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是乾隆晚年的宠臣，也是清代历史上第一贪官。和珅在影视剧中的形象红遍大江南北，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如今，考量清史，探微清朝官场文化，和珅也是不可或缺的典型。

和珅系生员出生，钮祜禄氏，属于满洲正红旗二甲喇人。其直系先祖噶哈察鸾，以军功授一等云骑尉；高祖尼雅哈纳也因征战山东有功，为子孙挣了个三等轻车都尉的虚御。到父辈已是家道中落。和珅家境贫寒，立志勤奋读书，企求日后高官显爵，光宗耀祖。其领悟能力超群，兼通汉、蒙、满文，年少时博得著名学者袁枚的赏识。和珅科举落第后，被袁枚推荐给协办大学士冯英廉。因其文才及堂堂仪表，被相中招为孙女婿。乾隆三十四年，经冯英廉上下疏通，进宫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的实职。

和珅如何得宠于乾隆?坊间有个传说：雍正帝的妃子婉嫔天姿国色，楚楚动人。因不甘深宫寂寞，与皇子弘历（乾隆）两情相悦，败露后被赐自缢而亡。和珅与婉嫔相貌酷似，因而受宠于乾隆。这并无历史记录，权当戏说。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乾隆是在一个偶然机会中发现和珅的。三十九年，乾隆幸驾承德，参加木兰狝狩，在检阅侍卫时，才发现堂堂仪表的和珅。和珅系八旗子弟的身份，又有协办大学士冯英廉的显赫背景，获得乾隆的初步信任，则是无疑的。和珅时任宫中侍卫，对宫中情况略有耳闻，又且善于观察乾隆的秉性、细微的心理情绪变化，揣摩其内心深处的意图，投其所好。由此博得乾隆的好感与信任，终而得宠。

揣摩乾隆，献媚邀宠，是和珅为官一生所做的功课。乾隆晚年常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或是沉浸在文治武功的自我陶醉和痴迷中，或是陷于穷兵黩武、政务混乱的思绪焦虑中。和珅察言观色，善于在乾隆喜、怒、哀、怨的情绪宣泄中捏准脉门，或是迎奉，或是劝慰，或是献媚，舒解乾隆的多愁善感，这是其工于心计的本领。

乾隆三十九年，宠妃悖妃怀有身孕。乾隆六十多岁得子而心花怒放。他把老年得子视作王朝盛世、精力充沛的象征。身为宫廷侍卫的和珅毫不放过献媚机会。在恭祝龙脉兴旺的献媚之言后又颇有心机地奏上一句，因沾皇上的喜庆，奴才老婆也怀有身孕。乾隆头脑一热，脱口允诺：“朕若与你生下龙、凤胎，则可赐婚与你。”乾隆的口头戏语，不过是心血来潮的情绪宣泄，却为和珅日后的飞黄腾达作了铺垫。

乾隆帝为排遣政务困顿的烦恼，定期率众离京围猎。金甲戎装，骑马驰骋，诸皇子、王公大臣、禁旅八旗随驾。此刻，乾隆便会精神亢奋，有一种纵横天下的快感，寻找年轻时的自我。和珅深知这种虚渺的亢奋是晚年乾隆的一种精神支撑。献媚的精义是要将虚幻的亢奋定格，又须献之不言，媚而不俗；既避窥视圣上内心秘密之嫌，又达惺惺相惜，忠贞无二的媚意。和珅高明之举是请善画丹青的江湖艺人画了幅《射鹿图》，进呈乾隆。画面图景是：乾隆身穿金铠甲，骑高头大马，弓弦满月，左下方仅露庞大卫队的脚部，茫茫草原，一只小鹿四面顾盼。特别精心布局的是，乾隆形象栩栩如生，仅四十岁模样，年富力强，英姿勃勃，一副君临天下之气概。乾隆龙颜大悦，拍案击掌，连称“极品”。称“极”，并非绘画艺术之完臻，而是乾隆君临天下的精气神貌被定格了。和珅献媚不露痕迹，却得到丰厚回报：乾隆四十年，和珅由御前侍卫晋升为正蓝旗满洲副都统。仅隔三个月，特准和珅家族入籍正黄旗，成为清朝上三旗满洲人，授户部右侍郎，二品官戴。两个月后，又被破格任命为军机大臣。乾隆四十四年，和珅又擢升为御前大臣，实授户部尚书，兼任《四库全书》馆总裁。到乾隆四十七年，和珅被加封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到此，和珅大权在握，一个毫不起眼又不懂射箭骑马的侍卫，仅几年就成为乾隆第一宠臣。和珅仕途上的飞黄腾达堪称史无前例。

