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初创了大清朝的盛世。其诚和善治得到历代史学家的称颂。为稳定大清政权，康熙将“圣朝文治”纳入政务善治的范畴。所谓文治，是将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列为安邦的治国要务，可以说，文治之举开创了大清朝盛世修典的治政先例。

康熙文治的最大功绩是修史集典，发掘、整理历代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其中，编修《明史》，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等重大文化工程，堪称中华文化史上的卓越成果。有史学家评点，称康熙的修史集典是出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理政的需要。此说不够全面。顺治朝“首崇满洲”的国策，禁毁汉学书籍，实施以满制汉的文化压迫，造成汉满对立和文化隔阂。康熙施政，除推行诚和善政、蠲免税赋等安抚政策，以消弭汉满对立外，一个重要国策便是推进汉文化的传承，消除文化隔阂，达到安邦兴国的目的。康熙力主修史集典，不仅是调和汉满文化的功利需求，更是吸纳汉文化的伦理观念、道德准则、施政治国之道，以维系大清朝政治、文化的统治地位。文治安邦是有意而为之，绝非个人文化偏好所致。

修史，是历代新朝帝王登基必做的功课，对前朝的历史实录和评估，作为今朝治国安邦之镜鉴。编修《明史》始于顺治朝，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阅时近百年。而《明史》蓝本的编撰、审定则在康熙朝，雍正、乾隆朝只是作局部删改、修订及刊印而已。

清廷于顺治二年宣布开馆编修《明史》，以明末遗臣、清弘文院等大学士冯铨、洪承畴为总裁负责编纂。至顺治九年，《明史》馆却因久淹岁月，残缺明代天启朝实录及崇祯朝的史料，难以编撰之由而束之高阁。顺治朝修史无果而终，既有史料不备之虞，更有敷衍其事之因。清廷诏修《明史》，纯作履行旧例，宣示清朝立、明朝亡的一般事务。参与编纂者虽多明朝旧臣，如洪承畴等，却并非是修史专才，仅按官衔挂职，图虚名了事。清廷内阁各部、各督抚衙门的主政者以满族官员居多，对修史不以为意。顺治五年，曾下谕内阁六部、都察院、各省督、抚、镇及布、按司衙门，令其将明历朝奏疏、谕旨及有关实录，均汇送内院以备纂修，但直到顺治朝终，此令都未获遵行。民间散佚的史籍颇多，但出于民族情绪和犹记亡国之自尊，而拒献史籍。如此种种，修史失败，势在必然。

康熙朝重启《明史》编修工程，其主旨、谋划、编纂、督修等重要环节，缜密周详，且营造朝野合力之氛围，倾国力而为之。这与顺治朝修史迥然不同。

招纳博学鸿儒，聚集学政兼备的能吏，是康熙开馆修史确定的首要原则。修史者，须是懂史、善修的名儒，有真才实学的能吏，毋容度虚名者滥竽充数。康熙十七年，向全国招举博学名儒，谕示：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朕将亲试录用。各部臣官有真知灼见者，在内送吏部，在外报督抚，代为推荐。次年，内阁各部共荐举博学者一百四十三人，康熙亲自选定五十名入史馆。以大学士徐元文为监修总裁，受聘者均授史官实职，使其实心任事。康熙十九年，又批准徐元文的疏请，邀扬州府前明科臣李清、绍兴名儒黄宗羲来京参与修史；并招明史专家万斯同与侍读大学士王鸿绪共同负责审核史稿。康熙的决定使朝野各方均感诧异，其因是黄宗羲其人颇受争议，当时被视为思想异端者。

