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对于西安抗战遗址开发利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转变态度，重视对其的保护工作，坚持把复原原址原貌放在第一位，开展文物修复工作。对于已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的单位，现仍由非文物部门管理、使用的历史遗迹，如西京招待所、西安事变指挥部、新城黄楼、高桂滋公馆等，应尽快采取措施，划归文物部门管理，避免这些历史遗存年久失修，受到严重的破坏。

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协作，合理分工，贯彻文物保护方针，以点为主，点面结合，提出采用保存、修复、整治、控制和重建的保护方法，共同促进西安抗战遗址得到合理的保护。政府还应该与高校通力合作，加强对抗战遗址的普查和学术研究，不仅要着眼于遗址的历史沿革，还要关注遗址周边文化、社会、城市建设、环境等各方面信息，建设遗址相关数据库，为日后遗址建设开发提供支持，也为遗址融入社区和城市建设提供思路。

2.转变经营理念，调整经营策略

在保护为主的基础上，各抗战遗址的主管单位要改变经营观念，抓住国家改善红色旅游景区的契机，加大对遗址景区的投资力度，制定发展目标，确立调整计划，争取政府支持和自筹经费相结合，改善本馆基础设施、陈列水平和安全条件差的局面。修建专门的陈列展厅，使展览与旧址分开，杜绝陈列和旧址争空间的现象，将这些遗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给以充分的反映，从而扩大观众数量，真正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重要作用。

另外也可以针对本馆的特点，通过传媒、举办知识竞赛、网络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扩大本馆的知名度，吸引公众来参观，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同时，还要争取政策支持，补贴由此增加的管理费用。

3.采用以体验式旅游为中心的开发模式

1998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在《体验经济》一书中指出人类正迈向体验经济时代，追求体验是当今和未来社会新的消费特征。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者，“不能仅仅以旁观者的身份去阅读红色文化的行迹，而更应该以参加者的角色去把握完成对红色精神内涵的深度体会”^[10]。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入地挖掘红色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而不同地融入地域文化，以旅游者为中心，从娱乐、教育和审美体验入手多方位整合旅游体验元素，在旅游过程中为游客创造‘重回革命年代’的难忘经历，即以游客体验为中心来选择利用资源、开发旅游项目”。^[11]据此，笔者拟定了以下几条路线：

其一，“历史在这里转折”路线。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实现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关键一步，对抗战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张学良公馆、西安事变指挥部、新城黄楼、止园、高桂滋公馆、西京招待所、五间厅、兵谏亭等8处，保护状态较好，是体验爱国教育的最佳地方。西安要充分重视这一主题，设计从张学良公馆旧址—高桂滋公馆—止园—杨虎城新城公馆—新城黄楼—西京招待所—五间厅—兵谏亭的参观路线，从碑林区开始，经过莲湖区、新城区，在临潼区结束。借助导游讲解，文献资料、雕像、建筑、历史文物、照片等实物的展示，VR技术、电影、话剧等手段，让游客走近历史，体验历史，认知历史。

其二，“古城抗战游”路线。由于临潼区与西安市距离较远，所以还可以选择“古城抗战游”，集中参观位于城墙以内的抗战遗址，这样既节省时间，又可以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里放慢脚步，细细品味每一个抗战遗址背后的故事。我们以杨虎城止园别墅为起点，向东探访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参观新城黄楼、西安事变指挥部、西京招待所，而后向南来到高桂滋公馆和张学良公馆，完成此次古城之旅。这样以“慢品味”为中心，抛开了以往那种只重视速度的快餐文化，使游客可以慢慢品味抗战文化，更深层次地了解西安抗战遗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其三，“西行漫记游”。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为桥梁，与延安合作，建立“西—延”红色旅游道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是连接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的桥梁，抗战期间，西安“八办”组织广大国民党统治区爱国青年以及国际援华友人奔赴延安，走向抗日前线，有2万多人经此进出延安，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堡垒，见证了国共合作的历史。延安在抗战时期是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遗址众多，资源丰富，且距离西安较近，一直以来都是全国红色旅游的热点。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八办”的桥梁作用，从国民党统治区到陕甘宁边区，连接西安和延安，体验不同的抗战遗址风格，加深对国共合作的认识，同时借助延安地区的红色资源优势，增强西安抗战遗址的影响力。

西安拥有丰富而宝贵的抗战遗址资源，只要全面保护，合理开发，科学利用，把抗战遗产这份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与西安和陕西特有的文化旅游资源紧密结合起来，使两者协调互补，那么不仅西安的抗战遗址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其旅游资源也将更加富有强健的发展动力。

【注释】
(www.daowen.com)

[1]本文系2017年度西安市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西安抗战遗址遗迹保护与利用研究”（项目编号：17L58）、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近代工业遗址保护与开发”（项目编号：2015H006）和陕西省教育厅2010年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近代建筑师群体与中国建筑现代转型”（项目编号：2010JK300）的阶段性成果。承蒙各位评审专家提出修正意见，谨致谢忱！

[2]参见李建平：《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图说》，江苏大学出版社2015年年，第168-236页。

[3]参见冯开文：《重庆抗战遗址概况》，载《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王戎：《重庆市抗战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载《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杜春兰、李燕：《重庆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研究》，载《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陈静：《重庆抗战遗址景观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黄晓东等：《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研究》，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章开沅主编：《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4]如文丰义：《桂林抗战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利用》，载《文化与传播》2014年第3期；王玲：《无锡地区抗战遗址保护与利用刍议》，江苏省博物馆学会2014年度研讨会论文集；李青：《松山抗战遗址的旅游开发模式研究》，载《商》2015年第5期；文道贵、赵美蓉、邓军：《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载《实习与实践》2016年第3期；王冰：《哈尔滨市抗战遗址保护对策研究》，载《黑龙江史志》2016年第7期；艾晶：《增城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利用》，载《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年第1期。

[5]李建平：《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图说》，江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王建平、陶志红：《陕西省抗战遗址调查报告》，载《抗战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第314-333页。

[7]陈鑫：《大华·1935文化商业区景观设计研究与实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8]指张学良公馆旧址、杨虎城公馆（止园）、五间厅、兵谏亭、西京招待所、杨虎城新城公馆（西安事变指挥部）、新城黄楼、高桂滋公馆八个遗址。

[9]石八民：《近现代遗址性纪念馆的现状及出路》，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11月，第216-219页。

[10]陈志永、李育：《我国红色旅游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载《学术探索》2005年第10期，第50页。

[11]刘辛田、盛世发：《红色旅游体验导向性开发模式探讨》，载《特区经济》2010年第6期，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