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一代尊奉程颢、程颐及朱熹的理学，考举取士、吏治政务，以理学精义为准则。宋明理学便成为大明朝维系朝纲、治国修身的意识形态。清朝入关之初，仍沿袭明制，继续信奉理学。康熙初年，鳌拜等四辅臣擅权，则废除理学，以清朝先祖训诫取而代之，排汉尊满，维护满贵族的权益。四辅臣在罢黜理学的旗号下，擅权敛财，侵吞归己，受贿纳垢，腐化之风严重危及吏治肌体，官吏失去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致使理学精义不学、不讲、不立，是非训诫不明；官吏以揣摩上司为立命之本，沽名钓誉，官场腐化成泛滥之势。于是，复尊理学已成为整饬政事得失的关键所在。康熙亲政后，立即重新尊奉程朱理学为官学，复归儒家理道，并亲临太学堂，谕示：“圣人之道，用资治理。”

康熙尊崇宋儒理学，在吏治上颇注重“德政”，强调为官者的操守必须从善。尤其是，省思鳌拜集团的劣迹，更需倡导廉政。朝廷上下唯有廉洁，百姓才能得以安康。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这是康熙思考铲除辅臣擅权、尊举理学所得出的一个结论。

康熙七年，曾谕示吏部：民生之安危，在于“吏治清浊、惩治贪污”。但辅臣擅权酿成的官场腐化之风，已是积重难返。各省督抚纠错敷衍了事，或将已革职、已故贪吏案件上报充数搪塞；或是隐匿庇护，蒙混了结；更有的，我行我素，上下勾通，变换花样，顶风作案。惩治腐败的诏谕成了官样文章。康熙对此等情弊，深可痛恨。显然，仅靠空洞的劝勉诏谕是难以形成廉政新风的。南巡考察吏治，咨询朝廷政要，康熙逐渐形成了清晰的倡廉路径：立廉吏标准，树清官典型，推保荐制度，举任前训诫，定廉政考核等措施，将倡廉落到实处。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封建吏治而言无疑是个创举。

康熙所立清官标准是“廉能从善”，重在二字：一是廉，二是能。廉，是指道德操守；能，则是执政能力。康熙谕示朝廷文武百官：为官之人，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之，即为好官。或操守虽清，不能办事，似此清官，又何益于国事?显而易见，康熙要求清官不仅是操守清廉，更须善政。否则，清官乃徒有虚名，或是沽名钓誉，有损于政府形象。此言虽重，倒是切中官场的弊端。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康熙亲政之初的十余年间，屡次对各督抚、朝廷大员提出要求：“地方大吏，以操守为要”，“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始终如一，毋改其操”，方为善者；“恪守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忘私”；廉政须“言行一致”，“掩饰之事，断不可行”；而安心任事，洁己爱民，安稳地方，钱粮不加派，刑名公正，使民治实惠，这些就是执政能力的表现了，如此等等。康熙二十三年，亲自撰写清官于成龙的碑文，将廉政的清官标准规范化、系统化。碑文云：“朕读《周官》六计弊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吏道厥惟廉重哉。朕用是审观臣僚，有真能廉者，则委以重寄，赐以殊恩，所以示人臣之标准也。”若用现代语言解读，便是：我读《周官》用六个标准去裁断官吏：廉洁奉公，才能干练，人品受人敬重，一身正气，遵守法纪，辨明是非。这是一个廉吏必须遵守的道德操守和政治素养。我用这个标准观察、衡量每个官吏，够得上廉吏六个标准的，将委以重任，给予特殊褒奖。这也是要公之于众的为官标准。康熙以这一标准审察、考核、使用官吏，而将清廉标准定为吏治的廉政条律，以碑文形式公之于众，形成朝野监督之舆论，可谓是用心良苦。

树立清官典型，推动廉政的从善效应，这是康熙倡廉的一个举措。康熙二十年，特谕嘉奖于成龙，将其廉政操守事迹公示天下，令各级官吏效仿。康熙在诏谕中说：“直隶巡抚于成龙自起家外吏，即以廉明著闻，历升巡抚，益厉清操，自始至终，迄无改辙。凡在亲戚交游相请托者，概行峻拒。所属人员并戚友间馈遗，一介不取。”特嘉之，钦定“天下清官第一”。这是大清朝对廉吏清官的最高评价。

于成龙被誉为“清官第一”，确是名副其实。于成龙科举出身，考取副榜国子监生员。顺治十八年，年过四十五岁才被派任边远穷县罗城知县。后升任知州、知府、道员，直至康熙十七年，因执法不徇私情，而擢升福建按察使，成为督抚的属吏。两年后，晋升直隶巡抚，两江总督，成为封疆大吏。二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三次被举“卓异”，用今日之用语，就是有突出贡献者。其卓著政绩和清廉，深得百姓赞誉。康熙钦定“清官第一”后，更是蜚声朝野。于成龙信奉程朱理学，其心得：儒家仁义礼智的精义即是“天理良心”。处世为人，入仕从政，均以顺“天理”为信仰，以从“良心”为操守，这便成了于成龙的一生追求。