黄宗羲与吕留良、唐甄、顾炎武均是明末清初批判明代皇权专制的激进人物（在雍正朝，吕留良其人其书被视为异端，吕留良死后还被开棺鞭尸）。作为前明儒生，黄宗羲对明亡的文化反思，常对独裁君主制度给予猛烈抨击。黄氏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今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黄氏指认专制君主为“独夫”，更是谴责专制君王残虐百姓：覆天下之军，屠天下之城而取天下。黄氏的言论不只是对明王朝的痛责，也隐含着对清军入中原屠城暴行的愤慨。他认为，修《明史》应将明十三朝实录倾尽全力搜集，唯有实录“家园存亡之故”，方能执笔。

黄宗羲的言论与康熙的修史宗旨并非相悖。作为开明的新朝君主，对明朝诸多政治弊端有深刻的观察，且以腐朽之甚的明代政治为镜鉴，力主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故修史较少有偏见和顾忌。让知识达人中颇有影响力的黄宗羲参与修史，正是康熙展示的一种政治姿态。也正因为得到黄宗羲、万斯同等名儒鼎力支持，在康熙四十年前后撰就初具规模的《明史》稿，再经侍读大学士王鸿绪费十数年之心力，终于在康熙五十三年铸就《明史》的蓝本《明史稿》。康熙于一朝修成《明史》，其功可谓大矣。

修史须直书实事，秉公持论，力戒空言文饰作政治秀。此乃修史能否得以永传后世的关键。为此，康熙专为撰修《明史》作文一篇，其言：“《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这便是修《明史》著名的“四原则”，它贯串了康熙文治的基本宗旨。

康熙认为，修史至关重要，若不参看《实录》，何由得知历史的真伪、虚实?著书也许以文章辞藻见长，唯独修史宜直书实事，岂可以空洞文字作修饰?修史之道，重在秉公持平，不应偏执私见。纂《明史》不可讥讽亡国，要以公论评价明史。康熙颇尊重修史专家的意见，特别在文中指出，“《明史》之是非自有烛见，卿等众意为是即是也”，“朕无一字可定”。即，明朝兴亡是非之说，以修史者据史实从公论断，康熙本人不作一字评断。康熙不同于先帝顺治，亲自督修《明史》编纂，在屡次审阅进呈史稿所作的口谕、批示中，均始终强调“四原则”。二十二年八月批：“明代既近”，亦“作史昭垂永久”，“务宜从公论断”。十一月又批：“必据实秉公，论断得正，始无偏颇之失，可以传信后世。”《明史》虽是官史，但须是信史，既不能偏执一己私见，也不能揣摩圣见撰修。康熙的历史观颇与近代史学思想相近。

编纂、搜集汉文化典籍，是康熙文治的又一重点。其中，影响深远的文化工程，且成为中华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便是《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原名为《古今图书汇编》，进呈康熙后被赐名而定。“集成”之意，即有弘扬圣朝文治之义。这部大型类书，“凡汇编六，为典三十有二，为部六千有奇”。自康熙三十七年启动，四十五年编成，耗时八年之多。《古今图书集成》贯通古今，汇通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无不毕具，堪称为经典之冠。后朝乾隆也赞赏有加，认为：书城巨观，人间罕见。近代思想家康有为称该书是“清代第一大书”，可与宋代《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及明代《永乐大典》并竞弘富。(www.daowen.com)

康熙朝集典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医学、语言文字、历法、算术等各个人文、自然学科。据《清史纪事本末》统计，有：《御批通鉴纲目》（59卷）、《清文鉴》（21卷，分汉及满蒙合文两种版本）、《历代记事年表》（100卷）、《康熙字典》、《历代诗余》（120卷）、《历代题画诗类》（120卷）、《词谱》（40卷）、《曲谱》（14编）等，为数浩瀚的典籍共1万余卷。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四十九年，令大学士陈廷敬组织编修《康熙字典》，对如何编撰，均作详尽指导，特为嘱咐：编字典的关键是反复斟酌，且详略适中，久磨才成一典。吸取其他字典的长处，规避他典之不足，如“增《字汇》之阙遗，删《正字通》之繁冗，勒为成书，垂示永久”。从康熙的批示中，可见他的文化素养及编修的专业眼光。

