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建立大清新王朝，剿李自成，灭张献忠，南下逐鹿中原，终以武力统一全国。八旗披坚执锐以及首崇满洲的治国之策，难以磨灭明末社会尊汉斥夷的文化心理。满汉冲突和隔阂成为清初社会失衡乃至对立的重大危机。摄政王多尔衮为征服汉民社会，施之武力杀戮与文化专制的暴政：强行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诏令全国通用满文、满语，兴文字狱等，便是所谓攻城兼之攻心的以威治国。天聪八年，多尔衮诏令将官员、城邑的汉文名一律改用满文，并召集群臣训谕，力戒汉俗。顺治二年，清军攻入南京，即令限十日之内改装剃发，遵依者为大清子民，迟疑者视作逆命之寇。强制汉人剃发，改变民族习俗。江南民众以“头可断，发不可断”之誓抗议剃发，清军则暴行“嘉定三屠”，残杀全城二十余万人予以镇压。汉民因书写疑似忌清之词，横受诛戮之灾者比比皆是。清初的满汉对立，社会失和，致使社会分裂：一面是清廷的暴力镇压，政治、文化的专制；一面是汉民反清情绪沸腾，在大清一统的表象下，暗淌着对立和抗争的激流。

改朝换代之后，如何缓解满汉对立，平息民怨，安抚士绅商农不同人群，和谐社会，则成了康熙亲政化解危机的当务之急。《清史纪事本末》记载了康熙治理社会的策略和才能。

康熙亲政，首先尊奉宋儒程朱理学为圣学。他对理学的一个感悟便是以诚、和治理社会。治国之道乃是一诚，二和。程朱理学讲得很清楚，诚者，取信于民，以诚为正道。诚信丧失，误国殃民。和者，和而不同，不走极端，不偏失一方，融则和，斥则伤。康熙在阅读明永乐年间编的《性理大全》时，作了一条御批：大指只一诚字，人怎可不以诚自勉?康熙九年，在颁圣谕治国要策时，特意下谕九卿各部衙：精通性理实学之人，务必保荐。其用意就是，今后将优先提拔通晓理学要义之士。康熙的目的是要统一思想，建立贯穿诚和善治之道的国家意志，消弭满汉之间的裂痕和文化隔阂。

康熙着力善治的有以下几项：

禁止圈地，限制特权。清入关建朝，多尔衮以禁旅八旗为国家根本所系，应以抚恤爱养为由，饬令大兴土木，为八旗兵丁造房、娶妻生子。此项政令名为抚军，实是为满清贵族跑马圈地、侵吞民间房田开了绿灯。圈地之政，加剧了官民、满汉之矛盾。康熙对贵族圈地引发的社会动乱关之甚切。他认为，继承祖先的基业，在于安定天下，抚育群生，将民间房地圈给八旗，以致生民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为调息民怨，颁诏二令：一令永远停止圈地，圈占民间房地永远停止，已圈地者，悉令归还民间，满汉军民，一视同仁；二令废除藩产变价。清初曾规定，各省将清查明末皇族、显爵的属地田房可变价售给耕种者。汉民贫困，无力购地。此规定形同空文，但却成了贵族廉价兼并房田，变相圈地的合法通道。康熙决定废除变价，将地田交与原耕种者，藩户改为民户，“永为世业”。禁止圈地，废除变价，显然是限制了贵族利益集团的特权。康熙之举虽与近代的“均田赋”，“耕者有其田”的民权思想有天壤之别，但其试图缓冲尖锐的社会对立，不失为明智之举。

尊重汉俗。民间俗习，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和中华文明的表征，对稳定社会常常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清初的“剃发令”之所以引发社会震荡，也是因为凌辱了汉文明和文化俗习而诱发民族情绪的愤激。康熙将尊重汉俗，提倡不同民族习俗的相互融合视作以诚治政的重要举措。康熙亲政仅数月，便批准推行“三从三不从”的新政，即汉民改俗，可男从女不从，官从吏不从，生从死不从。此后，清朝两百多年，女子可穿明代衣裙、梳汉式发髻，衙署吏役可着汉式差服，死者入殓可解发辫，穿汉式衣裤。由此缓和汉民对异族习俗强制取代汉俗的抵触情绪。汉族民间有一种乡饮酒礼的风俗。每年春分、秋分，乡间族人共聚一起饮酒祭礼。德高望重的族中长辈在祭礼中寄勉族人，祈福平安，祝愿来年风调雨顺。康熙认为，尊重如此汉俗，有助于群体的亲和，促进社会和谐；对清王朝而言，劝诫满族仿汉成俗，不仅可以弥合满汉的文化隔阂，而且可在民间倡导一种民族和谐的社会氛围。因此，康熙下达行政令，着八旗所辖的满、蒙各地均推行乡饮酒礼的汉民习俗，军队亦参加民间乡会，改善八旗禁军屠城之酷政形象，邀请汉人中年高有德者参加。康熙尊重汉俗之举，营造统治者的亲和力，是煞费苦心的。(www.daowen.com)

