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有“百工之乡”之称，民国时期东阳有七十多种工匠。工匠是农家副业的扩展延伸。东阳人称木雕艺人为“雕花匠”，雕花技艺的传承发展带有东阳经济、社会、民俗文化的鲜明特色。

农耕社会时代

拜师

农耕社会，木雕雕饰大多由东家雇佣雕花匠上门制作，技艺传承以师徒相授为主。拜师从艺，多为血缘裙带所连，或亲友，或乡邻，形成专业工匠的地域聚集。如新宅村申屠章讳（卢连水之师祖）的上一代起，到申屠梅荣之下一代，已经六代雕花。农家子弟（大多在11到15岁之间）为生计和前途学艺，求亲托友找师父，还要有担保人。首次登门，要给师父送见面礼。礼品多为白糖、红枣、桂圆、莲子之类的“斤头”。师傅见人要进行仔细考察，若不满意，退还“斤头”。如若满意，收下“斤头”表示同意。拜师，择吉日行拜师礼，设香案，一拜祖师鲁班，二拜师父师娘，随之摆酒席。学徒期一般为三年。不交生活费，由师父管饭，没有工钱。给点零花的“月规钿”。

做徒弟不见得天天能跟师傅学艺，如果师傅接不到活，徒弟就在师傅家打杂，什么活都要干。随师外出时要挑行李工具，借宿时搭铺倒夜壶。有的师傅为保自己的饭碗，保守技艺，通常总要留一手，这就是出于俗话说的“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顾虑。因此，一些工艺上的绝招，与其说是学来的，不如说是“偷”来的。吃饭或休息时，师傅将花板翻过来不让人看。如果哪个不知深浅的学徒去翻过来看一看，师傅会毫不留情地挖苦：“你看哪里不到门，给我修一下！”让你下不了台。由于出师后要靠本事吃饭，必须学到真功夫。因此，穷苦出身的学徒大都能任劳任怨，以便博得师父的满意多学一点。师父领进门，学艺靠自身。

满三年出师，又有“四年半（帮）作”的规矩。即继续跟着师傅实习四年。无论是学徒还是半作，东家付给师父的都是全额工资，由师父收执。半作，工资一半，另一半归师父。

匠作

三年学徒四年半作，离师独立时，摆“满师酒”，宴请拜师酒时的所请之人。其礼仪为先拜谢鲁班先师，再拜师父师娘及同行师傅，礼毕，半作就成了师傅，成长为雕花匠。离师时，师傅一般会给学徒一些钱，既作多年辛劳的生活补助，也好让学徒购置工具开业。出师开业，不得抢师父的地盘。抢者，叫“杀猢狲爷”，为同行所不屑。独立之后，自己开始打天下，或外出登门雕花，逐步赢得个人信誉建立根据地，或在家开个小作坊，代人加工或出售。

雕花匠业内有自由组合的松散组织，俗称老师班，班首叫包头或“把作老司”，以下分师傅、半作、徒弟三个等级。根据业务量的大小，“小场面”活，个人揽活，独自或带徒弟完成。遇到厅堂、民居大宅的雕饰工程，短则几个月，长的需要几年的“大场面”活，一般由包工头出面接活，并由其组合团队，把作师傅负责组织雕饰。东家按人数给工钱，包工头论技艺付钱，重新分配。

农耕社会的雕花匠大多半耕半雕，外出打工谓之“出门做落家生活”，过年、农忙或揽不到活时在家务农。

民国时期的木雕艺人，大多有赴杭州、上海、香港等大都市行雕的经历，四处奔波，终年辛劳。下面实录卢连水1959年写的个人简历，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1893.2至1895.12在爷爷手里读书；1896.2至1899.2在家放牛；1899.2至1903.8在父亲手里学木雕；1903.8至1908.2一直在东阳木雕；1908.2至1911.12在杭州木雕；1911.8至1918.8在钱塘县木雕；1918.8至1925.12在杭州木雕；1925.12至1928.10在上海木雕；1928.10至1938.12在香港木雕；1938.12至1944.2回东阳失业在家；1944.2至1944.12在上海木雕；1947.2至1947.12在香港木雕（1年）；1948.2至1949.8在杭州木雕；1949.8至1951.12在杭州失业。”

