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初政，三箭齐发。清查亏欠，铁腕治贪；变革政制，提升执政力；造势道德教化，构建和谐的社会风尚。尤其是后者，将面向全民的普世教育列为新政，令人刮目相看。

雍正元年二月，召见张廷玉，就道德教化一事作了一次深谈。张廷玉系康熙朝进士，授任刑部侍郎，到雍正元年被提拔为礼部尚书，《明史》总裁官。之后晋升保和殿大学士，兼管吏、户部及翰林院，后为军机大臣。雍正视之为亲信谋臣，对未成熟的政务决策，事前与张廷玉总有推心置腹的交谈。此次话题是道德教化。

雍正说：治理社会首要是道德教化，移风易俗，鼓励百姓从良从善，让每个人都知道要遵守的法度规训，是以忠义廉节为重点的。朝廷每次深思熟虑谋划新政，总要在诏谕内列上表彰孝义贞节的条文。朝廷已将道德教化、移风易俗列入治政的重要议程，但内阁大员及各省督抚却不以为意，令至而不行，往往视为一般公文，敷衍了事，不下功夫访查民间孝义贞节人物之事迹，精心宣传推广，只凭地方府县具文申表即行转报了事，纯粹是敷衍搪塞。

雍正要求张廷玉以礼部名义行文传谕各省督抚、学政，督责所属府、州、县认真收集、核实各乡报荐的实迹，申报表彰嘉奖。不能因为普通百姓而轻视阻止，也不能以出身富家豪门而滥于表扬，勿辜负其教化民众，真心实意表彰道德从善的旨意。

雍正的谈话，表达了一个崭新的治政思路：道德教化、移风易俗，将是新朝治政的国策；道德教化不限于各级官吏的德政训导，要广及普天下之平民、蒙童；不拘于一城一地，须深入民间、山村僻壤；教化之内容是忠孝廉节，鼓励为人至孝至善。礼部应承担道德教化的职司；各省封疆大员须亲力亲为，不得敷衍搪塞，不准虚假作伪；表彰孝廉不准有性别、贫富、贵贱之歧视。

雍正对移风易俗的道德教化作了如此充分的深度思考，这在清代历朝可称是破天荒的。历代封建帝王论治政国策，总是将国强民富、太平盛世列为终极目标，较少提及社会的和谐，而系维和谐社会的则是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以及民习风俗的教化。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熏陶的华夏民族，孝廉节义则是系维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雍正整顿吏治，治理国家的同时，将目光投向民众的伦理教化和道德建设，是很有智慧的。这是为实现国强民富的政治目标，提供必要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历代帝王尚未思考而留下的治政空白。

对礼部作了充分部署后，雍正召集内阁大臣，为造势道德教化作了一次动员，就教化的内容、含义作了精辟的解读。

由头是新开科进士的应试论题。新朝开恩科，论题是：宋代儒贤说文人应有礼义廉耻。雍正亲自抽阅试卷。诸生答卷的文章工夫优劣有别，但文义均无新见，鲜有文题中的意蕴，除了背记词章的老生常谈，便是枝微末节的咬文嚼字。雍正就此借题发挥，说了一通道德教化的题中之义：古代人常言礼义廉耻，系维国家的就是这四个字。道德之天下，四海之民众，教化皆在范围之中。上至圣启，下至人臣，均应以礼义廉耻之教化为要务。

破题之后，接下便是一番颇具哲理的演说：

言礼。礼可分大小。大者“立教明伦”，使天下人尽知为臣忠、为子孝。小者“进退周旋，俯仰揖让”，举止谦和，彬彬有礼。也就是从大局而言，遵礼是让民众立道德风俗，明悉伦理规范；若小处着想，则是熏陶个人谦恭的修养。

解义。大义，“开诚布公，荡平正直”，让天下人无党无偏，和衷共济；小义，则是“诺不欺，出入必谨”。大义说的是追求公平、正义，人际真诚互信，不偏不倚；小义则讲究个人谨慎，不以力制人，不以财欺人，不以势压人。前者是指社会诉求，后者则是个人行为的约束。

说廉。大廉，“理财制用，崇俭务本”，致力天下人均能富足，“路不拾遗，盗贼不生，争讼不作，贪官污吏无以自容”；小廉，“箪食豆羹，一介不取”。朝野若能倡守崇俭为本，力戒奢华侈靡，就会培育出淳朴的民风，廉洁的官风；廉洁自好的个人，也应该不取非分之食。

