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得助于两个难得的人才。一是明崇祯朝的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一是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的部将施琅。皇太极、康熙尊贤举才，彰显了清初建国立朝的开明人才政策。

在皇太极之前的努尔哈赤时代，曾立下举贤贬奸、奖惩分明、赏赐官将等六条用人原则，但对满、汉两族官员的使用，却是泾渭分明，等级有别。后金政权倚重骁骑善射的武力，对汉人官员颇多歧视，防范重于使用。狭隘的民族偏见，常使政策走向极端。诸如，私通明朝的汉人，不论其是否满腹经纶，均尽行处死；汉人官员死后，其妻儿充作满洲贵族的家奴。保守的人才政策，堵塞了贤能之路。皇太极却深谙一个道理，单靠马背上的骁勇，无助于统一天下。治理国家，唯有包容、开明，吸纳五湖四海的贤能，才能建朝立国，长治久安。尤其是，需要倚重、笼络熟谙明末朝政及中原情况的上层汉族官员，确保清军决胜于中原。显而易见，皇太极的用人谋略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功利性。

明末重臣洪承畴降清被皇太极重用，授以率汉军镶黄旗之重任，开了清初启用明朝重臣之先例。崇祯十三年，明、清主力在关外锦州、松山进行一场生死决战。洪承畴受命督师，率吴三桂等明军八总兵，十三万步骑死战。清军统帅皇太极率部突袭洪部，吴三桂竟弃洪不顾，落荒而逃，明军由此大乱，终而崩溃。崇祯十五年，洪承畴被俘。皇太极看重洪承畴的军事才能，以及其在晚明朝野的影响力，竭力劝降，赐其高官厚禄。皇太极的尊贤举才得到了丰厚回报。洪承畴为清军入关，逐鹿中原，出谋划策，并利用在朝廷的人脉关系及影响力，招罗故旧及部属归降。洪承畴的活招牌引发“羊群效应”，明末的重镇将领、抵抗力量大多步洪承畴之后尘效力于新朝。在洪承畴的辅佐下，清军得以顺利攻入北京，立朝于紫禁城。

康熙举贤施琅则开创了“诚和”尊贤举才的新风气。施琅仅是郑成功的一名偏将左冲锋，论官职、人脉关系、个人的影响力远不及洪承畴。施琅虽有才略优长、熟习军事之才能及丰富的实战经验，但未必能起到类如洪承畴影响全局的作用。但康熙举贤施琅所费之心力，所显之智慧远远超过皇太极。

施琅效力于明臣郑成功，因无辜被卷入郑氏家族的内乱遭贬而不得已投诚新朝。康熙摒弃庸俗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评判，将施琅看作是一个将领的怀才不遇，新朝应看重其才能而复用。康熙以“诚和善治”为执政国策，尊贤举才也纳入“诚和”之道。正是这一以诚举贤的人才谋略，才使施琅得以施展一生抱负，为清朝攻下台湾，统一中国立下了奇功。

康熙初识施琅是在康熙四年。在此之前的顺治朝，郑成功起兵抗清，在福建沿海坚持十余年。尔后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病逝后，其子郑经继承南明延平郡王之位。清政府屡次派遣官员招抚，郑经以不剃发，不易衣冠，不称臣进贡为条件，拒绝招抚，坚守台湾，与清廷对峙抗争。康熙初期，索尼等四辅臣专权，对台湾郑氏一味采取招安之政策，造成海峡两岸的长期对峙。康熙四年，清政府两次派员赴台湾招抚，郑经均以台湾远在海外为由，坚持按属国朝鲜之惯例称臣进贡，致使招抚无果。时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请缨率师出征。施琅上疏：“为今之计，顺则抚之，逆则剿之。”若任其放任生聚，实是养痈为患，不如率军进剿，以绝后患。

施琅的请缨却因其有投诚的前科，又且是郑氏旧部，与郑经部多纠结个人恩怨，而遭到朝廷重臣的颇多质疑。康熙却另有思谋。他认为，统一台湾事关重大，要统一台湾关键是要选用能担当大任之贤能。而选贤举才不能凭空“遥定”，施琅远在福建，对其军事素养、谋略知之不详，不宜草率判断，须作亲自考察，对施琅的请缨之议须来京面奏而定。康熙对人才的判断有着自己的底线，正如先哲所言，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亲信说该人贤德，未必可信；朝廷众臣说贤者可荐，也未必可信；唯有亲自考察后，确定是贤者，方可重用。如此，才可以成为明君。康熙认定，对人才的全面评估应建立在慎审的基础上，评估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德贤，二是才能。列德而尚德，即使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市井民夫，只要有才均可荐举。这是历代先哲的经验总结。德才兼备的贤能，不论其身份如何，都应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委以重任，赋予相应权力，让其竭尽之能。人才流失或用人不当，均是因为不经审察，失偏于“任私议”。康熙令施琅来京面奏，正寓意着他对尊贤举才的渴求和慎审。