培植私党，排斥异己，是和珅在官场中历练而成的经验，也是其行事方式。和珅深知清廷重臣靠的是资深的政务、显赫的军功，以及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官场的凶险往往在不经意中陷于命悬一线的困境。和珅应对的策略是两手，一是培植私党，二是排斥异己，攻守兼备。

和珅培植私党的方式颇多。扶植家族亲信，利用主考官开科取士，网罗党羽；或是权钱交易，充当保护伞，结成死党，等等。在和珅的操纵下，未入科举，毫无政绩建树的胞弟和琳，在官场中平步青云，先后官任湖广道御史，内阁大学士，工部尚书，云贵总督兼工部尚书，成为一品大员。其子丰绅殷德任散秩大臣，后升内务府大臣。连车夫出身的家仆刘全也是四品顶戴，官袍加身。庇护贪官浙江巡抚陈耀祖则是权钱交易，结成私党的一例。曾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的冒赈受贿案，是乾隆年间的大案。王亶望串通陕甘总督于敏中虚报旱灾，贪污赈银，甘肃大小官员五十余人涉案其中。自总督以下，按官职大小分赃，多则几十万两，少则几十两。乾隆派李侍尧赴甘肃查案的同时，命和珅、浙江巡抚陈耀祖秘密逮捕已调任浙江的王亶望，以防其藏匿赃物。陈耀祖是名贪官，善于溜须拍马。缉办王亶望后，陈耀祖将王亶望颇有姿色的宠妾送与和珅，另塞上一张珠宝古玩礼单。交易的条件是，其胞弟渭西县令已列入甘肃大案，望和珅庇护，免遭株连之罪。和珅财色照单全收，将贪赃枉法的浙江巡抚染成良官，并结成死党。

攻讦，排斥异己。攻讦之手段是挑拨君王与重臣的关系，达到唯我独宠，宠信揽权的目的。和珅在攻讦两广总督李侍尧的暗斗中受益匪浅。李侍尧因剿灭民众起义，平定内乱深得乾隆的信任，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广总督。但此人恃才放旷，居功自傲，对献媚得宠的和珅不屑一顾。对乾隆赐婚丰绅殷德，更是微词颇多，当着群臣，直言讥笑、羞辱和珅。乾隆四十五年，和珅乘调查云贵赈灾案之机，告了时任云贵总督李侍尧一状，揭发其收贿一万两余，奏请革职拿问。只因李侍尧督办王亶望甘肃捐监冒赈案有功，不予追究，只是将李改任陕甘总督。和珅虽未参倒李侍尧，但将其变相发配荒芜边区，远离朝廷权力中心，自己又落得办事认真的考评，得了个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之职，也算是赢了一局。

明争暗斗，是清代官场常见的现象。但巧于心计，不择手段，编织陷阱，以排斥异己，则是和珅的一技之长。乾隆最宠信的三大军机大臣是阿桂、福康安、和珅。前两位军功显赫，平新疆，征金川，伐安南，为乾隆扩大版图立下汗马功劳，视之为股肱之臣。三重臣之间，和珅仅列第三。阿桂年事已高，明哲保身，不愿参与朝廷是非争斗。福康安则手握重兵，其亲信、部属均为各地的军政首脑，在御前有一呼百应之威。但和珅的权力欲岂能容他人窥之?福、和的暗斗则势在必然。(www.daowen.com)