论耻。大耻，君者“以不为尧舜为耻”；臣者“以一夫不获其所为耻”。小耻，“不失言于人，不失色于人”。君、臣若不能以善政而治天下，不能实现朝野、万民的和谐，则是治政者的耻辱。而言不能信者，行不求果者，则是个人口是心非之耻辱。

雍正从全局、论政、君臣，以及个体、社会、庶民等不同层面诠释礼、义、廉、耻所包容的内涵，将道德教化的内涵、外延阐述得如此透彻和精彩，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文采的光鲜度。

雍正在演讲中反复强调，道德教化，只要朝野一致，君臣一心，经几年努力便可使道德风貌焕然一新。人心风俗蒸蒸日上，大清盛世指日可待。雍正演说的结语充满着激情和期盼。可以猜想，御前聆听的大臣们一定是热泪盈眶，但各人的心理感受也一定是五味陈杂。

雍正的演说，表达了他对造势道德教化的判断和决策路径：

自朝廷重臣至科举新进入仕者，对道德教化、移风易俗之要义认知不足，知之不详；

道德教化应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道德追求、伦理价值取向及行为规范去改造社会风尚及个人的修为；

道德教化是全民教育，涵盖臣、民各色人等，不同对象的伦理规范应有各自的准则和操守；

道德教化要有理想目标的追求，更要有道德底线的坚守。礼、义、廉、耻所倡导的是教化的目标，也是道德底线的界定。

这些可以看作雍正朝推行道德教化的理论大纲和实施指南。雍正在演说中有两句话颇耐人寻味：朕自身体力行，为天下先；诸王、内外大臣，文武官弁与乡绅富户，当深体朕心，钦遵朕谕，期共勉之。君臣共勉，是在表示其推行教化的决心，也是告诫朝野，除全力以赴，别无选择。在语切情恳的背后，却是冰冷的压力。

从《清史纪事本末》的记载上得知，雍正推行全民道德教化的第一步是启蒙教育，选择示范读本。

雍正元年五月，指示礼部尚书张廷玉，确定《孝经》及康熙钦定的《孝经衍义》为全民启蒙读本。《孝经》乃是儒家典籍，被列为四书五经同等重要的七经之一。《孝经衍义》是在《十三经注疏》的基础上，对《孝经》作诠释，为康熙所认可。作为启蒙读本，雍正又亲自为《孝经》作序，直言《孝经》是彰明规训，启蒙民众，详述家庭、国家伦理的必读课本。为何首选《孝经》?雍正对张廷玉说得很明白，“《孝经》一书与五经为并重，盖孝为百行之首”，也就是，百善孝为先。孝道之伦理涵盖全民之人伦、全社会之风气，故而，道德教化就是以“孝道”破题，开启民风德修教育。礼以孝为先。孝之传统，是弘扬尊老敬老，引导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雍正对草民社会不先宣“忠”而首选宣“孝”，将社会稳定作为道德教化的重要归旨，乃是睿智所容也。当月，经雍正批准，礼部刻印满、汉文版《孝经》及《孝经衍义》颁布全国，成为全民读本。(www.daowen.com)

雍正要求礼部采取两项措施让道德启蒙教育深入人心，使天下之人都能阅读背诵，作为修身务学之本。一是明令各地私塾学童照本习读，能记能背；二是谕示各地乡试、会试，恢复《孝经》为题。学童、士子教育的普及性、广泛性会牵动每家各户。无论官吏富绅及庶民，均应阅读熟记，照章履行。

当然，启蒙教育要入耳、入脑，易记能懂，符合平民和幼童的文化认知程度。为此，雍正再三提醒张廷玉，庶民的道德启蒙如同学童习读背诵那样，需要谆谆引导，不厌其烦，让庶民真正懂得一些浅显的道理，诸如要懂得与人为善，必有好报，待人凶暴，必将得祸，等等之类。而照本宣读，教条式的宣讲，不接地气，称不上真正的道德启蒙。雍正对张廷玉的指导可谓思维缜密，用心良苦矣。

