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年，宠臣和珅专权擅政，贪污勒索，结党营私，朝野上下皆侧目而避之，谁敢议论是非?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得以亲政。其第一件大事就是铲除和珅，恢复朝纲。嘉庆四年正月，颁发谕旨，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列数贪纵狂妄之罪，扳倒和珅。抄其家产约二亿六千万两，仅一窝赃处查抄白银就有二百万两之多。和珅家产相当于雍正继位当年国库储银的十余倍，还不计珠宝、字画、古玩、田产。嘉庆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新一轮的整饬吏治。

康、乾朝晚年有相似之处，吏治懈怠，政务废弛。前者忧于皇子之争，后者困于和珅擅政。雍正、嘉庆继位的初政自然是整饬吏治。雍正以铁腕整肃除弊，嘉庆既无实力，也乏魄力。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以注重个人品德修养，恪守封建道德规范的嘉庆，选择了勤政修为的吏治之道。

《清史纪事本末》记载，嘉庆亲政当月便下诏求直言，广开言路。谕示：仅凭一二人之言，即使出于公心，亦不能周知天下之事务，何况不是也。嘉庆的表白，显然是对乾隆宠信和珅，招致吏治腐败的婉转批评。为广开言路，嘉庆作了两个决定：

为直言参劾和珅而获罪的御史曹锡宝、礼部侍郎尹壮图昭雪平反。称曹锡宝独能抗疏执奏，殊为可嘉，不愧诤臣之职。曹锡宝因被贬而忧郁成疾，含冤去世。嘉庆追赠其为副都御史。称尹壮图是敢言之臣，即赏给事中衔，回籍侍母。

恢复雍正朝的密折奏报制度，对用人行政一切事务，皆得封章密奏。内阁各部院及各省督抚藩臬等地方高官奏事必须直送御前，不允许另具副封通知军机大臣。

嘉庆的决定是向朝臣发出两重信号：以先朝为鉴，臣工均“有奏事之职”，陈言奏报，以关系国家社稷，纠劾贪污为要务，令人尽言，而不是以言罪人；嘉庆将亲政直接处理事务，以防重蹈和珅之类擅权扰乱朝纲之覆辙。乾隆晚年已近昏庸，难理政务，依赖和珅处理朝事。和珅常有扣压奏折、另行拟旨等扰乱朝纲的行为，政务废弛便势在必然。嘉庆对和珅擅政，堵塞言路，可谓深恶痛疾。

整饬吏治的前提是起用品学兼优的能吏。在嘉庆心目中，能吏须要实政、勤政、倡廉祛奢。由此，嘉庆下令“四禁”整饬。(www.daowen.com)

一禁铺张奢靡之风。清代官场十分讲究官仪排场。凡大员因公外出，随从寡众按官职大小而定，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余人，车马辐辏，前呼后拥。下属官员须按官职等级规礼接待，精心安置下榻公馆，送迎酒宴。兴师动众，服务于高官大员的人力、物力远超过随从之数十倍。地方衙门的支出大半消费在接待公支上。铺张奢靡风气习以为常，不以为耻。而官场之礼仪已成为考量地方官员能力和德政的一种标准。嘉庆十分反感这种奢华的官仪。亲政的当年，便作出规定，内阁大臣及各省督抚、藩臬道府县遇事公出，须去繁从简，规礼不得奢靡，应轻骑减从，凡过境的官员，一律不准遣人迎送。

嘉庆要取得祛奢之实效，还将整饬之剑指向内宫。内务府每年均有修缮行宫及避暑山庄的计划。尤其是好大喜功，崇尚虚荣的乾隆。南巡六次，在各地修建的行宫花费甚巨。每逢回盛京祭祖谒陵，势必修缮夏园行宫。为尽显皇家之荣耀，修缮装饰如新，竭尽其豪华。嘉庆亲政，内务府再奏请修缮盛京夏园行宫。嘉庆不准，并借机发挥了一通：历来先祖习勤淳朴，按满洲祖先习俗，凡巡幸所到之处，一贯是携带毡庐帐篷，随地支立行宫，从无建盖行宫之事。夏园若再加以修缮，忘勤俭之遗，劳民伤财，朕甚不取。老祖宗立帐为宫，已是时过境迁，借题发挥有华而不实之嫌，但重提祖宗倡俭之习，示戒好大喜功、虚荣之恶习，则是其真实的意图。言必信，行必果。嘉庆下令将正在运往京城，修缮行宫的叶尔羌大块玉石，即行抛弃，不必解运。嘉庆的决定是存有瑕疵的。为祛奢而抛弃名贵玉石岂不浪费?禁止奢靡之风的决心确实可鉴，但矫枉过正却是情绪冲动所驱。