从艺艰难，华德韩的《东阳木雕》录有蒋恒鹤的自传：“十四岁正月，二娘舅劝先母让余跟四娘舅学雕花，娘恐影响家计而不肯。余即背着先母到外婆家，先母连夜回娘家劝阻。然余坚持，就跟娘舅徒步到严州学雕花。第一天过义乌到浦江黄宅过夜，第二天至花桥边过夜，第三日到严州还要过一条上将岭。学徒三年满师，余就拼命刻苦耐劳，习艺进步迅速，翌年就可以独当一面。严州山多地僻，工资微薄，满师后不能久留，一心想到杭州。十八岁时巧遇同乡同行星棠也来余四娘舅处工作。彼有堂兄在杭州仁艺厂，余便力劝同去。不料四娘舅，即余之师父不答应，说将来可以把他的作坊交给我继承。余恳切辞谢娘舅的美意，与星棠兄一起离。二人没有盘缠，余就拿一件长棉袍去当了一元六角。去杭州船费花去八角，剩下的够两人路上的伙食费。正在为可以去杭州得意之际，忽来一人向星棠兄讨赌债，欠额正巧八角。还了赌债，路上吃什么？恳其宽缓不允，又找担保人，才了事。两人成行，船至七里泷不能夜航而停泊。此时隔江遥望四娘舅的家，忽然想到讨债者来得如此凑巧，知是娘舅私利所为，悲从心来，频频落泪。论他人处世，创业不易可知矣！自觉今后更须刻苦耐劳。第三天早晨抵杭州，问路到了羊市街元帅庙仁艺厂，与余在严州娘舅的工场相比，正可谓小巫见大巫，自喜似蛟龙出海。仁艺厂雕花匠皆用铁锯锯花板，自学徒以来惯用铜丝锯锯花板，突然改用非常吃力，一块大花板足足锯了两天，晚上浑身好像被人打过一样痛苦。为增加收入，每天做到十点半，可以多算半工。在杭州这一年，余十九岁，全年赚四十多块大洋，家庭经济颇有起色，也就更加强了余奋斗的意志。后来听说上海工资比杭州更大，且为拆包计件，快手师傅每天可做一块大洋的活，自思虽比不上快手师傅，但每天做五六角的活总不成问题。于是就伙同同乡俞章包向老板辞工，老板借口包工未作完，难以计酬而拒绝。余即连夜赶工到天明，一早交割清楚。当日上午11时乘车北上，下午5时抵上海。翌日开始工作，头半个月就做了十三元大洋的活，心想今年可以赎一丘田回来了，余满心欢喜。不料上海市面不好，老板发不出工资，余二十岁的人，人地生疏，如此吃亏……”

计划经济年代

1954年楼店木雕小组成立以后，工厂化、商品化生产的东阳木雕逐步纳入了计划经济生产体系，政府主导了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技艺传承方式随之变革，企业承担了技艺传承和人才培养之责任。从木雕小组到合作工厂阶段，职工进厂需要出资入股（工具折价入股），到三厂合并以后，取消入股。1956年9月，木雕总厂录用方可成等8人为学徒工，是第一批企业集体招收的学徒工。（图4.1 楼水明向年轻艺人传授技艺）学徒进厂后由企业指定一名技艺较好的老职工负责传帮带，三年以后进行考核定级。计划经济年代的学徒工和以前的拜师学艺不同，没有传统意义上“三年徒弟，四年半（帮）作”的人身、经济依附关系。20世纪50年代的木雕总厂云集了杜云松、黄紫金、楼水明等众多技艺高手，企业在组织老艺人对年轻艺人进行传帮带的同时，通过吸纳到设计创作组（图4.2 设计创作室青工合影）、外送培训、职工业余学校、技艺学习小组、劳动竞赛等各种形式进行技艺培训。

图4.1　楼水明向年轻艺人传授技艺。左起：李加爱、陆光正、张金荣、张继锡、楼水明、冯文土、楼建、韦俊才（1975年前后）

图4.2　1962年7月22日，东阳木雕总厂设计创作室青工合影。（前左起：徐土龙、吴洪潮、陆光正、王加寿。后左起：赵式高、王锡春、冯文土、韦俊才）

1958年，县教育局决定举办九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第一（上湖）、第二（巍山）木雕工艺合作工厂联合举办的东阳“工艺美术中等技术学校”（即后来统称的东阳木雕技校）。

