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文化》对于苏联及其领袖的公开宣传，在抗战期间的国统区杂志中独树一帜，每逢列宁祭日、斯大林寿辰、苏联十月革命周年纪念、苏联红军节等重大节日，《中苏文化》都要出纪念特刊，发表列宁、斯大林的文章，并对马列主义进行论述，正如《中苏文化》主编侯外庐所说，“（在国统区）既能公开发表共产党领袖的文章，又较为系统地宣传列宁主义，除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而外，可以说只有《中苏文化》刊物具备这种可能性。”^[13]国共两党最根本的分歧来源于意识形态方面，《中苏文化》为加强对苏宣传而刻意淡化意识形态，也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扫清了最大障碍。

由于将《中苏文化》视为共同的对苏窗口，国共双方在维护苏联形象方面配合相当默契。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引起世界舆论哗然，被美国史学家休斯称为“本世纪最大的外交炸弹”^[14]。苏德条约的签订也对国共双方造成了极大冲击，8月27日，孙科访问莫斯科时就表示，国民政府非常担心苏德关系的变化会引起苏日关系的连锁反应。周恩来也认为：“由于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资本主义各国党处境很不利，思想也很混乱。”^[15]这种负面影响显然也会波及中国共产党。

为了坚定全国民众的抗日信心，蒋介石在8月27日致各省军政长官电文中称：“苏德此举，已使暴敌依违失据，在精神上受到莫大之打击，其所标榜之反共国策已粉碎而无余……此实于我抗战全局最为有利之一点。”^[16]《中苏文化》密切配合了这一舆论导向，在11月7日出版的《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纪念特刊》中，浓墨重彩地刊登了孙科、冯玉祥、邵力子、陈立夫、李济深、陈诚、梁寒操、张群、吕超、曾扩情、吴鼎昌、周钟岳、张发奎、朱德、李汉魂、吴玉章、张冲、张西曼、毛泽东、侯外庐、黄松龄、沈志远、邹韬奋、赵克昂、钱俊瑞、潘梓年、白桃、韩幽桐、张友渔、郑伯奇、翦伯赞、许涤新、向林冰、安娥、罗荪、戈宝权等国共党政军要人，及各方文化要人的贺词和文章，如此众多的国共两党要人出现在同一杂志，针对同一事件彼此唱和，在整个抗战中仅此一见。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的《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毛泽东在国统区公开发表的唯一文章。面对苏德条约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引起的担忧，毛泽东断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中国人民，对于这个协定表示欢迎，是很正确的。”^[17]后来，孙科也就苏德条约为苏联辩护：“苏联觉得同英法谋和平，已不可能，自己要受德国的威胁，在德国方面觉得受英法的威胁，同时生怕英法同苏联联合以后，更受苏联的威胁，苏联德国彼此都认为威胁之来源一样，于是由互相谅解进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www.daowen.com)

苏联是国共合作的促成者，也是国共摩擦的调停人，对于第二次国共的形成和维系至关重要。国共双方在《中苏文化》的一系列举动无疑昭示公众，同时也对苏联表明态度，国共双方在苏问题上的团结与合作，只要苏联的旗帜不倒，国共双方就仍然存在合作的可能。