康熙要求集典不只是整理汉学经、史典籍，并且还专设翻译馆，将《大学衍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性理精义》和《古文之渊鉴》等典籍译成满、蒙文，供满、蒙族官吏阅读，学习借鉴，付之安邦兴国的政务实践。

《古今图书集成》等汉文化典籍的发掘、整理、编纂、刊印，不但廓清了清人治学的方向，而且直接催生了乾嘉朝清代学术文化的成熟；同时普及了社会、人文、自然科学知识，使汉文化得到繁荣和发展；尤其是，集典造成的文化繁荣，培育了嗜书、读书的学风和求知格致的社会和谐之文化氛围，常见青灯命笔，夜分不休，互相传承，愿流传永久的文人轶事。社会和谐自然是康熙所乐以待见的。康熙的文治安邦兴国也为其圣君形象增添了光彩。

评说康熙的“文治”之功，还可与后朝乾隆的“文治”作为做番比照。自诩“文治武功”圣君的乾隆，也效仿先帝康熙，欲表彰汉学，编修群籍以显示其“文治”之政绩。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表彰汉学，乾隆做了几件事：一是乾隆十年，于太和殿策试贡士，增加经史典章制度之题。二是乾隆十二年，表彰江苏华亭县生员姚培谦、江阴县布衣是镜学养有素，闭门著书，不求闻达。而两江总督尹继善的调查结果，却证实姚培谦好名，一切著述均是雇人代笔；是镜所著的《孝经图颂》，也是“词多肤浅”。三是乾隆十六年，九卿保举经学者之陈祖范、吴鼎、梁锡玙等，研究经文。乾隆即下谕：“朕将亲览之，以觇实学。”吴、梁著述甚丰，洋洋数百万字，内阁进呈仅隔数日，乾隆览书已尽，其速度竟是如此惊人！四是乾隆四十二年，《四库全书》馆进抄本朱彝尊《经义考》三百卷，对研究历代经学典籍极有价值。乾隆立刻亲撰一诗，题识卷首。刊行此书时，特意询问《经义考》书版的浙江藏家，“如愿将朕此诗添冠卷端，听其刊刻”。恭谦之态已超出帝王的身价。由此看来，乾隆的文治集典，颇多政治作秀之意味。

自《明史》竣工付梓刊印后，乾隆也诏谕编修群籍。从《清史纪事本末》的记载上悉知，国史馆编修的典籍较多是颂扬大清历代先祖事迹的书，如《大清一统志》、《世宗宪皇帝实录》、《大清会典》等，排不上中华文化典籍之列。所以乾隆编修书籍与康熙旨在传承中华文化的修史集典显然是两码事。

乾隆三十八年开馆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其彰显文治的得意之作。乾隆给宠臣和珅的指标是入书一万余种，超过《古今图书集成》。然而，乾隆朝编纂的《四库全书》却对蕴含民族思想的文化典籍进行清剿，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无一不被加以改纂”。鲁迅先生专门撰写《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予以批评指摘。乾隆的文化心态与康熙大相径庭，留下了好大喜功的话柄。

康熙的文治可引发今人诸多思考：

当社会有失和谐，民生矛盾突出时，需要依赖文化建设和文化传统的传承，通过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智慧的文化工程，以调整社会心态，自觉调节利益欲求和价值取向、行为操守，最终达到凝聚民众、和谐社会的目的。

文化传承不能急功近利，作形式上的政治秀，运动式的煽情；而要有求真务实的严谨作风，需经几十年、乃至几代人的耕耘和努力。

文化传承要尊重知识分子，提倡人文关怀，允许求同存异，善于吸纳、融合各种文化观念。

修史集典的文治与政务清明的吏治均是安邦兴国之大计，不应重政轻文；文治还须倾其国力，朝野官民通力合作，方能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