1958年下半年，浙江美术学院建立民间美术系，开办木雕班，学制四年，第一、第二合作工厂先后选派方可成、方中大、王港生、徐永康、吴生祥、赵依德、郭友法、沈福新、张志火、应积孝等人参加学习，1959年两厂合并后又选送郭文山、李品龙、厉元宝、李成贵、吴天喜、韦仙女、严高洪、王松莲、杜正卿、陆月姣、王柏尧、李祥菊等人参加学习。1964年下半年，木雕总厂选送厉守铭、方可成、陆光正、吴洪潮参加浙江美术学院、省二轻厅联合举办的省工艺雕塑行业创作设计进修班，时间一年。1982年9月5日，浙江省工艺美术协会在东阳县举办为期半个月的“浙江省浮雕进修班”，东阳木雕二十多人参加学习。

计划经济年代还有部分木雕艺人从事家具雕刻等零星活，1965年开始，很多艺人到木雕总厂的外加工点就业。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离农务工为政策所不允许，分散在农家的木雕艺人做“出门侬”或私下揽活成了“资本主义尾巴”，对其管理和控制时紧时松，从艺之路十分坎坷。怀鲁的马彩华就是一个典型，下面是《东阳木雕》作者采访马彩华的实录节选：

“我马彩华，生于1932年，上过小学五年，在当年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我十四岁到上海王盛记学艺，出师时刚好上海快解放。上海战事一紧，我就和同乡雕花匠乘火车到杭州。可城站只停着一列运兵车，我们走去搭乘，国民党兵就开枪。这样，我们就只好雇船过钱塘江。但船小人多不好带东西，怎么办？是甩掉被头还是甩掉大米？米可以填肚子，还是把被头甩掉了。船到临浦上岸后，我们到火车站又碰到那列运兵车，大家不死心又去搭乘。这次只因身上多套了一件军服，也就挤了上去。但是一天一夜只开了三个站，至直埠又停了，大伙只好下车走路回东阳。

东阳刚解放，正是用人的时候。我有小学五年的文化，东阳木雕业还没有复兴，所以就到六石乡政府当了文书。后来，又当了乡长，直到1956年小乡并大乡被精简，手艺整整荒废了六年。

我回家后就重操旧业，响应政府号召，走手工业合作化的道路，把在怀鲁周围几个村的十一个雕花匠组织起来，到巍山石门堂租屋，成立了巍山木雕小组，推徐锦春为组长。小组没有资金，就每人凑十元。有的十元也拿不出，就扛来樟木板折价。新社会里雕什么呢？大伙就去参观楼店木雕合作社。一看，他们当时正在为国家生产赠外礼品，不生产商品。大家回来一研究，认为礼品是求质不求量，我们赔不起工。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还是决定先生产解放前的老产品，也就是王盛记一直好销的雕花香烟盒、条屏等。但组里人都不会出画稿，怎么办？我就去新华书店买画。有了式样，照着临摹雕出了第一堂条屏。(www.daowen.com)

条屏花板雕好漆好漆后，销到哪里去呢？我就背着去上海。事也凑巧，在火车站就碰到了一个苏州文化站的人。他一看条屏，是货真价实的东阳木雕，不但如数买去，还订了四百多元钱的台灯、烟盒、花鸟小壁挂。我回到小组一说，大家都很高兴，立即分工，做了三个月，按期交了货，赚了一笔钱，留足家底，每个组员分到十一元。

不久，上海外贸公司派员到东阳来组织木雕商品。这时，杜云松他们的楼店合作社，还在忙国家礼品的生产，就把业务介绍到我们巍山小组来了。他们所订，主要是雕制传统樟木箱、台灯和挂屏。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东阳木雕的第一批外贸品，由于制作精良，雕艺高超，图案典雅，很快就与香港的东阳木雕一样，走向了世界。

我们巍山木雕小组，由于接了外贸项目，生意就做大了。于是招收学徒，成员增到百来个。这样一来，小组就引起了县手工业联社的重视。他们前来巍山协商，要我们分一些业务给其他小组做。不久，又提出合并，我当了筹委会的副主任。但在商讨联社地点时，巍山方要设白坦村，楼店方要设下溪滩村。协商不下，合并不成，也埋下了我后来的不幸。

1958年，各行各业开始整风“反右”。我被开除出组了，理由是收徒弟。

我被开除后，就自个跑单帮，1959年进了杭州清泰街的解放家具厂。这是一个有十多个车间、五千多人的大厂。我在雕花车间，生产东阳木雕装饰家具，产品畅销国内外，经济效益很好。所以，也就有了木雕车间独立成厂的计划。正在雄心勃勃的时候，我又倒霉了。

