瓷锋上，架其两臂，瓷锋刺入膝盖，逼人招供。楚镛的非刑逼供竟然得到湖广总督周天爵的赞赏。类似酷刑毙命的乱象在京城衙门也是屡见不鲜。道光二年六月，京城西城御史滥押案犯刘某，致其受酷刑自尽；步军统领衙门无权审理民案，也将在押民妇逼供自缢。仅一个月，非刑逼供而死案达十余起之多。非刑逼供成为刑衙的惯例，民众视官衙为虎患，闻官色变，惶惶不可终日。道光为此严申，问刑衙门审理案件应按情理推断，国家刑具有定制，不容私自增加或新意创造，此应为各官衙必须遵循的法纪。犯死罪者须先定案后正法，非刑逼供致人死亡有违刑法之义。道光通谕各地方严禁非法乱刑、私刑。道光严申法纪颇有近代司法注重人道主义之精义。

对刑部官吏实行严格的京察考绩。刑部是主管全国司法的政府机构。刑部官吏有失清明，何来司法公正?道光四年，刑部发生私营舞弊案。刑部司员侯际清与市井无赖朋比为奸，嘱托受贿，藐视法纪，行司法之舞弊。案情涉及刑部各司道十多名官员。有的还被列入举荐京官外放升迁的名单。道光以此案为抓手，严责刑部大臣敷衍塞责，举荐不良者升迁，特谕朝廷监察考绩，整顿刑部。在督察中，根据考查实绩，将刑部属官分别给予优秀、懦弱、平庸、患病、办事不审慎、浮躁不实等评语，按此给予奖惩，确定官职去留。凡发现官员劣迹败露，拿主官侍郎问责。道光将司法官员遵守法纪的品行、能力考察列为政绩考核的重点，确是抓住了关键。京察考绩也可以看作道光对司法官员队伍的一次整顿和清理。

清理积案。清朝官场弥漫懈怠之风。各地积案多多，或是拖延不办，或是办而不公，或是借口人证不齐而搁置，致使民怨日增。尤其是官员的频繁调动，案件积压更是习以为常。如道光三年，广东发生灌田水源之争，造成残害九条人命之惨案。被害人告遍该省督抚及臬司衙门均是无果，案件被搁置十余年之久。道光为缓解民怨，以正司法之视听，取悦于社会，便着手处置积案之痼疾。道光的举措是奖惩并施。凡查实擅自懈怠积压案件者，严惩；尽责处理积案者，奖升。刑部下属主事地方司法审案的陆灵皋、寿山等二十余名司员，积压案件甚多，以失职惩处；相关的历任刑部尚书、侍郎十余人均追溯司法责任被降品、降级。湖北候补知县唐树义一年审结一千余起积案，济南知府吴振棫审结新旧案六百余起，分别给予升迁。虽说这些政绩水分甚多，但道光的用意则是大力破除疲玩积习。

任何朝代，一旦司法腐败，即会酿成颠覆性的灾难：法律被践踏、肢解，堕落成权贵们的附庸和工具，孽因之恶果，自然是擅权妄为，道德沦丧，秩序崩溃，社会动乱。道光以法纪治官，虽未能铲除司法腐败的根源，但将整治司法乱象作为整饬官场的重中之重，还是有实效的。道光执政三十年间，官吏不得不收敛，以此为戒，司法乱象稍有清澄。道光的初政，还是赢得了清明圣君的口碑，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