二禁古玩宝物呈贡之风。乾隆后期，京城官场盛行古玩字画呈进之风。凡外省督抚进京觐见，或逢庆典节日必进呈珍稀古玩、名贵字画，以邀宠信。京官也效而仿之，以古玩宝物纳结权贵，勾连人脉。呈贡之风愈演愈烈，逐渐漫延至地方，成为清代官场交际的潜规划。而古玩字画常常成为高官行贿、索贿的重要猎物。和珅被抄家财中便有甚多玉器、古瓷、名字画。呈贡之物，皆非自己耗资所购，督抚、京官大吏下而取之州、县各官，州、县官吏又必取之百姓，敲诈勒索，巧取豪夺，鲸吞民之脂膏。上行下效，此风加剧了官吏腐败。嘉庆下发禁令，嗣后概不许呈进，违者以违制论，决不稍贷。肃亲王永锡自恃皇族，却顶风犯忌。三阿哥绵恺被准入上书房上学，永锡按惯例让本府太监进呈玉器如意以表祝贺，笼络感情。嘉庆获悉后即降旨严加查处。革去肃亲王一切行政职务，交宗人府看管，并召集各亲王、郡王面训，引以为戒。处置肃亲王，看似有点小题大做，但借皇族犯忌之例，以正视听，表达整肃朝臣呈贡之风的决心，也是可取的。

三禁京城设戏园，高官养戏班的享乐之风。官吏懈怠政务沉湎于声色犬马，被当作太平盛世的景观。京官迷恋戏园捧戏子为乐，高官则在署衙内自养戏班，奢靡妄费；地方官吏借口年节，雇觅戏班，寻欢作乐。湖南布政使郑源的贪污案败露。其供词中便有喜庆宴客，招戏班演唱作乐一条。民间戏班是借此谋生计，而官衙自养戏班纯属取乐，旷废公事。因此，嘉庆规定戏园迁出京城，其城内戏园一概永远禁止，不准复行开设。各省督抚司道署内，不许自养戏班，地方官吏应以肃官患，而维系风化。御史景德为讨好嘉庆，在其五十寿辰之日，申请在京城内演戏十日以表庆贺。此奏立即遭到嘉庆的怒斥：景德竟敢以此举取宠，还将朕当主子么?景德意欲献媚，实是挑战嘉庆的整饬，其结果自然是招致惩处，被革去顶戴，发往盛京关外派当苦差去了。

四禁疲怠玩忽之风。疲怠玩忽已成清王朝官场之顽疾。若说，送礼、敛财已成为权力寻租的官场规则；懈怠、麻木不只是暴露伦理的缺失，更是一种消极腐败。清朝常见各地奏报被内务府扣压，拖延成习；每逢庆节，文武大小衙门竟然自作主张，休政放假，玩忽渎职。如嘉庆六年，内务府议处御膳房管理大臣的奏折竟拖延四十天之久。有时，嘉庆去瀛台校阅，各部衙门既无奏报，也不进朝，自行放假，惰散成习。至于各省官员玩忽渎职更是屡见不鲜。山东巡抚和宁对本省发生蝗灾，竟以下情不明而敷衍塞责。直到和宁任满离职，新任巡抚据实奏报，才知蝗灾已遍及山东五十余州县。嘉庆十年，嘉庆对内阁各部作了一次集体训示：诸臣任意偷安，在家晚起，畏避早寒，积习不改，不知振作。今后应以事为戒，勤于政事。嘉庆的训话意在督促众臣自觉修为，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愤懑。但怒而不威的训导，实不在点上，玩忽疲怠实是渎职之过，应作罪责之训。有史学家曾做过评点：嘉庆性善而政治幼稚。此说倒是中肯。

嘉庆的吏治纠结于“和珅式腐败”，其整饬路径、举措均出自对和珅这一反面教材的省思。禁“四风”的反腐情绪被灌注着一种对和珅的仇恨和偏执。用现代语言解读，嘉庆吏治反腐缺乏政治视野的大思路。虽说，整饬吏治颇为热闹，对腐化官场的歪风有一定的抑制，但毕竟尚未触及根本，只是对乾隆晚年政务废弛的一个修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