雍正多次规定，各级官吏在道德教化中须做到身体力行，为平民起表率作用。此说并非是套话、空话。

雍正登基不久，江宁织造衙门按内宫惯例进贡绣品示贺。此次上贡金银线绣织的黄龙袍达九件之多。外省督抚也纷纷进贡，香囊、宫扇、玉雕之类饰品不计其数。装饰华丽，雕刻精工，堪称华粲、工巧、奇观。雍正对进贡之风甚为反感，就黄龙袍、玉雕等贡品借题发挥，下了一道长谕，言称，贡品是开风俗奢侈之端，助长华靡之风。为政者须牢记“治天下之道，莫要于厚风俗。而厚风俗之道，必当崇俭而祛奢。若诸臣以奢为尚，又何以训民俭乎”?当官的以身作则，防微杜渐，先树崇俭之政风，才能教化民众励行道德新风。身体力行者，应为天下先。禁贡品虽小事，却事涉民生风俗者至大。为君、为臣均应自正其德。

由进贡惯例而导入整饬政风；教化民间移风易俗须先端正君臣政风。雍正禁贡品的亲自示范，对朝野的道德教化是一种警示，也是一次造势。

君臣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是道德教化的一种表率；树立民间典型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示范。以民间扬善的典范导引民众的伦理取向，可取得家喻户晓的理想效果。在这方面，雍正是下足功夫的。

河南省孟津县有个名为翟世有的市民，拾得陕西棉商路经孟津县遗失的货银一百七十两，竭尽心力寻访失主，经历数月，终得以归还遗金。失主欲赠银答谢，翟氏却分文不受。雍正朝初期，一品大员的年俸仅一百八十两，翟氏所拾遗金可谓是一笔巨款了。翟氏拾金不昧的义举清操在陕、豫两省引起轰动，坊间广为传颂而成为美谈。雍正从河东总督田文镜的奏报中悉知详情，立刻下令表彰嘉奖，指示河东总督在省府官衙亲自宣读嘉奖圣谕，并造势宣传，让翟氏的事迹家喻户晓。

雍正在嘉奖的诏谕上，给翟氏以最高褒奖：天下能否太平在于民风习俗，而风俗的教化在于端正人品。翟氏守法奉公，安分知足，则不贪苟得之财，不为非理之事，昭示了社会风气之祥和，但是像孟津翟氏淳朴作风还不多见。雍正期盼拾金不昧之行为能蔚然成风，形成天下太平，人心向善的淳朴民风。溢美之词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差一句：翟世有乃钦定道德模范了。经这番造势，雍正又助推了一把，钦赐翟世有七品顶戴，赏银一百两，表彰其善良品德。奖励之重令朝野惊叹不已。雍正赐官赏银在民间的影响远远超过拾金归主。造势翟世有的意图就是让民众有效仿之榜样。人人学习，自觉效仿，道德的教化效应就是应该如此。

雍正二年，京畿四郊受水灾之害，灾民纷纷逃荒，流向京城乞讨度灾。一些富绅主动捐款设普济堂、育婴堂，救助流民及散于坊间的弃儿。雍正认定此乃是善举、义举，立刻下谕礼部给捐款者建坊立碑刊刻姓名予以表彰，同时要礼部督责各省督抚大员，凡募捐施善者，均仿照京师之例办理，以期营造“起其仁心，善于为善”的社会风尚。

同样，江南诸府县频发水灾，松江、苏州、常州等地乡绅慷慨解囊，资助米粮赈灾，施医捐药治疗流行病疫。雍正接报后谕示内阁：“以此拯灾扶困之心，不愧古人仁血之谊，风俗淳厚，甚属可嘉。”他要求两江总督亲赴捐施之府县宣读嘉奖诏谕，按捐助多少者论赏。少者给予匾额，免其差徭；多者申报礼部，另行奖励。清廷对捐施乡绅的回报远超过其付出。雍正看重的，是施捐之善能教化一方社会的淳厚民风。

若说，扬善旨在导引教化的伦理取向；那么，惩恶则是确立教化的道德底线了。雍正造势惩恶纠俗也是不遗余力的。

雍正三年，江南发生罕见水灾，朝廷蠲免当年钱粮税赋。苏州、松江两地知府涕感皇恩，以表崇敬，便发动富绅、乡民诵经立碑，盖造龙亭，聚会演戏。这在清代官场是习以为常之举，说白了是拍皇上的马屁。雍正却在纠俗上做起了文章。雍正训斥苏、松两府：蠲免税赋是朝廷顾及民生，并非有恩于苏、松两府，尔等撰文以祈朕有福是曲解朕之本意，崇尚圣上是虚伪之恶俗。雍正未扣上欺君之罪，算是客气了。雍正将话锋转到了道德教化。自己临御以来，晓谕天下人民务本重农，力行节俭，而建造碑亭，聚众演戏，更属奢靡浪费，此是江南苏、松地区的恶俗，概行停止。雍正连带该省督抚一起问责，力行节俭是其晓谕天下的底线，不容触犯。

