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乾嘉学术催生于清代学人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致力历史文化的总结，开创了古代文献考订、整理、校勘、辨伪、辑佚之汉学研究的全盛时代。

但汉学勃起于乾隆朝，却与康、雍朝尊奉宋明理学为“圣学”相悖。这一文化现象便值得探究了。

康熙六年亲政，拟定“上谕十六条”，作为治国之策。其中第七条明令：“黜异端以崇圣学”，奉宋明程朱理学为官学。康熙还特意谕示九卿各部，“有明于性理实学之人，令各举所知”。其意不言而喻，精习义理之学将是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康熙力主程朱理学是以宋儒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为核心价值强化集权统治。康熙将明永乐年间编的《性理大全》列为朝臣必读之官书，同时开设“经筵日讲”，让朝臣相互参讲经书的治道之义。于是，程朱理学以独尊之官学、朝野之认同而演化成国家意志。

雍正登基后则将前朝官学推向了全民阅读和启蒙教育。一项新的举措便是道德教化。所谓教化，便是普及宋儒义理之学的道德伦理，连学童入私塾所接受的教育，也是治天下之道，仁爱孝悌之行。雍正为营造全民阅读之氛围，指令各省、府、县须进行程朱理学的通俗化宣讲，要入耳、入脑，遍及穷乡僻壤，其力度不亚于康熙朝。不同的是，雍正注重于民间，康熙则关切执政的官吏。

经两朝的推行，程朱理学成了清代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但也衍生出一个另类的文化现象：程朱理学营造了新的名利场。对经书典籍一知半解的文人也充当起鸿儒的角色，扮演学术明星，宣讲义理之学招摇过市，以博名利；研习理学成了谋官入仕的捷径；更有附庸风雅的，雇枪手、找代笔，杜撰所谓“大全”、“讲疏读本”，沽名钓誉，结果坑了文人，富了刻印书坊。曾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的晚清思想家龚自珍对康、雍朝流行的程朱理学热作过冷峻的批评：在朝廷、民间广为流传的理学大全之类经书，有二成是伪书，真正的汉儒经书仍有八成未见整理刊印。

康、雍二朝尊奉程朱理学之喧闹，引发了秉承汉儒治经传统的文化人的不满和反抗。如汉学大师戴震及其弟子段玉裁、王念孙，汉学倡议者阮元、汪中、惠栋等纷纷挺身而出，以高喊“不”，亮相于学术场。

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剑指时下的经学论著庞杂泛滥。他直言“其弊症在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凭臆空谈等”，即是盛行牵强附会，凭空杜撰之风，使经学研习不堪入目。

乾隆进士、学术领袖章学诚说得更为尖刻：清初钦定的理学排斥考据求证，学术流于浮浅骄躁，纵容一些自命不凡的南郭先生，假冒鸿儒而登堂入室，或用罗列断章取义的语录混迹于讲经学堂，或是谋官入仕，追逐名利。章氏将康、雍朝的学术流弊培植的伪文人勾画得惟妙惟肖。

汉学家们为证实经学伪书泛滥成灾的事实，举证康熙朝经学家阎若璩所著的《古文尚书疏证》为例。由东晋梅赜所藏的《尚书》，曾被宋儒经学家视作能引据证典的典籍珍本。而阎若璩是个长于考证，遇有疑义，必定反复穷究的学问家。他从《古文尚书》的篇数、篇名、字数、书法、文例等方面考证梅氏本《尚书》乃是伪造，其错误多达一百二十八条，每条都有确凿证据。汉学领军人物戴震顺势借题发挥，被宋儒大家视为经典的《尚书》尚且作伪，时下集宋儒经学之大成的程朱理学未经训诂考据，岂能保证篇篇皆典、句句存真?说程颐、朱熹精通经学之义理，却不经文字训诂的考证，义理之学是从哪里推断的?戴震的质疑直指官学程朱理学。经如此争辩，鱼龙混杂的理学家被逼进了死胡同。

以戴震、惠栋为首的训诂家一致提出，经史理学必须正本清源。所谓“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已成为乾嘉朝学人的共识。经戴、惠的号召，以考据、训诂、古文字、音韵为学术路径的汉学应运而生。汉学之矛直指官学程朱理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乾、嘉朝兴起的汉学思潮乃是清代学术界的一次思想解放。

程朱理学是康、雍皇权支持下的显学，竟在乾隆朝遭到口诛笔伐。这在清初盛行文字狱的政治文化语境中，焉能明哲保身?好大喜功的乾隆帝是否又要标新立异，有悖于前朝?