和珅对官场渊源、人脉关系烂熟于心。先施重金买通福康安之弟福长安，得知福康安的亲信、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常为其操办私事，而和珅之胞弟和琳正任湖广道御史，属其监察范围。兄弟俩密谋策划，由和珅重金收买北京名妓吴氏，勾引李天培的亲信家仆。和琳则秘密调查福、李往来之细节。在美色诱惑下，家仆密告李天培托漕运使以漕船为福康安私运上等木料。当时，清廷有严格规定，朝廷文武百官一律不得挟权私自调动漕船。违者，不论官职，一律按律严惩。和珅得报，即半路拦截，并向乾隆告状。证据确凿，乾隆严责福康安为一己之私，不顾漕船职责，即革去其两广总督职务，戴罪留任。幸亏阿桂、刘墉作保，才改罚总督俸银了之。和珅因秉公办事，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四十七年，又让和珅顶替福康安。和珅成为军机处实际上的第一把手。福康安失宠，引起朝廷地震，除少数秉性正直的大吏如阿桂、刘墉、纪晓岚、王杰之外，文武百官多倒向和珅，尽卑躬屈膝而顺之。和珅利用乾隆的宠信，为所欲为，大肆擅权。英国访华使团的副使斯当东在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评说：“他是皇帝唯一信任的人，掌握着统治全国的实权。这位中堂大人统率百僚，管理庶务，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可见，乾隆晚年，和珅排斥异己，擅权妄为，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权力寻租，将权力转化为资本，敛财肥己，也是和珅为官的一个潜规则。然而，和珅的权力寻租是堂而皇之打着乾隆的旗号，这是历代贪官无出其右的。乾隆四十七年要筹办七十寿诞，着令和珅清点国库，筹措寿诞之费用。和珅授意几个户部侍郎编造内、外国库的细账，呈报库银仅剩一亿二千万两。这与乾隆的预估大相径庭，出入颇巨。和珅乘机献计，现今吏治紊乱，各地大小官吏均有贪赃枉法之嫌，宜设立“议罪罚银”之法，让贪官们交纳罚金，以示警戒，又可充实国库之需。和珅将之称作“议罪银”，并由他兼任尚书的户部决定和追索，暗箱操作，秘而不宣。和珅的规定是，“议罪银”应以罪错轻重、职位高低、俸禄多少和官职肥缺而定银数。也就是，议罪罚银全由和珅一人说了算。各地官吏凭借手中权力，搜刮民脂民膏，和珅又按官职权力大小，收缴贿赂。真是将权力寻租演绎到了极致。在“议罪银”的旗号下，和珅疯狂敛财，日进斗金，贿银如流水。满朝文武纷纷上门巴结，赂送金银及古玩字画，门庭若市。和珅应接不暇，竟吩咐门官对四品以下的官员一概不见。据记载，仅苏州知府贺鸣一，每年向和珅交纳“罚银”三万两。其他文武百官要孝敬多少，和珅自己也算不清。

和珅的议罪罚银令，使清朝官吏的贪腐之风愈演愈烈。堤外损失堤内补。不少督抚、府州县官拼命敛财。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司库均因“硕鼠”而亏空。内阁大学士尹壮图深知和珅所为，为社稷安危而不顾个人荣辱，冒险陈奏，要求查办议罪罚银令。和珅以自担责任之辩，暗喻尹壮图所奏，是将吏治腐败归咎于乾隆钦定的议罪罚银令，挑起刚愎自用的乾隆的愤怒，以大不敬罪将尹革职留用，八年无过，方准开发。朝野上下对和珅的飞扬跋扈，贪赃枉法，更是无可奈何。经此折腾，和珅敛财更加疯狂而无所顾忌了。日后嘉庆帝抄家，据薛氏《庸庵笔记》的统计，和珅的家产总值二亿六千万两，仅从地窖内就抄出黄金三万三千两，白银二百万两。

有史学家评说，乾隆晚年有所悔悟，称和珅坏了其一世英名。这不过是一种臆测。乾隆晚年并未清醒。任何一个封建帝王都不会否定亲信宠臣而自毁形象的。乾隆亦然。嘉庆继位，乾隆依然是执掌大权的太上皇。在最后时刻，正式任命和珅为首席军机大臣，封其为一等公。

和珅受宠、发迹、权倾朝野，凸显了清代官场的政治窳败。和珅受宠，乾隆固然要负失察之责，但究根寻源还是封建官僚制度和意识形态所致。封建帝王家天下，“朕即国家”。臣以君为纲，判断官吏的第一标准是忠君，而非德能。乾隆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则强化了忠君的意识形态。君天下，逆言者，不忠；悖意者，逆忠。朝廷只有忠、奸之分，没有德、性之辨。这自然培育了清王朝唯上、献媚取宠，揣摩君意的腐败风气。

乾隆初、中期虽对政务吏治的清明提出诸多要求，但任凭帝王对官吏好恶的判断决定着个人升降及生死之命运，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仕途就是权力之阶梯的潜规则。在狭窄的升官通道中，要保全既得地位，企求向上的权力，自然会形成明争暗斗、相互攻讦、培植私党、打击异己，或是明哲保身、趋炎附势的官场文化。在这种土壤和氛围中培育出和珅这类恶果也是必然的。

权力可以转化为资本。这是利益驱使、规范官吏行为的潜规则。敛财之丰贫取决于权力的大小，权力运作的技巧。巧取豪夺，不过是一种表现形态而已。朝廷各衙门、各省督抚，乃至地方官吏无不蔓延权力寻租的闹剧。和珅的贪婪则不过是权力寻租表现为无所顾忌的疯狂而已。

康熙力推倡廉，雍正铁腕治贪，不过是使官场潜规则此消彼长。一旦政务松懈，官场之腐败文化便会强势反弹。这是历代封建王朝所屡见不鲜的。只要封建意识形态还存在，和珅式的潜规则仍然会滋生、发酵。这是历史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