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创建了大清朝第一个太平盛世。但也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官吏腐败。尤其是晚年，他倾心培养的接班人皇储胤礽骄奢，结党营私，使其昼夜不宁。宣布废储后，诸皇子争储，党丛屡出，相互攻讦，康熙的精神焦虑及宫廷内乱，致使政务懈弛，吏治陷入混乱。

引爆康熙朝官吏腐败的诱因，是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元年，国库储银仅存八百万两，各道府州县连年亏欠。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钱谷甲天下的富庶之地江苏积欠钱银高达一千六百余万两。山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报奏，亦欠征千万余两。财政亏空的背后，则是自上而下的官吏腐败。

雍正在嗣统之前，十分关注民生，事无巨细，必定亲历造访体察。故而对各地征收地丁钱粮，其征入支出的账目了如指掌。诸如，江西省漕运粮食，应支付修理船舱及拉纤民夫等费用，均被胥吏扣克。自康熙十八年至四十五年，被扣克钱银已达五十一余万两，粮米六十一万石。雍正对这些账目要比专司财政的户部还要清楚。

雍正常在官场行走，熟谙官吏种种舞弊。官事不告示于民，热衷暗箱操作，便是一弊。税赋名目、数量，减免税项因未作公示，而让胥吏得以钻空子作奸。诸如，巧立名目，串票洗钱；另立私册，超额征税；免征税赋，实征归己等已呈常态化。各省督抚大员对司库积欠、亏空习以为常；各行其是，功过不分，奖惩无术。积欠之弊已成为清朝官吏贪纳成习的潜规则。雍正对官吏腐败深恶痛绝，怒斥“官吏因缘作弊蠹国害民”。

其实，康熙执政并非怂恿腐败。他曾屡次诏谕倡廉惩贪，勉励勤政、廉政。康熙四年，谕示吏部：“民生之安，由于吏治之清浊，令惩治贪污。”官吏是否清明，是否严令惩治贪污，事关民生安定，社会稳定。但因四辅臣专权，公权私贪，官场腐败盛行。惩治贪污之诏谕成了官样文章。八年，康熙亲政，又宣诏天下，令内外文武各官殚忠尽职，洁己爱民，告诫如不遵行，国法严惩。但宣诏仅仅停留在道义的诫训上，对积弊甚深的官场并无实质性的震慑。到晚年，官场恶习成疾。官吏或借名庆生，贿赂上司，以搏升迁；督抚提镇地方大员索贿部属，行贿京官；监察官纠疏甚少、含糊结案，实是包庇。连康熙也深感头痛：“此等情弊，深可痛恨。”

雍正不然。他的治政之道是“除弊方能立政”，除弊须施以重拳。据记载，雍正元年至四年，在全国开展清查亏空，治理官吏腐败。所谓清查除弊，用今人之语解读，即是审计反贪。雍正的“除弊立政”颇有章法，自上而下，全面察查；罪罚分明，严惩宽恕相济。

雍正对清查积欠钱粮划定一个界限：康熙五十年之前的积欠全部予以蠲免，以体恤民生；之后的赋税必须清查追赔，分年缴征。鉴于钱粮亏空、拖欠之弊由来已久，积习相沿，故而明确清查的重点：一是清查官吏侵蚀挪用之弊；二是厘清民欠实征：将农户已缴纳、积欠的钱粮，以及每年蠲免、应纳之数张榜公示，防止州、县官吏重复征收，敲诈侵吞，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为避免各级官吏暗箱操作，营私舞弊，雍正特下谕：告知天下，晓谕朝野，派遣能吏异地清查，限定三年内治弊取得成效。

雍正的清查并非流于表面文章，其实施的举措也甚是到位。(www.daowen.com)

遣能吏专责分查，是其一。建立由内阁大臣、分查大员、协查人员组成的三级钦派清查队伍。各部内阁大臣应轮流出京查责。若在分查大臣等不足用或不得力时，可由察查重臣另行保举。察查的重点是省、道、府、州、县，此是将地方负责官吏列为清查对象。这可谓是雍正的创举。