又如，赌博是伤风败俗之恶习。聚赌诱发为匪作盗，作奸犯科。社会治安的失控，放僻邪侈之事均由赌而起。其涉及社会面甚广，痼疾顽习甚深，历朝历代都未能禁绝。因此，禁赌、戒赌也是雍正道德教化的一道底线。

雍正在禁赌的律令中，特别强调，偷盗赌狎均是有伤风化、损害礼义廉耻道德的恶俗，现列为禁区，朝野官宦无不例外：读书居官之人沾上这个恶习，必然丧失良知，志气消沉，昏庸迷失，何以能上进！若说，庶民参与赌博是道德教化的底线，官宦、士绅参与赌博则被列入违纪犯法之禁区了。

维护道德底线需要建章立制，奖惩制度化，方能使教化常态而持久，用今人的话来说，是要建立长效机制。

诸如，历代王朝禁赌不绝的现状引起雍正的反思。雍正七年，指令礼部制订“禁造赌具劝惩之例”。规定，劝惩赌博须清其根源。查获赌徒，必查清赌具之由来。一旦查明赌具出于某县，该县知县以渎职例革职，知府革职留任，督抚司道各降一级留任。地方官员能缉拿赌具制造者，各加级奖励。此规定于雍正八年起实行。雍正立法、执法显示了铁腕手段。但平心而论，这种强制性的规定仅是短时的威慑而已，未能根本改变历代禁赌不绝的状况。

相比之下，雍正推广“乡约”制度，对移风易俗的道德教化更有实效。康熙年间有个大乡的村庄。村民和睦相处，自动发起签订“乡约”。所谓“乡约”，是同乡同村人共同遵守的道德规约。签“乡约”者须恪守承诺，如德业相助，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劝人为善去恶。康熙朝大乡的村民还将组织阅读康熙帝亲撰的《上谕十六条》列入“乡约”。雍正认为，起自民间的约定俗成是道德教化的最佳形式。于是，下令礼部积极推广“乡约”，并给予指导，让建立“乡约”的乡村、坊间均备置两种簿册，一记善行，一记过恶，以便规劝与奖励。记善、记过由民间自行实施，规劝、奖励由府、县官衙责成。官民共同建章立约，其效用可消除对行政强制性的抵触，使道德教化成为民众自觉的行为。这确是一个高招。

雍正造势道德教化可谓深思熟虑，谋划周全。教化之内容、目的，树立典范、官衙承担的职责，配套的建章立制，乃至营造氛围等均有具体谕示。推行教化按部就班，深浅兼顾，有声有色。如此精于谋划，规模宏大的全民德化教育实为旷古未见。

更为令人感叹的，是雍正执政的最后一年，在其患病期间仍不忘道德教化事宜。雍正告诫诸重臣，“屏弃虚文，敦尚实政”。“风俗淳良”，“则和气致祥，天道之感应，捷于影响”。也就是，道德教化、易风移俗，非一朝而就，是长时期的，不能追求立竿见影；要见实效，立为实政，不能作秀、做假。雍正要求将这一谕意刊刻发布，务使远乡僻壤人人知悉。这也算是雍正的一个政治交代吧。

雍正不遗余力造势推行道德教化，已超过一般的政务治理。其目的究竟何谓?有些史学家会作这样的论断，雍正之举纯粹是要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以封建礼教灌输、约束民众，达到稳固大清江山之目的。这一点，雍正在给张廷玉的指示中也说得很明白：教化之义乃是“明伦纪”、“维朝纲”。这样的评说不能判其错。否认这点，雍正不是封建帝王，倒成了现代革命者了。但恪守这一教条，去评析雍正的治政策略，也会陷入庸俗的政治实用主义的泥潭。历史没有镜鉴的价值了。

雍正造势道德教化，阐明了一个历史的逻辑：国家的兴衰，民族之强盛，均与社会道德风尚息息相关。无论是新桃换旧符，还是社会变革，一旦道德伦理失范，道德底线沦陷，见利忘义不以为耻，侈靡奢华引以为荣，权力寻租不以为耻，恶习得以蔓延，江山社稷岂能长治久安?道德沦丧与政治窳败往往是一对双生子，互为因果。雍正治政意在救赎。就这点而言，乃是历史的进步。而他推行道德教化之谋略，宣传造势、启蒙教育、立章建制、讲究实效、杜绝作秀等决策，对时下的社会都有镜鉴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