为诠释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史学家曾作过两种推测：一是汉学家们有意将乾隆作挡箭牌，二是乾隆表彰汉学促进汉学思潮的兴起。为证实如是推测，罗列了几个证据：

其一，汉学之领军人物大多是乾隆朝的命官。汉学皖派领袖戴震被乾隆钦定为《四库全书》纂修官，授翰林院庶吉士。钱大昕官居内阁詹事府少詹事。段玉裁做过四川巫山县知县，王念孙为永定河道，阮元则官居两广总督之职，为封疆大吏。作为学术流派的文化人能集体行走朝廷，实为少见。何况，康熙以研习理学为取仕标准，乾隆岂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其二，乾隆于十年、十九年先后两次亲自主持太和殿策试。为广招鸿儒才俊，乾隆决定从十年始，殿试增加“经史典章制度”。新试题须有经学考据的功底。钱大昕、王念孙、阮正等汉学健将均是策试“经史典章”而被择优录取的进士。乾隆的科举新政释放了支持、鼓励汉学之信号。

其三，自乾隆十四年始，清廷除策试贡生经学之才，还扩大范围在全国招聘文风朴实、广博精通经学的士人。两年内，经内阁大学士及九卿重臣保荐的汉学经史之才多达四十九名。乾隆择善亲览其研究经义之著述，分别授国子监司业之职，以示奖励实学之意。

无论是乾隆被利用的挡箭说，还是扬汉学的开明说，史学家论断：乾隆大举修书，延揽人才，目的是兴汉学、斥理学，使汉学经史研究蔚然成风。一言蔽之，乾隆对汉学之兴起、发展起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其实不然。将汉学思潮的学术解放归功于乾隆，只是一种逻辑推理而已。查阅《清史纪事本末》“表彰汉学”条，可发现乾隆的真实意图。

乾隆五年，在一次训责内阁九卿时，就朝野务必研精理学的奏题作了一番透彻而直白的演说。

乾隆说：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天理学说，是立国修身之本所在，深得孔孟之衣钵。理学对公利、义利的界定，分析得十分清楚。遵循者则为君子，违背者则是小人。为国家，遵理学能安定天下，失理学则陷于社会动乱，实是教化民风习俗，修身静心的基本道理。

乾隆的界线划得很清楚。宋明程朱理学是大清朝治政之本原所在，循遵理学者为君子，违背者是小人，依理学治国修己乃是治政之要。这是明白无误地告知朝野，乾隆乃是继承先帝康、雍之衣钵的。(www.daowen.com)

接着乾隆话锋一转，又说：研究理学，尤其是讲授理学的人，有真有伪。真的不可多得，而伪者常借道德伦理之说，欺世盗名。日而久之，则有自我标榜、自立门户的危害。乾隆清醒看到朝廷上下、世俗街坊弥漫着虚浮的学风，对康、雍二朝诠释、演讲程朱理学的滥觞表示了忧虑。为此，乾隆认为，时下初兴汉学传统，承继汉唐诸儒考据典章制度的学风，不可废弃。他表彰汉学承继汉儒考据、训诂之传统，旨在匡正理学研习之学风，贬斥作伪，杜绝欺世盗名，以及走捷径、沽名钓誉的不良学术道德。

乾隆训责朝臣的最后结论是，应以研习理学为要务，不必因作伪者众多而因噎废食，愿诸臣研精宋儒之书。由此可见，乾隆看重汉学，是对宋儒理学的正本清源，决非全盘否定。在乾隆演说的第二年，下诏各省督抚、学政广为收集汉儒以来未刊经学遗著，尤其是留心采访近世以来研究六经，阐明性理的著述，随时进呈。乾隆要改变的，正是汉学领军人物阮元攻击程朱理学所说的，讲经诠释的虚浮文章和名不副实的经学典籍。

