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希望中共能够及时把工作重心调整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讲话指出：“此时需要在党的政策上，党的策略上，从这一发展方向作出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一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的实施是符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总路线的，是适应中国革命的发展的。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苏维埃化的问题，而是保卫中国人民使之免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的问题”，因此，“党应该转到不是为争取中国苏维埃化而斗争的立场上，而是为争取民主化，争取在民主基础上团结中国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侵略而斗争的立场上”。^[1]1939年5月21日，季米特洛夫电告中共中央，建议“党应该把全部火力集中于反对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内外和军队中的投降派”，同时“不应该给人提供破坏民族战线的口实，而要不顾一切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巩固民族路线”。^[2]

共产国际希望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时，能够主动向国民党当局做出一些让步。1939年7月5日，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小组在分析国民党当局的动态后提出：“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解放战争阶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改革，意味着从专政时期向宪政时期的过渡。”其实，中国小组以上对国民党当局性质的分析结论并不客观。基于这个错误论断，中国小组建议：“既然国民党专政是存在的事实，那么在六中全会上否定这个事实，就未必有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的加强。”在统一战线的性质或领导权问题上，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意见出现分歧。中国小组认为“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是建立在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领导作用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小组希望中共“在抗日斗争中的任务，是要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组织力量进行抗战，并让蒋介石能够感觉到，我们的力量还是很坚强的，还能继续进行战争”。中国小组建议中共应该充分认识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要求抗日，因此希望巩固国共合作”，以及“在抗战过程中开始有新的进步分子和真正的爱国者加入国民党的队伍中来”这些有利于统一战线的积极因素，但是同时又希望中共“应该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在某些地方作出一些让步”，并要求中共承认“国民党是民族统一战线中最大的政党，它拥有大量军队、拥有政权”这一客观事实。显然，共产国际是把国民党当局看作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客观上剥夺了中共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权利。在陕甘宁边区的存留问题上，共产国际持含蓄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原则上不能取消边区，但如果国民党还在进步，那我也不反对取消边区”，甚至掩耳盗铃般地判断驻扎在边区周边的国民党军队并“不是用来对付边区的”，“这些军队所追求的目的，主要是补充兵员和休整”，以及“保护运输线，不让马氏将军们反对国民政府”和“从苏联顺利获得武器装备”。总之，目的不过是“保持西北的秩序”。相反，共产国际对中共提出许多苛刻的限制性要求，希望中共限制在国统区的活动“要使我们的工作符合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和中华民国的法律。如果已经存在国民党组织或由国民党建立的群众组织，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与其并列地建立自己的组织，而要到现有的组织中去做工作”。共产国际甚至希望中共放弃对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既然国民党现在继续抗日，那么，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的军队中进行地下活动”。^[3]

由于对国民党当局的性质判断有误，因此共产国际把国民党当局的单方面反应和意见作为评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量标准，并强加于中共。1939年7月8日，共产国际中国小组认为：“国民党的活动家不信任中国共产党，怕中国共产党影响加强，因此也怕在军队中和在老百姓中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工作。”中国小组指责中共夸大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我们的报刊过分地鼓吹中共在发展和扩大群众组织方面的成绩，鼓吹发展游击运动的成绩，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政府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于是造成了这种虚假的印象：中国共产党在实施国民党政策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中国小组严厉批评中共，认为中央的这一做法，是在“突出中共的力量中共的影响，加强为扩大共产党在群众组织中的影响和为争取在国民政府影响之下地区群众组织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在我看来，都不符合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不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www.daowen.com)

其实，共产国际最深层次的担忧还是来自于担心国民党当局退出抗战而无法实现对日本的牵制，从而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国家安全。因此，共产国际希望中共做出较大的甚至原则性的让步，以维持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为此，中国小组希望中共能够意识到，“国民党和蒋介石应该执行一种有助于中国和国民政府获得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援助的政策。如果蒋介石完全站到支持共产党的立场上，他就不可能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共产党在政府中和在国民党中地位的加强，不仅不能加强抗战的力量，而相反，会削弱抗战力量”，因为“不仅英美等国的资本家最怕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地主和将军们，都是准备参加和将参加抗战到底的。但如果他们面临抉择，是要共产党人还是要日本人，那么很多人将会动摇。很多人会选择日本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选择共产党人的都只能是他们中的少数人”。可见，在共产国际看来，决定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前途的，不是中共自身的主观努力，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甚至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当局的意志。因此，中国小组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蒋介石创造一切的条件，使蒋介石相信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国小组片面认定统一战线的稳定与否取决于国民党当局的态度，为此甚至指责中共：“蒋介石不相信我们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原因还隐藏在1925—1927年革命的历史中，隐藏在中共与国民党后来十年斗争的历史中，隐藏在压制我们干部和国民党的一种惯性作用中，隐藏在由于这种惯性和双方的成见现在所犯的一些错误中。”为此，中国小组否定陕甘宁边区存在的价值，指摘“这个地区的存在违背了中国的法律”。中国小组的态度十分明确：“如果边区在当前确实只会制造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不是在加强，而是削弱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那么，当然就应该取消它，即使它的存在不违背中国的法律。”^[4]共产国际中国小组的上述建议表明，共产国际明显是以国民党当局作为统一战线的绝对主导性的领导力量，忽视中共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掺杂着苏联自侦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这一倾向在1939年8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莫尔德维诺夫代表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小组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暴露得更加露骨。他指责中共：“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开展了群众运动，犯了一系列宗派主义的错误，试图垄断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并将自己的群众组织同国民党对立起来。”^[5]他希望中共“应该根据对中国内外形势的评估，坚决改进自己的工作，消除与国民党的摩擦和冲突的进一步发展”，为此中共“应该把在它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与国民党的群众组织合并在一起”。^[6]

甚至在国民党当局发起反共摩擦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仍然建议中共尽量通过妥协以换取与国民党的联合。1940年11月23日，季米特洛夫致函毛泽东，提出：“你们无论如何不能首先对围剿军发起攻势，不能给蒋介石以口实，在人们面前把你们说成是抗战的破坏者，并利用你们的行动来为他想同日本人缔结妥协性和约的企图作辩解。”当然，他所建议的妥协并非毫无原则的让步，因为他进而提出：“如果蒋介石还是对人民军队采取进攻行动，那就要全力打击来犯敌军。”^[7]1941年2月4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不应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