施琅到京，向康熙面呈《尽陈所见疏》。在折奏中详细分析了清廷历次招抚未果的原因，福建水师与郑经守军的力量对比，郑氏家族的内部矛盾和隐患，以及分兵先取澎湖，后重师登陆台湾的作战方案。尤其是，以大军压境逼迫郑经投降的“因剿寓抚”之策，甚是深谋远虑，独具灼见。施琅秉性耿直、率真，对康熙的咨询，直抒己见，毫无保留。更为难得的是，陈疏没有丝毫流露郑氏家族对其个人恩怨之偏见。康熙对施琅之德才十分赏识，直言无忌显示其率真无私的品行，“因剿寓抚”之策，显示其独特的从政才干。康熙考察的结论是，施琅是难得的特殊人才，“因剿寓抚”则被确定为统一台湾的基本战略方针。

施琅面呈考试博得康熙的信任，被任命为靖海将军，统领水师，进剿台湾招抚郑经。康熙四年，施琅初次攻打澎湖却遭遇风向突变、骤降暴雨的意外事变。飓风恶浪致使水师人仰船倾，舰队被冲散，无功而返。施琅的失利，引来四辅臣的竭力抨击。四辅臣以未战而船毁兵亡之罪，请旨撤革其福建水师提督之职，认可郑经藩封世守台湾，福建沿海只设总兵镇守海防。

康熙在复杂的君臣博弈中充分凸显了他的政治智慧。他意识到辅臣专权，朝政难以统一。在统一台湾之前，当务之急是解决归政问题，整顿朝政。面对朝廷争执和辅臣的指摘，康熙冷静决定，暂且搁置剿抚台湾之议，施琅过失非指挥不当，乃是气象莫测之祸。下令调施琅回京，授为内大臣，留在身边待用。康熙以挂衔虚职平息朝臣不满，让施琅避开政治漩涡，给予保护，不因其过失而横加指责，疏远而弃之。康熙对待施琅的失误显示了举才尊贤的宽容和胸襟，并采取得体的保护措施，这是清代绝无仅有的。(www.daowen.com)

施琅第二次复出，已是康熙二十年。主政台湾的郑经病逝，引发了郑氏家族内部又一次动乱。继承郑经之职的长子郑克被叔伯们密谋刺死。被拥立为王的次子郑克塽年仅十二岁，性格懦弱，毫无主见，台湾政务陷入危机。康熙认为统一台湾的时机已成熟，遂决定趁机攻打澎湖、台湾，命福建总督姚启圣率绿旗舟师剿抚并用，安定海疆。总督姚启圣、大学士李光地先后力荐施琅复任水师提督，率师出征。至此，施琅已留京“冷冻”了十三年。康熙为创造让施琅复出的机会，扫清舆论障碍，消弭朝廷重臣的猜忌和不负责任的指责，便将保荐之议交朝廷内阁重臣公议。在取得统一意见后，即予以重任，委施琅为右都督兼任水师提督，加封太子太保，统领舟师。在施琅离京赴任前，康熙特意召见，深切训勉：“尔宜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寇氛一日不靖，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朕委任之意。”这既是寄予期望，更是赋以信任。其间，不乏康熙真诚之情的表露。

在部署平定台湾的作战计划中，姚、施出现了分歧。在关键之际，康熙一如既往给予支持。施琅受命督领水师征剿，要求朝廷明确地方大吏总督、巡抚的责任，不能让水师单兵作战。康熙认同施琅的意见，明确总督姚启圣统辖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巡抚吴兴祚统筹钱粮，不参与进剿。施琅再次奏请，进剿作战，将帅配合也应有分工；姚因生长在北方，海战并非其所长，希望康熙帝“免其躬率偕行”。施琅的意图很明确，让不熟悉海战的统帅指挥海战，必将事倍功半，阻碍指战员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这正是一个真正军事家的素质，且又敢于不徇私情，冒犯力荐他出任提督的姚启圣，凸显了其无私则刚的秉性。但施琅的奏请深深刺伤了姚启圣的自尊心，对施琅不合人情之举牢骚满腹。施、姚在攻台方略上的分歧和失和，以及冒犯地方大吏的奏请更激起朝廷大臣的不满和非议。施琅为坚持己见，再次上《决计进剿疏》，立下军令状，请求独任进剿台湾。康熙再次召集朝廷内阁会议讨论施琅的奏疏。康熙启动公议程序支持施琅，其用意是要求朝廷重臣抛开政治上的功利，坚持以真诚尊贤举才。没有真诚之心，即使是用人，也是得不到人才的忠诚回报，自然不会有鞠躬尽瘁的自觉。善于揣摩圣上意图的朝廷命官们自然不愿自讨无趣了。大学士、兵部尚书明珠带头表态，内阁会议一致同意，为施琅排除了一切个人情感纠结的干扰。康熙最后下令，由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总督、巡抚只需负责接应粮饷。