这一点，清末思想家梁启超看得十分明白。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乾嘉汉学思潮的评估，特别强调汉学传统的学风。梁氏概括如下几条：

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反对随心所欲地臆测，更不应信口开河；

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要用前朝史证推断后朝之是非，即以经证经；

3.“孤证不为定说。”考证要相互傍证，正反互证，孤证须得续证才可信之，提倡比较研究，亦是汉学所创；

4.做学问应讲究学德，“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则视为不德”；

5.“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剽窃他人之成就是学德之败坏；

6.“所见不合，则相辩诘。”鼓励争鸣，尤其是同门、师生之间的公平讨论，争辩要注意谦和，反对恶言攻讦，以尊重他人为前提；

7.“喜专治一业。”提倡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专业研究精神；

8.“文体贵朴实简洁。”讲究文风，提倡朴实简洁的文体，反对旁枝蔓叶，言不达意之文风。

其一至三条，是提倡科学而严谨的治学方法；其四至六条，是忌戒不道德的学风；其六至八条，是提倡公平、公允的学术讨论和朴实文风。就梁启超的概括，可发现：清初汉学所倡导、警戒、指摘的学术规范便是摒弃空洞说教和曲解经典意蕴，随意性的诠释，排斥宋明理学的形而上的学术传统，建立以训诂、考据、辨伪等注重工具理性的新学风。这也是乾隆所容忍，或者说，他欲借助汉学学派之手整饬朝野的不正学风。

澄清乾隆的动机，拟可考量汉学思潮何以勃兴于乾隆朝的真实成因了。

笔者认为，汉学传统的复古首先是文化人对清初大兴文字狱，施行思想专制的抗争。

清王朝除武力征服汉民族，还施以思想文化的专制，兴文字狱，制造文化领域的冤假错案。自顺治、康熙、雍正乃至乾隆诸朝都有文字狱，而雍正朝则将文字狱推到了极致，铁腕政治充满了血腥。如监察御史谢济世因注释《大学》，批评朱熹自立新说，便被以毁谤程朱、恣意谤讪之罪革职充军。刑部尚书徐乾学之子、翰林院庶吉士徐骏著《戊戌文稿》、《杂录》等，讥讽清廷尊奉朱熹为自汉至明十大哲人之首，乃是贻笑大方的无知，而获文字狱，被判斩立决。更为离奇的是雍正朝的曾静案。曾静原是民间一名普通秀才，因仕途不济而以教书授徒为业，自恃一知半解的经学，粗通文墨，且模仿经学大家顾炎武的《日知录》而写《知新录》，以所谓治经学之心得沽名钓誉，混迹江湖。只因曾静崇拜江南学者吕留良而获文字狱，险成冤魂。雍正为程朱理学造势，设局让曾静撰写《大义觉迷录》，以义理之说悔过自新作为俯首认罪，换取苟生之条件。之后曾静成了雍正牵线的小丑，被文化人讥笑咒骂。有骨气的文化人便借经学典籍须经学术考据为借口，对康、雍朝借理学之说行文化专制之实进行抗争。而曾静欺世盗名的忏悔和觉醒式演讲却玷污了宋儒经学。乾隆登基后，即令在全国收缴《大义觉迷录》，将曾静收监处死。伪理学的劣拙表演促成了文化人的执着和团结，也倒逼了乾隆执政后对汉学指责程朱理学的容忍。

程朱理学的滥觞，过度的造势作秀，助长了学术道德败坏之风，这也为恢复汉学传统，建立和谐、公允的学术环境，营构朴实、科学的学术路径，提供了必需的文化语境。

钦定的显学给文化人的只是思想牢笼，而不是科学的学术路径和方法。汉学传统注重实证的学理、证伪之方式是对随意性肢解经书典籍的最有力反击。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清代思潮的结果是怎样?简言之，是对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

若说，乾隆对清初汉学的勃兴还有促进作用，不如说是放松了意识形态政治诉求对汉学思潮的管制和约束，营造了学术公正和自由的氛围。乾隆的底线是理学为官学，学术路径、方法可以放任自流。这乃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