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识康熙，恐怕不少读者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及相关的影视作品。少年天子康熙与宠臣韦小宝，设计擒拿力大无穷的奸臣鳌拜。韦小宝狡诈，康熙冷静、随机应变。两个十多岁的顽童扳倒身经百战的大将军。这当然是金庸的戏说了。

民间流传过一个令人恐惧的传言。旗人入中原遭天谴报应，清宫传染起天花，此病无药可医。顺治帝就是得天花暴亡。康熙两岁得天花，被弃置宫外，幸得汉人婆婆的精心照料，得偏方而活了下来。大难不死且获终生免疫，赢得了皇室继统的唯一条件。这也是坊间的传闻而已。

康熙继承大统，确是祖母孝庄太后的决断。孝庄是个极具政治睿智的贤者。当年下嫁摄政王多尔衮，目的是要多尔衮扶助儿子福临（即顺治）承继帝位。孝庄遴选接班人的首要条件，是对政治大局的洞察能力，以及驾驭复杂政务的定力和谋略。在诸多皇孙中，唯有康熙聪明好学，勤奋研读四书五经，对治国之道颇有心得。正是如此天赋，才获得孝庄的青睐和顺治的认可。自康熙六年，少年天子十四岁亲政，到六十一年驾崩，嗣位长达五十六年，开创大清盛世，确实彰显了治国之雄才大略。

康熙治国之要诀，就是两个字：一诚，二和。诚者，取信于民，以诚为正道；和者，和而不同，不走极端，社会和谐。要做到这两点，须有宽广的政治胸怀，以民为本的人文情怀。康熙的一生实践了“诚和善治”的诺言。

康熙之文韬武略得益于对儒学的理解和应用；也善于在处置具体政务中体悟成败得失，且举一反三，考察利弊，总结经验。诸如，康熙从靳辅治理河患之曲折中体悟到应以重民生为固国之本；用人任贤，既要兼听，更要督责，不图政绩之虚名。这些体悟便来自中国儒学传统的哲理启迪。为此，康熙亲自主持经筵日讲，读讲儒学经典。这种类似高官读书会的讲学实践可谓是一个创举了。

以民为本，是鉴定官吏能否廉政、勤政，政府是否清明公正的试金石。康熙自然将清明吏治、惩治贪污列为政务之要。官吏腐败，政府焉能清明?百姓何以聊生?社会何以和谐?(www.daowen.com)

中国儒家是理想主义者，康熙亦然。树清官典型，训勉封疆大吏，问责内阁重臣，目的是要营造廉政的从善之风。可惜，晚年的立皇储之争，使朝廷陷于内乱，政务疏于监督而放任松弛。康熙无暇顾及廉能吏治，由此，冀希清官效应的廉政建设便成了虎头蛇尾的烂尾工程。康熙的晚年有心无力，只有发出无奈的叹息了。

康熙在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平定噶尔丹之乱的内政外交上，均取得骄人成就。但影响力甚巨，至今还哺益华夏民族的，还是集典修史的文治兴邦之举。康熙将承传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列为安邦兴国之要务，选聘鸿儒，编修《明史》，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为中华文化史搜集文化珍籍。这才是造福千秋万代的功绩。康熙集典修史的文治，尊重知识士人，倡导学术公正，求同存异，善于融合多元文化观念，更是营造了文治兴邦的文化语境。若说史无前例，康熙是当之无愧。

康熙的文韬武略可圈可点，但在立皇储一事上却留下了一生最大的败笔。出于对皇后赫舍里氏的深情，以及对赫舍里氏在南巡途中病逝的内疚，将钟爱之情倾注于二皇子胤礽身上。无论是幼时的帝王教育，还是对胤礽狂妄自大、任性的迁就，都灌注着一个父亲的至爱。选择接班人的理性和政治智慧却被亲情的短视所遮蔽。胤礽的结党营私，搞乱了朝纲，挑起了众皇子的内斗，分裂了朝臣。立皇储的吊诡摧残着一个临近暮年的康熙。最终，康熙把挽救大清王朝的最后希望寄托在密诏上，让历史作出判断和选择。

康熙是智者、伟人，但也是个凡人、俗人。当脱去黄龙袍时，圣人也摆脱不了亲情的纠结，也有无可奈何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