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佐治，是清代官场的奇特现象。起于顺治、康熙、雍正朝，盛在乾隆、嘉庆朝。到乾隆期，师爷已构成清代官场的另类群体；师爷助理督抚、府县的政务已成为一种官场文化，被朝野所认同。

师爷，是幕僚、幕友之俗称。最早记载是在晋代。将帅出征，常以搭帐为府处置公务，故称之为幕府。为将帅充当参谋、文书之类职务，便称为幕僚或幕友。以后，文职官员也常聘用幕友为其处理文书案牒。至战国时期，信陵、孟尝、平原、春申“四大公子”酷爱招揽幕友、食客，以数量多寡炫耀其权势和财富。此时的幕友是充当门客帮闲的角色，或是随吟清谈，附庸风雅。自宋代开始，幕友已改俗称“师爷”居多了。但宋朝明文规定，师爷不得任官，只能充当官衙的文员。如《宋史·颜衎传》记载：“请自今藩镇幕僚勿得任台官。”到明朝晚期，师爷有了专业分工，或是专事刑名律例，或是佐理钱粮会计，或是捉笔文书案牒。师爷均具相关的知识和一技之长。至此，师爷开始掌握着官衙的事权，成为各级官员的助手，起着佐治政务的配角作用。明嘉靖年间，素有“明代第一才子”美誉的徐文长（徐渭）便充当过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执事师爷。至清乾隆朝，师爷已成为清代官僚体系的重要构成。上至京师各部衙、各省督抚，下至各府、州、县，均有师爷佐理衙门的具体事务。特别是府、县两级政府，师爷专分刑名、钱粮、文案、挂号等，各司其职。故清史有“无幕不成衙”之记载。

清代盛行师爷佐治参政，有其特殊的原因。满族入中原，对汉文化传统知之甚少。清朝官员大多是满族以军功入仕，不谙汉域的地方治理；而科举入仕者，大多缺乏从政的实践经验。与此同时，清廷规定任职回避制，不准各级官员任职于原籍。故而对刑事、钱粮管理、公文案牒等政务及当地民情颇有隔阂。因此，邀聘师爷，赋以执事之权，佐助处理行政事务也成为必然了。师爷佐治，与清朝以前的“幕客取资驱策”，仅作参谋、文书之责已迥然不同，师爷掌握着政务的事权，成为清代官场的另类群体。

师爷入幕，不经科举，均以同乡、同窗、亲友的推荐，被官衙量才录用。师爷与官员是雇佣关系。清代师爷以浙江籍人士居多，被泛称为“绍兴师爷”。浙江地域乃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人文荟萃，文人学士聚居于此。浙江的读书人文墨精通，饱览四书五经，有着丰厚的文化修养。雍正朝大兴文字狱，便将浙江视为文字逆清的重灾区，曾下令暂停浙江诸多府州县的乡试科举。不少读书人或是科举落第，又无家资捐纳监生；或是停乡试而放弃仕途，转而学幕，充当师爷谋生。由于乾隆朝的浙江籍官员甚多，单就绍兴府中进士者多达七百余人，内任京官，外放督抚、府县。浙江文人凭借同族、同乡、师门之谊，纷纷入官衙为幕宾。而浙江籍师爷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又善于谋划和辞令，特别适应幕宾的职业需求。于是，浙江师爷迅速走向全国各地的大小官衙。而乡土观念和文化习俗的归同，使师爷呈现一种群体性行为，即互相推荐、互通信息，上下其手，甚至在各省会建立新年团拜或联谊活动。由此，师爷对清代官场起着左右政务吏治的影响。尤其是，官衙之间的沟通，上司下属的人脉关系，官场的利益输送，官吏的权力寻租，师爷佐治有着幕后运作的推手作用。

康熙朝高调倡廉，又且措施得当，清官效应颇为显著。雍正朝采取治贪的高压政策，官场的清明廉洁亦能蔚然成风。到乾隆朝，为制造朝野上下祥和气氛，彰显王朝盛世气象，乾隆的吏治政策则以宽严相济，劝勉训诫为主。但清明廉洁仅靠自觉自律难以抗衡物质利益及权力寻租的诱惑。加之，乾隆高调民生为重，常施以蠲免赋税、赈粮济荒，此举固然为稳定社会、安抚民生起了积极作用，但也为权力寻租、贪冒肥己的吏治腐败提供了机会。而官吏的腐败行径，往往伴随着师爷的幕后运作，或是献谋划策，玩事弄权；或是暗度陈仓，纳贿分赃。在乾隆朝早期曝光的贪污案中，均可找到师爷推手的蛛丝马迹。

乾隆十二年，在各地奏报中发现，贪风日炽，亏空积习，侵占钱粮案件屡禁不绝。乾隆多次下谕各省督抚，时时加意稽查，据实办理。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府县官员以律例载有“分年减等，逾限不交，仍照原拟监追”字样，申请“概入缓决”。所谓“照原拟监追”历年亏空，是以“分年减等”的对策，钻了“监追”年限未界定的空子。这种掩盖侵盗钱粮的作派，在湖北各府、州、县比比皆是。湖北巡抚彭树葵的调查报告说得很明白：甲年钱粮，例应乙年五月奏销；而乙年钱粮，又应是年二月开征。但各府县在奏销时，统一口径：只将甲年完欠数目，载入盘查结内，而乙年已征钱粮，并不具结，且落入私囊。若遇察查，便挪新掩旧。府、州、县的亏空，很少在奏销盘查之时露馅。各省、各府县居然如此行动一致，口径统一，正是精通钱粮管理律例的师爷，在幕后沟通，相互串结，上下其手运作的结果。

