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木雕技艺的文化渊源可追溯到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作为一个艺术流派则始于唐宋时期。民国时期，冯高楼冯宿（767—837年）建于公元790年和玉玺院舒元舆（791—835年）建于公元820年的祖坟先后被人盗挖，均有随葬圆雕木俑出土。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敦煌千佛洞发现唐代的《金刚经》，最后一页刻有，“王作唐咸通九年（868年）四月二十五日为二亲建造”字样，王作，东阳湖仓人。

瑞溪《厉氏家谱》载有唐会昌二年（842年）检察御史郑路撰《厉刺史改法华寺碑记》，至德二年（757年）厉文才孙子厉乾耀捐厉文才住宅改造为法华寺，“长梁巨栋，凌空而构架，飞禽走兽，雕姿而刻餙（饰）”。清康熙《东阳县志》载，唐乾符年间（874—879年）冯家楼冯宿、冯定府第“高楼画栏照耀入目，其下步廊几半里”。木雕至迟在唐代已经应用于建筑雕饰。

1963年4月23日，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开工建造的南寺塔倒塌，出土一尊五代木雕阿难罗汉像（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东阳市博物馆，图1.1阿难罗汉像）和一尊残损的观音菩萨像，以及云纹雕饰如意头大木柜。罗汉像三棱形，左侧棱线上有两个用于系绳的小孔，据其造型和两个磨损明显的小孔推断，与罗汉像配套的还应该有释迦佛像和摩诃迦叶像，组合成“一佛二弟子”。这是东阳木雕现存最早的实物。

图1.1　阿难罗汉像

自唐至宋，东阳木雕较多地应用于佛像雕刻。由于佛教兴盛，寺庵的佛像、供桌之类等宗教用品促进了东阳木雕艺术的发展。

唐代，东阳木雕具雏形，到宋代有了长足的进步。(www.daowen.com)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乡绅胡嘉猷献地，在文庙大成殿之东隅建“辉映楼”。绍定三年（1230年）重建。元代陈樵（1278—1365年）《辉映楼赋》：“琢桂为户，文锦楹兮。名翚引翼，翠螭腾兮……抽琴命操，朱丝鸣兮。剑光落袂，香兰缨兮。”“琢桂为户”，即指行木雕装饰。

宋代，木雕艺人将雕刻技艺应用于雕版刻书和印染模板领域，形成了人数众多的雕版艺人群体，叶德辉《书林清话》载有“婺州东阳湖仓王宅桂堂……三十二家”。其木刻印行的宋版《三苏文粹》，即为湖仓“王氏所镌印。杭州九峰旧庐主人王绥珊，曾收藏过这部版本，视为珍品”。1960年北京文物局出版的《中国版刻图录》影印南宋葛洪著《蟠室老人文集》宋刻版残存十卷，其中十四、十五卷辗转为南京图书馆收藏。

南宋，金华人唐仲友（1135—1216年）出任台州太守，曾利用雕版印刷在家乡开过彩帛铺。据《朱文公集》载，仲友到任以来“关集工匠”“乘势雕造花板，印染班缬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唐仲友在台州任上雇佣四位木雕匠人用公使库的钱雕刻印刷包括《荀子》在内的“四子”606部。此书雕刻十分精细，为世人所重，视为珍版，人称“宋椠上驷”。除三分之一左右赠送上司和朋友之外，余下“悉数发归婺州本家书坊货卖”。雕刻《荀子》的其中一位艺人叫蒋辉，义乌人，因私刻“会子”（南宋时发行的纸币）发配台州，唐仲友取面值一贯的会子票样，通过一个叫金婆婆的送入牢房，让蒋辉在梨木板上照样雕刻，先后印出二千六百余张会子，以假乱真。最终被朱熹所揭发，案子闹得很大。这从侧面佐证了木雕匠人的技艺水准。

元代，元曲新兴，诸多优秀作品刊印出版，其中有不少木刻插画。东阳木雕艺人从事这项工作的很多，不少元曲的珍贵版本就出自他们之手。雕版阴刻技艺的成熟，推动了平面浮雕技艺的形成发展。

建筑装饰，至今残存的元代蔡宅小祠堂的牛腿、雀替均有云头纹、卷草纹、灵芝纹雕饰。

1961年5月下旬，省文化厅组织了由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院）院长陈陇为组长的“东阳木雕历史调查小组”，考察了东阳、杭州、萧山、嵊州、义乌等地52处古建筑，9月写出的《东阳木雕历史调查研究参考资料》，文载：“从这次调查到的资料看，已发现明代建筑上的木雕有十余处，从那时木雕装饰应用在建筑上的普遍、完整，处理上的熟练程度，以及木雕本身艺术上的成就，足以证明在明代以前东阳木雕已经有高度的基础和发展。而这些基础和发展是需要长时期的累积经验和创造性的劳动才能获得的。因此我们认为有人说过东阳木雕在宋代已经相当发达，这是完全可能的，而它的发轫萌芽时期，应该还在更早的年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