施琅的实际表现证实了康熙决策的正确。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召开各镇、协、营官兵的出征动员大会，严申军令，发布查定功罪、赏罚官兵的条令，于十六日从福建铜山起锚向澎湖进发。施琅亲驾战舰，在澎湖前线侦察，细观阵势；在双方激战、炮火列阵中，身先士卒，驾船突入。清军士气大为高涨。因备战充分，指挥得当，仅花五天时间就攻取澎湖三十六岛屿。施琅攻入澎湖后，出榜安民告示：列岛商民，各宜安意生业，耕渔足事，蠲免三年徭税差役。施琅在军事上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以及休养民生、安抚民心的举措，使据守台湾的郑部震慑无措，守军众志瓦解。七月，郑克塽率部正式降清。郑氏集团与清政府对峙二十余年，不乏双方胜负各半的交战，现仅一个月，台湾和平复归统一。施琅的功绩不可谓不奇，不可谓不大。

施琅代表清政府进入台湾，发布《安抚谕诚示》，令台湾地方官兵平民各自安意乐业，并严饬清军遵守纪律，官兵不许占住民房。乡社农耕渔捕，载运米谷蔬菜，出入港澳，均听民便。农工商贾经营市肆，若遭骚扰强买强卖，各巡差应予严惩。同时，又颁布《严禁犒师示》，劝训各乡社保甲长不得借犒师之名对乡民索派。施琅入台，不以胜利之师耀武扬威，而是以亲民之师获得台湾民众壶浆相授的夹道欢迎。这与顺治朝绿营入嘉定“三屠”，杀戮二十余万人形成鲜明对照。康熙重用施琅不只是统一了台湾，更是在人才谋略上为大清朝的文韬武略树立了一个样板。

若将康熙、皇太极作番比照，同样是尊贤举才，两者的谋略和智慧迥然各异。皇太极较多的是功利主义。重用洪承畴，目的是利用其个人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招降更多的明朝官将为清朝所用。对洪承畴的信任却隐藏着权谋的控制。洪承畴被俘，曾有两年不服降清。皇太极却抓住其人性之弱点使之屈服。清史实录中有两处记载。一是洪承畴求生欲望强，不屈求死仅是表象。皇太极便礼贤恩厚，亲临囚室，脱下身上貂裘亲自给洪承畴披上，以示人情感化。二是洪承畴喜欢美色，皇太极选二美女服侍。由此牢牢控制住洪承畴，满足其私欲为大清朝效力。清初政权刚建，汉族官员还未真正站稳朝政。洪承畴的人性缺陷还得收敛和掩饰，若让洪承畴长寿些，在政治窳败的官场中，难保不是一个大贪官。

康熙的尊贤举才则不然。贤能人才的取舍以德为先，德以处事，事心度功，功以食民。也就是，德的标准是考量其能否以识大体、顾大局之伦理精义，规范处事行为；不以一己之恶好论事断事；建功立业，不以个人的名利为重。

尊贤举才以德为先，这在讲究德训的儒家传统里乃是人人皆知的道理，而康熙与众不同的是，举才除以德为纲，还须建筑在“真诚”的基础之上。真者，精诚所至。不真不诚，不能感动人才，信服人才。若以行政命令强用人才，未必能获得贤能俊才的真心回报。

东汉末年，刘玄德起兵兴汉，举贤孔明，真情之至。后者为建蜀汉，一生鞠躬尽瘁。一篇《出师表》可谓呕心沥血。曹孟德招贤徐庶，先掳徐母作人质，只换来“身在曹营心在汉”。康熙是否读过《三国》无从查考，但他深谙此真义：尊贤举才，不掩饰，不作秀；不诚则疏，不诚则卑。唯显真诚，才能使贤能竭尽其才，鞠躬尽瘁。这既是康熙“诚和善治”的政事之本，也是其用人之道。康熙尊能举才尽显真诚的经验和智慧，应为今日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