于成龙初任广西罗城，那里是边荒的不毛之地，城内仅有居民数家，县衙是三间破草房，县令栖寄破落的关帝庙。前任多逃亡。穷乡僻壤，百废待举。于成龙为县令八年，不以清贫为苦，不图私利，安贫乐道，勤于政务，招募流民，垦荒植耕，访问农事，奖勤诫惰；组织百姓修民宅、建乡学、筑城墙，让百姓安居乐业。时仅三年，罗城已是人丁兴旺，良田葱绿，面貌焕然一新。于成龙的清廉与才干，被广西督抚保举为“卓异”。离任之日，罗城上千人哭送数十里，有人高喊：“公今去，我侪无天矣。”清官不在，百姓又将暗无天日了。可见，于成龙在罗城民众心目中的分量。

于成龙赴任合州刺史，下属三县，荒芜百里，丁口稀少。衙门开支仅为纹银十四两，支付不足便靠索取百姓以维持。于成龙主政，以招抚百姓为急，垦荒养农，严禁州、县官吏肆意勒索，亲自下县乡区划田舍，借贷耕牛、粮种，不到两年，合州人口骤增，垦荒政务显现成效。除农垦荒政显示其行政能力外，公正断案也凸显其善政的智慧。铁面无私，维护法纪的公正，伸张百姓之正义，善于从细节中发现案情结症，屡屡破获重大悬案、疑案，纠正错案。尤其是，“慎刑”案犯，宽严并治的法治之道被各地官府所效仿。百姓称赞其为包龙图再世的于青天。

于成龙勤政善治深得百姓敬崇，而清明廉洁更是有口皆碑。一次，其子于廷冀来于成龙任职地方探亲，于成龙囊中羞涩，只能给半只鸭子送别，合州百姓戏说于公可改名“于半鸭”。任黄州同知，于成龙以糠粥为粮，民众又评说：“要得清廉分数定，惟学于公食糠粥”，由此又得了个雅号“于糠粥”。康熙二十一年，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经常熬夜秉烛案桌，却无米下粥充饥。官衙众下属无不惊诧，有人叹息堂堂二品封疆大吏竟落得个“无米总督”。坊间的流传，实是对于龙成清廉操守的仰慕和嘉奖。于成龙死后，江宁府百姓竟然罢市而哭。清廷派官员清点其遗产，仅见盐米数升，布被一床，袍服一件，靴带四条。一个封疆大吏，管辖全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竟然如此清贫！其清廉堪胜明代清官海瑞。

康熙赐于成龙“天下清官第一”的殊荣，意在用于成龙作典型比照，扩大倡廉效应。康熙深悉御臣之术，以廉政从善之道规范臣工。如何使各级官吏自觉遵循?康熙便将官吏清廉与否，须与于成龙的操守和善政作比较。儒家崇尚仁义德行，榜样的引导和规训，康熙可谓应运自如。

康熙谕示吏部，明确表示，考察吏治应以于成龙为标准，予以训诫。南巡江宁府时，康熙召集八旗汉军各将官，着令“务效前总督于成龙，正直洁清”，痛改八旗子弟恶习，洗心革面，要爱民如子，并承诺效仿于成龙者，“朕立行擢用”。对新任两江总督傅拉塔更是叮嘱：“尔此去当洁己行事，前任江南总督诸人无过于成龙者，尔如其行可矣。”其意很明确，为官者，其德行、操守、善政智慧、才能须以于成龙为榜样。傅拉塔悉心而为，克尽克己，勉力廉政。康熙立予肯定，表彰傅拉塔是继于成龙之后两江总督中“惟一居官善者”。显然，于成龙的清官典型对开创吏治清廉之风确有益处。(www.daowen.com)

嘉奖清官廉吏是倡廉行之有效的推动力。康熙赐清官荣誉，兼之物质奖励及擢升、提拔，对营造倡廉的政治氛围的效果甚为显著。重奖于成龙之举曾使朝廷高官们羡慕不已。康熙“赐内帑白金一千两，朕乘良马一匹”。当时，各省督抚的年薪仅一百八十两。此奖金可谓是天价。康熙舍得下血本，在于“廉洁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当然，于成龙获重奖仅是个例，并非所有清官都有此荣幸。山西巡抚倭伦也被列为清官，家计亦贫，但康熙的奖励仅是“赐御用貂服一袭”。这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了。貂皮大衣虽名贵，却中看不中用，难以接济柴米匮乏之苦。但官吏们受之而诚惶诚恐皆是看重清官名誉将带来的升官机会。