江苏省素有鱼米之乡的称誉，但钱粮积欠、亏空最为严重。雍正将该省列为清查重点，派遣亲信近臣吏部侍郎王玑、刑部侍郎彭维新领衔清查总理大臣，江苏巡抚尹继善、御史伊拉齐、布政使赵向奎协助。另从各省抽调能吏任职江苏各府、州、县的分查大员。如浙江杭嘉湖道王湘淮清查松江府；苏松粮道冯景夏进驻常州府；汀漳道朱鸿绪负责镇江府；湖广岳常道温而逊查太仓州。再从内阁六部调四十余名属员分赴各府所属县衙协助清查。浙江总督李卫代替朝廷作统筹协调。清查声势之大，官员阵营之强实属少见。更为令人瞩目的是，所派遣的总理大臣、分查大员、协查人员很少与江苏省、府、县官员有牵连，有助于秉公处置。江苏督、抚、藩司仅作配合，在清查大臣的制约下行联络之责，有效规避了本省官吏上下勾连，亲疏庇隐的嫌疑。江苏的清查也确实效果显著。据清查大臣彭维新的奏报，江苏钱粮积欠达千余万，均是征收中弊端所致。粮户不载真实姓名，使官得以任意收侵，吏得以恣意私吞。仅仅官吏自首侵吞白银便有二百四十万两。清查将官侵、吏蚀、民欠三项得以明晰厘清。雍正旋即将江苏清查通晓内阁各部院、各省，谕照例督办。由此，清查积欠自江苏而推向全国。

自首者宽免治罪，是其二。凡侵吞钱粮之官吏人等，准其自首，且从宽治罪。执迷罔悟者，不行自首或自首不实，将按律科断，严惩不贷。为营造社会舆论之压力，雍正特谕清查、惩办结果均须公示，做到家喻户晓，让远乡僻壤都能知晓，由民众开展社会监督。清查时限自康熙五十年至雍正朝，积累达数十年，其间侵占贪纳的官吏不计其数，单就江苏省查出贪官污吏达上千人。湖广总督迈柱也报告，自康熙五十五年到雍正四年，两省积欠银八万九千余两，其中官吏侵蚀、豪绅包揽者竟达三万余两。百姓欠款不过十分之二，官吏侵蚀却有十分之三。要一应惩处，监狱人满为患，也会引起官场地震，有碍政局稳定。雍正采取贪侵官吏自首，宽免治罪，也是明智之举。但宽免之前提，必须按年份交纳；若自首不实，积欠追赔不到位，则从重从严惩办。

罚罪并责，是其三。贪污公款粮谷者，从严治罪。轻则罢官，重则处死，并追补亏空。清查贪污的重点，是主管财政的户部、各省督抚及府、县等官。雍正继位前，便耳闻户部司库亏空。在清查江苏省的同时，即令怡亲王胤祥负责清查户部司库。结果查明亏空高达二百五十多万两。胤祥曾建议，着户部以办公杂费逐年填补，分十年抵清。雍正批之不可。主管国库之户部堂司官员，任意侵渔，此时置之不问，令其脱解事外，国法安在?着令将徇情包庇的户部尚书孙渣齐革职查办，孙渣齐及历任户部尚书连坐以家产赔补，部属各官名下应追银两，照所派数目从速交纳，且以一年为限，应追立项不足完纳者，按律治罪。江苏积欠钱银达一千六百万两之巨。巡抚吴存礼被革职，布政使李世仁解任，查封家产，赔补亏空。山西巡抚苏可济任职十余年，勒索各府州县纹银四百五十万两，致使山西财政亏空。苏可济被清查，抄没家产处斩。山东知府、直隶知府已离任赴新职，审计清查出钱粮亏空，则按半补赔后才得以履行新职。雍正四年再次重申：凡遇亏空实系侵贪者，定行正法无赦。总督、巡抚若为属下庇隐，将侵吞说成因公挪用，亦严加处分。

查窝案，按责处置，是其四。省、道、府、县钱粮亏空，总不出侵贪、挪移之弊，而且官吏勾结，窝案居多，经办之胥吏也从中作奸分肥。为此，雍正下令，按责处置不得遗漏经承库吏、经管仓库之人。胥吏作弊，一同监追。湖北省原布政使张圣弼等侵欺库银亏空案发。经清查，原任总督满丕、巡抚张连登、布政使张圣弼、粮驿道许大定上下勾结、侵蚀欺罔，共亏空库银三十一万四千余两。按律例，涉案诸官被抄没家产填补，革职问罪，首犯张圣弼处斩。内务府官员张鼎鼐、张常住、李朝伙同作案，冒领银两达百万余两。内务府系朝廷要害部门，官员竟然奸猾巨蠹，则令处斩以足所儆戒。

雍正“除弊”四年，先后查案达三百八十三件，肃贪成效显著，各省吏治渐清，达到奖廉惩贪的预期。除弊后，国库储银由八百万两骤增到五千万两。康熙晚年，吏治懈怠，积弊甚多。雍正则拨乱反正，整肃吏治，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有历史学家评说，“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也许过于夸张，但除弊方能立政，不能不说是雍正的一大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