杭州解放家具厂的领导，本因木雕车间火红、计划单独成厂心里不快，恰好接到举报我的信，就把我这个临时工解雇了。木雕车间的职工不知为什么，很有意见，领导就交了一个底，讲马彩华的老婆是地主的女儿（其实是中农），他本人是三青团员（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说我们解雇他是轻的，不然还要去坐牢呢！

离开了解放家具厂，我得到了马凤棠的照顾，就到杭州园林管理局做散活，为平湖秋月（哈同花园）做雕饰。这时，正好浙江省农业展览馆要布馆，需要木雕的鱼虾水产品、猪牛畜产品、鸡鸭禽蛋品，我与展馆谈妥后就承包了雕制任务。马上从东阳招来十多个雕花匠，日夜加班雕作，按时完成了任务。开馆的那一天，领导看了很满意，说每个展室都有你彩华之光彩。这次承包，我赚了五百元钱。这在当时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了。我心想，可能又要出事了。于是就叫老婆先把钱拿回家，用二百元在老家怀鲁买了二间屋。这件事，又使我后来成了黑包头。

1959年国庆节后，我回到怀鲁，办起了家庭木雕作坊，先后收徒十一人，如吴宁镇的李之江，吴良村的吴妙潭、吴秀法，王店的王利仁，怀鲁的俞美福、马彩陶，牛皮山的朱响华、朱新华、朱新民，岭下的俞仲仁等，还有我自己的五个儿女。我对徒弟既教手艺，又教做人，总对他们说：一个人，手艺、本事各一半。有手艺，只能度日；有本事，才能做老板发财。

但是好景不长，1964年的十一月初二日夜里，工商税务所的人来查账。我哪来账呢？他们就搜，翻箱倒柜才搜出两元钱。这样，没有过几天，我就挨批斗了，说偷税，要补交三千三百三十六元。其实真的没有钱，都吃到肚子里去了。那是国家困难时期，最大的事是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所以，我带徒弟出门去雕花，只要给吃饱饭，就不拿工钿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日工资一元半，带个徒工才三元一日。如果收工钿不管饭，全部工钿拿去买米还填不饱肚子，还不如让吃饱不收钱好。

查抄之后，家庭木雕作坊只好收摊了。为了生计，我就带着徒弟吴妙潭到白溪、西垣一带去雕花。过了两年，我为了争取合法从业，就以生产队的名义办起了怀鲁工艺木雕厂，有雕花匠、学徒七十余人。业务是为县木雕厂加工雕花板，加工费归生产队所有。雕花匠个人所得与社员一样记工分，每工补贴三角钱。到翌年七八月，这样的合法从艺也不行了，就在‘砸烂木雕厂’‘砸烂黑包头’的口号声中关闭了。我接到通知，进了办在长城岗养猪场的学习班，说我带徒弟是剥削，要退赔剥削来的钱，退赔好就从宽处理，就可以回家。这样，我家中闹钟、全身镜等值钱的东西被拿走了。

学习班之后，为了全家的生活，又带着徒弟到西垣、东溪一带去雕花了。先是给治保主任家雕制花床，师徒七天就做好了。主任很就兴，给工钿我不收，送火腿我也不收，说为的是交个朋友、做个名头。就这样打开了谋生的局面。后来大队刘会计新屋落成，我送礼（百斤大米）去喝喜酒。席中我流露出羡慕落成的新屋时，贺客就起哄了：这个说，你马师傅竖屋我送二个柱，那个说我送椽。原以为说笑，可这些朋友当真了。他们一凑，凑起独轮车二十三车树，送到了怀鲁。二十三车啊！长长一路，怀鲁轰动了。说马彩华这一下尾巴露出来了，他真有钱啊！把放在我门堂里的一大堆树，马上被通知没收了，还要我雇人扛木头，送到乡政府去。可村里人不肯了，说这是怀鲁人的东西，又召人去乡政府扛了回来，拿去造了大会堂。

朋友的好意帮了倒忙，我又进了学习班，罪名是破坏森林。新账、旧账一起算，说是开地下工厂、雇工剥削、谋取暴利，结果被宣判管制三年，没收房屋一间。名义上是三年，实际上戴上帽子就是无期徒刑，一管制便是十年。

十年中，我白天不敢雕花，就晚上躲在楼上雕，或为徒弟画图纸，做面相，就这样偷偷摸摸雕花，后来连凿花工具也被没收去。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开始审诉，1979年正式平反，判决无罪。在平反的会上，我忍不住站起来发言，说我带徒弟，戴了十年帽。今天摘帽了，我明天就要带徒弟了。