康熙悉知官场的文化心理，故将提拔、擢用作为奖励的重要砝码。吴江知县郭琇居官甚善，百姓至今感颂不已。先升左都御史，后破格提为湖广总督，七品知县跃升为封疆大吏，实是震惊朝野，自然激发了各级官吏廉政的进取之心。直隶巡抚李光地因居官甚好，才品俱优，升文渊阁大学士；江苏巡抚宋荦因操守好，不生事而升为吏部尚书，二人迅速进入权力中心。康熙南巡，问得江苏按察使张伯行居官甚清，而官升一级为福建巡抚。在康熙擢用廉吏的过程中，尤其注意省级官员的品行操守，将之纳入亲自监管的视野。督抚是地方官吏上行下效的直接榜样，督抚之廉政是倡廉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康熙精明过人之处。

康熙规定各级官员应承担保荐廉吏之责，自下而上，选拔廉吏清官。康熙十八、二十年，数次下谕，令九卿、詹事、科道各衙，将居官洁清，办事才能显著者，从公保荐。其目的，是推动基层官府的倡廉，于成龙便是被保荐的人选之一。康熙十八年，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枢开了保荐之先。他力荐户部侍郎雷虎、班迪，兵部侍郎达哈他等十人为廉吏。康熙特别看中的是曾被降调的黄县知县张沐，被革职过的嘉定知县陆陇其，认为被降、革者，在于地方难治，唯有处在逆境中的廉吏才可有所表现，故特批张、陆赴京候补。

为防止受贿、人情陋习的官场舞弊，康熙要求保荐官吏须有廉政从善的档案，规定各省督抚保荐府州县官员须作廉政担保，受保荐者应按规定申报实迹，明确无营私纳贿的考核评语。显然，保荐并非是作秀，而是严谨、认真的考核选拔。

康熙倡廉的亲力亲为，还表现在对赴任的新官，尤其是封疆大吏作御前训诫。二十二年二月，直隶巡抚格方古德任前陛辞，康熙令其以前任于成龙为榜样，“清廉为官”。八月，江西巡抚安世鼎赴任，康熙训示：“为官之道，宜以操守为第一。持己清廉，爱养百姓，方称大吏之职。”二十四年二月，漕运总督徐旭龄陛辞，康熙亦要求：“尔为大吏，洁己率属，官吏自不为奸。”二十五年十一月，山西巡抚马齐赴任，康熙告诫：“尔若始终如一，毋改其操，则善矣。”康熙的谈话，并非作官样文章，实是付以廉政之问责；既要求高官大吏行为自律，为属官作表率；又应承担所属道员以下、知县以上官吏进行廉政考核之重责，将实心惠爱民生，居官清廉者，具折报送内阁，以作奖惩升降之依据。康熙的御前谈话，既是训勉，更是问责。这在大清朝历代帝王的作为中，实是难得。

康熙倡廉在其初、中期颇见成效，官吏之贪污之风明显收敛，州、县地方也涌现一批廉能官吏，倡廉的清官效应使吏治得到有效改善。但须指出，康熙的倡廉仍缺乏可持续性。至康熙晚期，官场旧习又沉渣泛起。究其原因有如下几条：

倡廉有度，肃贪却无节。康熙树清官，也惩贪吏，但肃贪仅靠圣裁，缺乏类似倡廉的一系列措施和制度保证。一手硬，一手软，顾此失彼。

倡廉重道德操守，却难以根除以利益为纽带，且盘根错节的官场潜规则。清朝官场盛行师生之谊，裙带之亲，利益驱使的潜规则，常见官官相护，藏污纳垢，举廉难免有失真伪。

倡廉旨在兴廉政从善之风，但诸多官吏则视清廉为升官之阶梯，从政未必为善，常有以攻讦而标榜自我清廉者。康熙五十一年，江苏按察使张伯行、两江总督噶礼任的互参案便是一例。被誉“居官甚清”的张伯行奏疏参葛氏“居官贪婪”，后者奏称所参各款“尽属诬陷”，张某“为官不善”。康熙仅以免去两人官职平息了事。康熙的糊涂断事，自然有损廉政之清誉。

康熙晚年，为宫廷内乱，选择皇位继承人所困扰，政务松弛，也无暇顾及廉清吏治。面对诸臣恪守清贫的牢骚，竟然允许官吏有纤毫私纳，即小贪小拿。四十八年八月，康熙特诏谕曰：“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否则居官日用及家人差役何以为生?禁门一开，廉政之风戛然而止。官场顽疾及腐化之风死灰复燃便成必然。历史的教训应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