大清律例规定，凡贪污、贿赂之案件，必遭从重治罪；而占些小便宜的“侵贪之犯”，则“必不正法”。侵贪不过是虚拟罪名，责过惩罚而已，犯罪成本较低。各地督抚在处置侵盗钱粮案件时，为庇护下属行贿上司，往往以“侵渔之案”具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清代官场的隐匿包庇，官官相护，也是师爷们精心研究大清律例所致。其后果是营私贪污之风日益滋长，渐至酿成痼疾。师爷的佐治参政，对清代官场的腐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乾隆为弥补国库亏空，曾作过一个规定：将亏空各员摘印看守，规定补亏年限，未补亏者，即予正法。其实这是罪罚不明，为贪赃枉法者开了方便之门。山西布政使蒋洲在任上亏帑二万余两。师爷出了个主意：摊派下属官员弥补，尚有不足，可私伐林木售卖弥补，以罚逃避罪责。湖南巡抚李因培、布政使赫升额等亦是通过师爷授意下属官员代为弥补。如此上下扶用，徇情蒙蔽，在清代官场已成为习以为常的潜规则。云南布政使钱度收受下属礼物、赃款甚多。任职期间，收赃金玉器四百件，银二万九千两。钱度亲笔家书，嘱家人或做地窖，或做夹壁，收为藏贮。而钱度的贪赃、藏赃，全由师爷叶士元一手操办，事后得贿二万两。乾隆着刑部审案，才悉知宾主串合，共同私贪。震惊朝野的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侵盗赈银的大案，涉及总督及各道、府、州、县五十多名官员。钦差李侍尧查实，在各级犯官中，师爷均已涉案，或是串联，或是策划分赃；有的府县官员由师爷具名填报冒领监生纳捐银两。可见，师爷这一角色已成为清代官场贪污链上的重要一环。(www.daowen.com)

湖南地方官衙还屡见师爷包揽侵蚀的舞弊现象。乾隆十一年，湖南巡抚杨锡绂报告：湖南征粮册籍，并不逐户按产开造，而是按族设户名，人数、户数多少不一，官府不细分。吏胥得钻空子贪污入私囊。清廷若有钱粮蠲免，则改变方法，捏造名目，科派需索。两江总督尹继善在奏报江、浙两省拖欠钱粮的情况，也屡屡提及师爷舞弊劣迹：江苏钱粮拖欠至二百余万两，此中多有吏役侵蚀，逋粮侵赋已习以为常。师爷不论刑名、钱粮、文案职责之分，在以事权谋私中，已是沆瀣一气，官员、幕僚共同作弊了。

为遏止官场腐败风气的蔓延，乾隆朝将师爷佐治参政纳入整饬吏治的范畴，从官员问责，限制录用，规范行政及廉政禁令等方面遏止事权滥用。

官员问责。各衙门的师爷往往有乡党、亲友、师门之关系，暗中联络，私通线索；上司衙门师爷借故外出，与各官往来洽款，串通信息，遇事则彼此关照，作弊营私。对此，自乾隆四年始，清廷要求内阁各部院、外省各督抚规范师爷的行政行为，约束属员，稽查书吏，且严肃行政问责。诸如，禁止上司衙门书吏拜谒官员；督抚对京城各部院书吏若有联络事宜，必须即时奏闻，如有私相授予之事，则与受贿书吏照枉法贪赃同等治罪；各省遭灾蠲免赈济，凡书役克扣冒领及平粜借谷、包买勒捐等滥用事权，而州县官员不行查察，均降二级调用，等等。官员问责是规范行政的制度保证。官员对书吏、幕宾的监管，实际是对行政事权运作的公正性、廉洁度承担全面责任。在封建王朝，能对事权进行监督，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录用限制。各级官府聘用师爷、幕宾缺乏必要的遴选程序，以致良莠不齐，用人不当。因此，清廷对延聘师爷作了诸多限制性的规定：延聘幕宾必须考查其品德；督抚司道不得聘请本省幕宾；省级官衙所聘师爷，须随时报吏部备案，府、州、县衙的幕宾应报督抚衙门备案；督抚藩臬调任，前任之幕，不得留于现任；幕宾任职满五年，即行更换；幕宾任用、更换，每年年终汇奏造报，以备稽考；地方府、州、县延请，不得听其家中往返；严禁上司官员推荐幕宾，坐省、坐府听差；受过处分或有舞弊前科的师爷，不得入幕，如此等等。清廷的录用限制规定，细化而具可操作性。在某种意义上，较之官员任职资格的考查要严格得多。

廉政禁令。师爷入幕大多秉承官有去留，幕无更易的传统，在府、县衙门更是屡见不鲜。为避免招揽事权，恶习相沿，清廷对师爷佐治参政也纳入廉政规范。如，明文规定，地方州、府、县衙师爷不准更名换姓，兼充掮客，倚势作奸，垄断取利，鱼肉商民，利用事权促成私下权钱交易，从中获得佣金。吏、户、兵、工等部衙的文案师爷，有经手文件、书信往来、引见官员之事权，也最易引发私弊。此类师爷也不得私通书办。另则，禁止师爷的团拜联谊活动，遏止利用聚会呼朋引类，探知各衙内幕，或是投帖拜往，互相照应。

乾隆朝整饬师爷佐治参政对吏治清明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乾隆晚年政务松懈，尤其是和珅专权，官风每况愈下，对师爷入幕与佐治参政的种种规范已流于形式。师爷舞弊，作奸犯科，随着官员的腐化而愈演愈烈。但乾隆朝对师爷佐治参政的整饬，对当下公务员的事权廉政不乏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