因为前几天邻县诸暨草塔南山乡梅山村，已经预付三百六十元定金，请我摘了帽子就去做师傅。我第二天就去了，为他们办起梅山村木雕厂，带徒弟三十余人。吃饭由徒弟家轮流，家家都招待得很好，不到半年人也胖起来了。一年后，我应邀到福建浦城木雕厂出任副厂长。这是个乡镇企业，只给3020立方米木料作启动资金。后来我上交三万六千元，承包了这个企业，从东阳招来雕花匠、漆匠近百人。厂里生产木雕家具，销往国内外，当年获得了好利润。

到了1983年，我又以年上交三千元的合约，被轿车从浦城接到江西宜丰县石化尖工艺厂，到厂后，我马上做样品，赶到广交会，与港商谈妥价值二十万元的意向。回到宜丰，说订单不能全部给石化尖。这样，我就把这个厂交给女婿朱飞洪经营了，自己又带着样品闯到广东去寻求合作伙伴了。

广东进出口公司很重视，由我陪同到东阳作了考查，在古建筑，木雕厂、小作坊上看到的雕刻品，无不精美，回广东后就开着轿车，带我到各县宣传东阳木雕，也帮我寻求合作伙伴。

我在广东，先后与高安县红木家具厂代销员罗伟雄合资办厂，与头头村乐雕工艺厂黄国盘合作。第二年，又以上交五千元之价，承包了广东南海县醒群工艺厂，遂交给大儿子马忠纲经营。我自己就带着二儿子马宪纲、小儿子马纲领去了德庆县，承包了知青工艺厂。这一年，我们为悦城龙母庙精雕了一尊龙母，开光之日几万人朝拜，门票每张二元。开雕龙母前，我曾许愿，若能赚到三万元钱，就做三日三夜戏，收入果然如愿，过年就在怀鲁开戏。

为了获得初办厂免税等诸多的优惠条件，我在知青工艺厂后，又办了德庆县木雕厂、沪光工艺厂。1987年我接到一个日本客户，就杀回老家，办起了怀鲁工艺木雕厂，从德庆召回二儿子协办。

过二年，我又与日本人泉修一合资办厂。到义乌办起了省批的‘泉马工艺品合作有限公司’。

我马彩华学艺在旧社会，从艺在新中国，自被开除出木雕小组后，就走了一条与合作化相反的路——家庭小作坊。风风雨雨雕花五十年，道路艰辛坎坷多磨难，酸甜苦辣全尝尽。但我心不死，传艺也不止。现在我的徒弟，几乎都在东阳或外省市开办了大的木雕工艺厂，当了老板、经理，我一个农民，也算是有眉目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从家庭小作坊走向社会，带着五个子女，在浙、闽、赣、粤、黑龙江东奔西闯，先后办过十余个木雕工艺厂，终于从动荡中稳定下来，将五个各具特色的木雕厂，先后交给子女独立经营，年产值均在百万至二三千万元间。”

市场经济年代

改革开放后，用工方式发生了变革，艺人成为自由职业者，业主和艺人双向选择，用工方式的改变决定了技艺传承方式的多样化，企业培训、政府培训、院校进修和师徒传授等多种培养方式并存。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还有少量外地青年和院校毕业生拜师学艺，但开始流行已经出师的中、轻年艺人拜师到工艺美术大师门下的新的师徒关系，许多已经崭露头角的年轻艺人，或为提升技艺，或为抱团发展，拜大师为师，不再是以前那种从零开始学艺的学徒。特别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少的七八个，多的几十个徒弟。如陆光正，到2019年底已经收徒弟25个，其中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12人。师父接到大项目，召集徒弟组成设计和制作团队。2012年6月24日，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为张向荣举行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东阳木雕传统拜师仪式。在嘉宾和见证师的见证下，举荐师宣读拜师帖，张向荣夫妇向师父陆光正夫妇敬呈拜帖，行三叩首跪拜礼。师父持戒尺徒弟单腿跪地接受“戒尺加身”：一戒尺敲头，二戒尺敲肩，三戒尺敲身。言明师父对徒弟的殷殷希望。拜师礼成，师徒俩互赠礼品。徒弟赠礼为“六礼修行”：肉干（金华火腿）、芹菜、莲子、红枣、桂圆、红豆。寓意感谢师恩、业精于勤、富贵圆满、鸿运高照。师父回赠雕刻行业道具：曲尺、墨斗、文公尺、铁锤、石凿，还有代表聪明勤奋的葱和芹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