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是备受争议的人物。史学界有人将之与康、雍并列，共同创建了大清朝的太平盛世；也有称之为败家子而贬之。文艺界更是将之选作戏说的明星，睿智与昏庸、清明与专横集于一身。如何评价?乾隆的文治武功，重农务本，开垦屯田，开放矿政，活跃商贸，平定边疆，确有所建树，延续了康雍盛世。但潜伏的危机及政策的失当，致使盛世黯淡失色。这在《清史纪事本末》琐细而真实的记录中可得到佐证。

乾隆中期是清代的鼎盛期。但晚期始至嘉庆期，清王朝则转盛为衰，盛世不再。究其原因是，朝廷开支庞大，入不敷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纳粟捐监，权力寻租。可谓盛也乾隆，衰也乾隆矣。

《清史纪事本末》记载，御制《南巡记》称：“予临御五十年，凡事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这是乾隆从政五十年来的自我总结。西师，是指武力平定准噶尔、新疆、西藏；南巡，为视察各省。

南巡是乾隆的政绩，也是其树立亲民圣君形象的途径。功过共存，毁誉兼之。南巡地域甚广，直隶、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省府州县，均有乾隆的足迹。有人统计，乾隆南巡的绝对时间为六千七百五十一日，整合十八年半。后人戏称乾隆朝为“一日不肯留京”的“马上朝廷”。乾隆每到一处，即诏谕蠲免或减征当地税赋，少则减三成，多则减半。这自然是百姓乐以待见的。乾隆八年，取道避暑山庄，赴盛京恭谒祖陵。乾隆通知直隶总督、奉天府尹，凡圣驾经过地方蠲免本年钱粮。以后几年每次谒祖也照例办理。其实，那几年风调雨顺，巡幸路途并无灾情可赈，仅凭一句恩德，便蠲免数十府、县的赋税，可谓大方之极。恭谒祖陵礼毕，为表彰奉天府，又慷而慨之，豁免奉天府属乾隆九年应征地丁银两。一场祭拜换得一年地丁税，这笔买卖也就是乾隆愿意做。乾隆十六年南巡，蠲税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积欠地丁税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三十万五千两；浙江省并无积欠，也被免去当年地丁税三十万两。免税的名义是：以示鼓励。南巡之始，尚未见对官吏的政绩考核，评判其优劣，又何鼓励之必要?国库流失，而唯一光鲜的，是乾隆的面子。

南巡虽频繁，视察主事却较为单一：赈灾、水利、民风、考查官吏，而走马观花又多于调查研究，其间还夹着游山玩水、祭神拜庙。《清史纪事本末》记载，南巡之旅，常见巡幸五台山，驾临曲阜孔林、孔庙，登泰山，巡南京等记录。摘录乾隆十三年二月的记事：初四日，率皇后自京师启程。二十四日，驾临山东曲阜，诣文庙。二十五日，至先师庙行释奠礼。谒孔林。又诣少昊陵、周公庙。二十八日，驾临泰安府，诣岱岳庙。二十九日，登泰山，诣玉皇庙行礼。类似的记录，在屡次南巡中比比皆是。皇帝出巡，迎驾接待，兴师动众，随从官吏之庞大，开支之巨是可想而知的。

乾隆十五年，自山西五台山至江浙南巡途中，御史钱琦奏疏提醒乾隆，各地官吏为迎驾接待耗资甚巨，单是聘请导游一项，府县支付酬金多则千金，少亦五六百金；更有随从员役，任意勒索；地方官员逢迎备极华靡；巡幸办差官员扰害百姓，经过道路，不能耕种，影响百姓正常生活。乾隆却不以为然，称言之不免过实，是坊间散布流言，夸大其事；并以先皇康熙可屡以巡省，其下诏南巡“又当如何”一言堵塞众言官。从此，再无人敢直言劝驾。十余年的南巡耗费远远超过康熙六次南巡的一百余倍。仅乾隆四十五年的一次南巡，和珅为之结账，花去一千七百万两。有人估计乾隆南巡开支高达数亿两帑银。雍正朝十余年积丰的国库被耗去十之二三，还不计减免各地的税赋。大清国库如何经得起乾隆南巡的巨额公费开支。亲民圣君形象以巨额财富为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