向汉族文人开放仕途。满族官员治政存有先天不足，对汉民社会知之甚少，又且长期的军旅生涯，缺乏必要的治政经验和学识修养。康熙把开放仕途，让汉人参政以汉治汉，视作缓和满汉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康熙九年，康熙颁诏全国，命各省、府、县官衙推举品才兼优的明末遗老和知识贤达，并在各地张榜告示，凡山林隐匿，有志进取者，均可应聘，以便擢用。另外，在朝廷增设南书房，选聘博学善才者任南书房行走，可与内阁大臣讲论应对，商讨国事。由内务府专拨房屋居住，让汉士潜心治学。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领袖王士禛、徐乾学等最初都在南书房任行走，后委任要职。十八年，康熙为广纳汉族士人，特准举行博学鸿儒科考试，选拔贤能博学的汉族文人。特科考试还破例赐宴，完卷不限时间，尽悉发挥其才学，以示对汉族文人的尊重。届年，各地推荐应试多达一百四十三人，结果录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分别聘为翰林，有入《明史》馆修史，有候补授职衔，有的外放地方行政官员。康熙开放仕途，在朝野引起震动，这对化解汉族知识分子的怨恨，使之融入社会起了积极作用。

振兴教育。清初建朝，社会失稳，人心涣散。尤为令人忧虑的是，学校废弛，教育日衰。教育的边缘化，是导致道德沉沦、行为失范、社会危机的重要诱因。故而，康熙颁发“圣谕十六条”中专列一条“隆学校以端士习”，把振兴教育作为诚和治国的一个重要决策。在执政期间，康熙推出许多具体措施致力于推崇教育。诸如：修复各地学校，有条件的省、府、县鼓励办学，京城办国子监，建全官学的各级教育；鼓励官员子弟，民间年少入学，尤其是动员少数民族土司官员子弟就近府、县入学；饬令各省拨专款资助贫困学生；清理学校环境，禁止闲杂之徒任行出入；各衙门选择进士出身官员充当补授教官，造就人才；修缮国子监及各地文庙，宣扬万世师表、尊师爱教之道；等等。康熙振兴教育的方针是德才兼备。为此，亲作《训饬士子文》，颁发礼部，要求学生“先立品行，次及文学”，“敦孝顺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对提升全民的文化素质，培育社会风尚，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宽容异己。兴文字狱，推行文化专制，在顺治朝已是变本加厉。康熙朝初期，鳌拜等四辅臣执政时发生的庄氏史案更是令朝野震惊。浙江湖州人庄廷鑨因刻印明内阁首辅朱国祯的《明史》而酿成祸及众门的惨案。凡参与刻、印、卖、藏者悉数缉拿，涉案者多达两千余人，十余人被凌迟处死，所涉官员或以私藏逆书罪处斩，或以失职罪革职。庄氏史案在一些知识分子、社会达人中成为亡国伤痛的文化记忆。康熙总结教训，决定改张易辙，变禁为疏，宽容持异见的知识分子。康熙南巡途中在西安特意接见当地名士明遗民李颙。李颙推病不出，避而不见，仅遣子进呈所撰书著。康熙不但不责罪，反而勉加安慰，对其子说：你父读书守志，可谓完节。朕有亲题“志操高洁”匾额并手书诗帖，以表彰你的父亲。回巡德州途中，又手书“绩学参微”赐予闭门治学、誓不参政的明遗民梅文鼎。为尊重知识分子，康熙专门对修《明史》一事作出批示：“《明史》之是非自有烛见，卿等众意为是即是也”，“朕无一字可定”。康熙的宽容，绝非皇太极、顺治可同日而语。康熙诏举博学鸿儒修史，吸纳前朝史鉴；网罗遗民达人，容忍异己政见者，明晰地发出重用知识分子，消弭满汉对立、朝野隔阂之信号，可谓用心良苦。

儒家有言，君子宽容，行身中和；以百姓心为心，为善治者。康熙以诚为信，融为和，企求社会和谐，确是值得体味。乾隆四年，特加谥康熙帝“诚信”、“中和”四字，此评价甚是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