西师，秉武力扩大清王朝版图，是乾隆甚为得意的政绩。他自封为“十全老人”，便指的是平定金川、准噶尔、新疆，进驻西藏等十次战役。乾隆二十年，平定金川少数民族的反抗后，又解决了康、雍朝久未征服的准噶尔汗国动乱。胜利的诱惑，使乾隆迷恋武力扩张，为扩大版图建立进贡天朝的附属国，实施穷兵黩武政策，出兵境外征战缅甸、越南、尼泊尔。乾隆三十年，先发起征缅之役。这场非正义之战，前后长达四年，调动军队七八万将士，花费帑银一千三百万两，因水土不服瘴疠过甚，数万将士的尸骸留在缅甸的疆土上，乾隆才不得已鸣金收兵。乾隆五十六年征安南（越南）之役，也是耗资一千万两，终无功而返。清廷黩武不断，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盛世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政和清明，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绝非罔顾民意，凭借个人意志，穷兵黩武，建立天朝的理想王国。(www.daowen.com)

西师、南巡，为应付战争、赈灾、水利，造成财政的巨大支出。为支撑盛世，弥补入不敷出的国库，乾隆却推行了“纳粟捐监”的政策。所谓“纳粟捐监”，实为卖官鬻爵，怂恿权力寻租。政治腐败由此而起，乾隆的治政走进了死胡同。

纳粟捐监之初，是有节制的，仅限于户部捐监生，对各省报请捐监亦有数量的控制。乾隆曾言：原定捐监，额数过多，酌量折减。为防止纳粟捐监中的官吏舞弊，再申饬：各省纳粟捐监生，原本是为忧劳兴国筹集钱粮贮备，目的是让百姓丰衣足食。若地方经办，私收倒腾，那就是开了捐纳之例了。为此，还处分了两名营私舞弊的知县。以百姓丰衣足食之名，掩盖弥补国库亏空之实，真有点滑稽了。但是，要源源不断地填补战争、河工、赈灾、南巡之开支，纳粟捐监的范围逐步由户部延伸至兵部，再扩至各省府。福建巡抚刘于义为台湾府捐监专门申报了具体价格：俊秀应捐二百七十石，廪生一百五十石三斗，增生二百石七斗，附生二百二十五石，武生二百五十石二斗。监生、俊秀、廪生之类，都是大清朝科举制度下的生员。名称不一，各有区别。监生一般是国子监肄业生，尚未入府县乡试应考，但已具有入仕做官的身份。俊秀是读书人，以平民身份获取监生资格。廪生是资历较深的学生，每年私塾科试成绩优等，享受生活补贴，用现代语说，就是奖学金。增生的区别是不享受生活补贴。福建巡抚已不是遮遮掩掩，而且将学生分档，明码标价了。而乾隆竟批：“俱准作监生。”除科举入仕，捐监生便成了进入仕途做官的预备生。户部还提议，凡京官外任被降、革职者，也可通过“捐例”复职。湖广总督鄂弥达建议，捐谷不如捐银，并定一石米折银三十两。乾隆均予以批准。由此，卖官鬻爵正式列入“捐例”成为一种制度。更为滑稽的，捐官谷折银，可按市价行情而上下波动。乾隆二十一年，因农业丰收，谷米价下跌，湖南按察使夔舒申请每谷一石作银六钱，官越卖越便宜。虽说捐纳明朝就有，乾隆炒了明景帝的冷饭。不过，景帝仅限于生员入监，乾隆却一发不可收拾，有过之而无不及，由监生而朝廷命官，自文官到武将，捐监演成了卖官鬻爵的大卖场。

乾隆三十五年，曾在诏谕中对“纳粟捐监”政策作过辩解：以前暂开捐例，原属一时权宜。但各部衙、省督抚则将“纳粟捐监”作为权力寻租的借口。乾隆作辩解的当年，一份出卖基层官职的“捐例”正式出台：外官自末流以上，至同州为止（相当市长助理），武职自把总以上，至游击为止（相当团职），京官自未入流，从九品及一应小官以上，到郎中为止（相当处级）；外官自未入流以上到道员（相当局级）为止。“纳粟捐监”，卖官鬻爵严重侵蚀了清王朝的政体，制度腐败蔓延为政治腐败。

乾隆批准实施捐监政策的最初动机有二：一是弥补国库，二是作为推荐人才的补充。前者是实情，后者是托词。结果是适得其反。乾隆三十七年，他似乎有了醒悟，在对川督文绶申请开捐以充军需的奏折上批示：捐赀入官，本非选择之路，当初臣工多言捐纳中可得人才，因而试行。捐纳事例一开，必致正途滞积，朕实觉无益，是以降旨永远停止。乾隆的反思为时已晚。不过，要面子，乾隆甩锅于众臣，推卸责任过于反思。

卖官被制度化，权力被异化为资本，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已从根本上动摇了大清的根基。大清朝由盛转向衰落已为时不远了。史学家有评：清朝中衰，乾隆是始作俑者。此论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